錢鋼:​唐山大地震的親歷與記錄

唐山大地震的親歷與記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唐山大地震親歷和記錄》，這件事情跟《唐山大地震》那個電影是沒有關係的，那電影既不是親歷也不是記錄。

這是（197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報。你們可以看一下。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還是第一時間發布的，不能說沒有發布消息，地震的消息是發布了。只不過地震消息的標題是怎麼起的呢……

我在編輯部時就想去救災，所以你們看，每個人都是複雜的，我在那個時候有一個本能要去參加救災，跟你們今天很多的想法是一樣的。我在兩天之後出現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一架架的三叉戟飛機起飛，但是飛機場沒有什麼人，滿飛機裝的是裝屍體的袋子，一飛機一飛機的屍體袋運往唐山。

我就要求跟著屍體袋飛到唐山去，被嚴厲喝止不可以。機場不讓我上飛機的人就說，唐山完全打不通電話。那時候沒有手機之類的，災區一片混亂，聽說還有瘟疫，你下去要找不到人很危險的，你只能跟大隊伍去，不能自個兒去。所以我就放棄了，轉到跟隨上海醫療隊的防疫隊去了唐山，我先坐火車，再坐汽車，從北京進了唐山，大概進唐山的時候，已經到了11天之後。

這是我當年看到的一些情況，你們去過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甚至有的朋友去過海地、智利、印尼，很多場面看的是相似的。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慰問唐山災區

當時部隊徒手衝入唐山，沒有帶任何東西，這些就是跟汶川很像。我到唐山的時候，搶奪生命的進程還沒有完全結束，我到唐山還有活著的人被救出來，最長的有13天的。你看當年的屍體，我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你們不只一位去過震區。可能你們留意，汶川地震是8級，唐山地震是7.8級，當然汶川地震的震級強得多，汶川地震六度以上的區域和唐山地震6度以上的區域做對比的話，汶川的6度以上區域是唐山同樣地區的4倍。

汶川地區死亡人數到目前為止能夠推算出來的是85000人左右，死亡的確切人數加失蹤人數，唐山地震卻死了24萬多人。昨天晚上朋友問我會不會更多，我說會更多，可能超過30萬，因為16萬重傷裡面還有陸續死去的人。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數是汶川地震的3倍，這就是我今年（2010年）寫的一篇文章所強調的，不要忘記中國的「胡煥庸線」。

所謂胡煥庸線，是指從中國的黑河劃一條線劃到雲南的騰衝縣，這條線分開了中國人口密度的密、疏兩大部分。在這條斜線的東邊集聚了中國的絕大多數人。胡煥庸這位地理學家1935年提出的時候，那時候96%的中國人在線東邊，4%的人住在線西邊。到2000年，是94%的人住在線東邊，6%的人住在線西邊。汶川就在這條線上，正好在這條線上。也就是說，汶川地震發生在中國的人口密疏分界線上，其實，如果你們去過汶川、茂縣、理縣這些地方，人口都稀少、不多。汶川有16萬人。換而言之，這個地震如果往東邊挪幾十公裡就不一樣了。

唐山是一個工業城市，百萬人口工業城市，地震發生在城市的正下方，叫直下型地震。震源又不深只有16公裡，這樣的地震瞬間發生導致唐山大量死亡。所以我們當年進入唐山的時候，看到的情況相當慘烈，我想這個慘烈是高度集中的慘烈，就是這個城市高度集中。進入這個城市的時候，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暈得厲害。就是陳婉瑩教授寫的感受到颱風的死亡氣息，就是屍體的死亡氣息，滿城的死亡氣息。

這是當年我們見到的這些情景。我從上海走之前，很多人給我送來小紙條，要我去尋找他們的親朋好友或者是一些親屬。我的母親打電話到上海要我去找從前我們家的鄰居一個蔣叔叔，要我去找他，不知他們家的人是死是活。我帶了一大疊紙條，都有門牌號。可是到了唐山摸進城去找的時候，發現絕無可能，沒有街道，街道完全是廢墟，根本沒有街道、也分不清門牌。我到處去找蔣叔叔，他是唐山市的民政局長。非常湊巧，到了唐山的第二天，我就在醫療隊的病房見到了他，聽到他很熟悉的聲音，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小時候熟悉的叔叔。   

他很吃驚，因為我好像從天而降，從小孩變成一個大人，他吃驚，表情極其複雜，全部在瞬間爆發出來。他當時穿了一個破爛的汗背心，我做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把我的軍裝一下脫下來，給他穿到身上去。他一個民政局長穿了我戴了兩片紅領章的軍裝到處跑了很多天。我從上海走的時候帶了一些急用的東西，預防飢餓，我帶了一罐子椰子糖，據說兩顆椰子糖可以當一頓飯。我把一罐椰子糖（我救命的飯）都給了他。

這就是我跟當時很多人有不同的機緣，因為這位蔣叔叔，所以我到了唐山以後就留了下來。當時他們家四口人（夫妻加兩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兒子），沒有一個人死亡，算是不幸中之的萬幸。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兒女送上浙江醫療隊的火車，送到杭州我家去，然後我就住他們家，好像他們的孩子一樣，經歷了災後所有災民的生活。比如說那個時候要上街去領水、衣服、食品，我說這個領實在是很文雅，不是領是搶，真搶，當然不是搶劫，搶劫發生在別的地方。我們是去爭搶，爭糧食、衣服、水，水是從北京用消防車運來的。

唐山的火車站倒成一片廢墟。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參加護送唐山孤兒。蔣叔叔是民政局長，唐山有數千個孤兒放在唐山非常危險，沒有父母，我參加護送這些人到石家莊去。今天我們叫孤兒院，當年有一個革命的名稱，叫做育紅學校。現在我們從唐山開車到北京、石家莊幾個小時就到了，當年開一整天，開到北京大半天，我在車站送了一大批孩子，我作為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參加護送。

大地震後的孤兒露天學習

有人問我，錢老師，當年你在唐山救災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我說還是送孤兒。為什麼呢，你很難想像，天蒙蒙亮，我們到車站前面，看到一片藍顏色，這些小孩都穿著嶄新的藍衣服，很多的農村孩子，藍衣服上別著或縫著一個白布條，寫著他的村、名字，這個布條有的縫得不結實，會隨時掉。

如果掉了，這個孩子不會說話，不會講自己是誰，就失去了他個人的身份信息。一大批小孩在那兒，小哥哥帶著小妹妹，小姐姐帶著小弟弟。有的小孩兩個手，左一個手錶，右一個手錶，父母親的財產被好心人挖了出來。有個小孩守著一個縫紉機頭，那個年代家裡邊最值錢的三大件，手錶、自行車、縫紉機。他們悲悲切切在哭？不，他們在笑。這些小孩很高興，有的孩子不要說火車，連汽車都沒有坐過，這回不但坐了汽車來到了火車站，還要坐火車經過北京。

那個年代時興送一件禮物，搪瓷的杯子。你們看到家裡面有搪瓷寫的字，這小孩拿著搪瓷杯給我講，叔叔你看，我有一個新杯子，是一等品。後面寫著一等品幾個字，那個小孩拿出一個卷了又卷的錢跟我說，叔叔，我有一塊錢。不知道什麼人給他的，小孩是這樣子的，我們的任務這一整天送上了火車要哄他們、逗他們、騙他們，絕不能讓一個孩子哭起來，一個孩子哭起來全部人都會哭。孩子們那個時候的歡樂是假的，他們是經歷了大災難。我從唐山上車一路哄著他們，哄到北京、石家莊，已經到了晚上。石家莊的車站上面，鑼鼓齊鳴，歡迎這些孩子。

蔣叔叔跟我講，我們帶孩子的人這個時候不要跟孩子再見，趁著亂扭頭就走。他們很懂人情世故的，一天下來孩子們跟我們其實有一個很複雜的關係。好幾個孩子在我身邊是不離開我的。他們雖然沒有哭、沒有鬧，這些孩子真好，他們其實把你當做他唯一的親人了，所以我在最後，下火車之前也是咬了咬牙，趁著混亂低著頭就跑。然後石家莊的人吹著號、打著鼓一下接上汽車就送走了，另外一波人被送到了邢臺去。

更心酸的事情，就是第二天我們還要去看一看他們，到邢臺的育紅院，不能進去，在門口隔著窗往裡面看，裡面是炕（北方燒火的炕），炕上有幾個小孩在那裡打鬧，結果有一個小孩眼很尖，看到窗戶外頭有人，竟然把我給認出來了，又哭又叫，跳下來在後面追我，這時候我們只好低頭逃跑。那次我記憶很深，很難過。

我給你們看上面一張照片，這是新華社的一個記者在火車上拍的，這個照片真實嗎？虛假嗎？我告訴你們既不真實也不虛假，說不真實是因為這個照片是擺拍的，每個孩子發了一個蘋果，孩子們在笑就拍下來，這個照片當年叫做「幸福的唐山孤兒」。

你說它虛假嗎，我又親眼看到這幫孩子在路上是沒有哭沒有鬧，跟著我一路唱歌、做遊戲、猜謎語。送走孤兒回到唐山以後，我向上海醫療隊做了一次內容報告，結果這些醫生、護士泣不成聲。我第一次感受到，不用宣傳，看到什麼說什麼，不帶宣傳色彩的如實報導是多麼打動人心。從前寫慣了宣傳文章，這種不像宣傳文章的講話是我第一次，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1976年，我不可能寫唐山

在1976年那個時候，我是絕對不可能寫出這樣一本書，連一個基本的框架都完全不可能有。我基本還是一個革命戰士，滿腦子的宣傳意識，我去唐山除了救災還有一個任務，給我的雜誌組稿、詩歌稿，我自己還寫了一首詩《烙餅的大娘》，在路邊看到一個大娘在烙餅，她的鏟子山西來的，她的鍋河北送的，她的面來自山東，她的什麼什麼，社會主義大家庭真是溫暖，還是這種思維。所以1976年是不可能寫《唐山大地震》的，只能到以後才能寫。

救治傷員的情景

我是1979年進入的新聞業，那個時候有一樣事情震動了我，《報告文學》刊載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他是在1978年2月份發表的，你知道這篇報告文學在報紙上登四大版，四個版才能登完，全國所有報紙都用四個版來登。裡邊還有深奧的數學公式，我們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徐遲說，各位讀者讀到這裡的公式如果你讀不懂可以跳過去，看下面的。

他寫知識分子的命運，這對新聞記者是多麼大的誘惑，我們可以寫這樣的東西。然後又來了《揚眉劍出鞘》，一個叫理由的作家，很有名。那個時候，徐遲、理由，女士裡面有黃宗英，非常有名。這就是一個獨有的現象，當報紙開始活躍的時候，又給套上了枷鎖。可是文學雜誌全受到了歡迎，一批作家發表了大批的報告文學，呼喚人道主義、披露歷史真相、揭露現實問題。

到了1984年，我正在讀大學，解放軍文藝社的編輯跟我來商量，那個時候我在軍報小露頭角，我和我的同伴江永紅先生合作的《藍軍司令》和《奔湧的潮頭》先後兩次獲得了全國獎，在1982年和1984年。

這個時候解放軍文藝就有一個特別大的創意，他們想給軍隊獲全國獎的人一個特殊的安排，讓他們用整本雜誌寫一篇文章。所以他們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寫一篇文章。當時另一位獲獎者叫李延國，他就寫了《中國農民大趨勢》，洋洋灑灑非常讓我動心。編輯就說，現在是1984年，再過兩年是198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了，咱們寫一個《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吧。我們的慣性是一個很根深蒂固的東西，已經到了這個年代了，我們的編輯一想啊，我們寫文章總得有一個歌頌的對象吧，我們寫唐山，目的是什麼，目的還是要歌頌新生，思想是有「解放」基礎的。

什麼叫「解放」呢，當時在唐山的重建中間，有一支建築隊來自邯鄲，叫邯鄲第二建築隊，採取了跟國內國有企業不同的管理方法，比如說計件工資、計時工資等等激勵辦法。這個邯鄲第二建築隊的方法被胡耀邦高度肯定了。胡耀邦說，推廣邯鄲的改革經驗。我們編輯就想，寫個報告，應該歌頌邯鄲的改革經驗。所以讓我寫個報告文學，寫唐山的重建過程中邯鄲第二建築公司的改革。這是蠻有趣的。

後來我就利用讀書的時間一次一次地回唐山，重新採訪。我想跟大家說，畢竟是已經當了五年記者，專業的新聞訓練受了不少，美國的新聞書也看了不少。當年的印象不足以讓我寫東西，我必須重新地回去進行核實，還要重新採訪，更大規模的採訪開始，一次一次地回到唐山。就很自然地想起一個疑問，為什麼要寫一個城市的毀滅和新生，為什麼不能寫一個城市的毀滅？在我看來好像這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當年是一個問題，可是我回來跟編輯一談，編輯跟我一拍即合，完全可以，就寫一個城市的毀滅。

後來就在1986年的三月份，《唐山大地震》第一次《解放軍文藝》用一本登了，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就是以災難為中心，以人為中心，以人的痛苦為中心。這樣寫在當年是新的，很快就引起了當時讀者的注意，引起注意就是因為告別了神話，裡面寫了一些真話。

包括當時的讀者都認為這個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數是從我這兒第一次公布出來的，其實新華社在早些年公布過，他們沒有看到。但是這本書的發行量大，都注意到了。這本書賣一塊三毛五，一小小的小書。

這個書上有大量關於大地震的證人、證言。比如說這個地震發生在凌晨，和汶川不同，汶川是下午2點28分，很多人在外面看到了，你要講汶川地震怎麼發生，很多人說得很細緻。唐山不同，3點52分48秒，什麼人見過唐山地震，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我在唐山撒開大網，找這些人不容易。不像今天我們可以網際網路找，當時騎著破自行車找遍唐山，最後找到十多個，留下九個人的證言。

最神奇的就是有一對老先生，他們的習慣是每天三點半起來打太極拳，他們剛到公園門口、剛拉開架式地震就來了。可是你聽他的講述就知道，那是別人怎麼也不可能想像的，那個老頭說，地震來的時候，他扭頭一看整個唐山都著火，一片通紅全燒起來了，這不是火，這是一種強烈的光。

有非常多的材料，比如說廢墟裡面堅持了3天、8天、13天被營救的人，我也訪問了多位。那個時候不知道口述歷史，事實上當年做的是口述歷史。這些材料是原生態的，非常真切。比如講在廢墟中間堅持了13天最後獲救的盧桂蘭媽媽，我到唐山正好趕到這位老媽媽被救。我們在汶川最長的記錄是100多個小時，唐山是有13天，還有15天的礦工，因為礦工有水喝，他的難度反而小於這個13天沒有水的人，沒有水、沒有糧食的老媽媽，她的13天是生命的一個極限。

我當時採訪她的時候，她譁譁說了很多，語無倫次，這是當年的記憶。什麼是真實的，那個語無倫次才是真實的，那個混亂的記憶才是真實的。你們想，一個人回憶在地底下的場面，最真實的是心理狀態，而不是真的看到什麼，看不到什麼東西。你們看一下，當年這個老媽媽怎麼跟我談的。

這個老媽媽講話很有趣的。她說，哎呀，我哪知道是地震咧！媽的，臭黃鼠狼，刺兒蝟蝟！「大成！大成！」我拼命地叫我那兒子。他和閨女在家裡也不知怎樣。我叫大成快來，把磚頭給我劈了，黃鼠狼刺兒蝟蝟把我給壓在裡面了。我渴壞了呀，我尋思閨女也該沒了。

醫院這麼好的房子都倒了，咱家的小屋還不早塌了？可憐我那老爺子，苦哇。十三歲就擺攤子修鞋，一輩子是個厚道人，他就死在我上面呀，我都沒來得及送個終。可憐我那兩個孩子。我那老閨女怕是活不成了，誰去救她呢？隔壁那娘們壞著呢，不用說不會去救，見著閨女屍首，還會去踹兩腳。

她恨我們呀，她不會去救。一提那娘們，我就氣，她就是欺負咱家，想佔我們房子，要攆我們出去，還說我養漢子。也說不上這是過了多少日子了，我就在生這娘們兒的氣。有一陣子，迷迷瞪瞪的，覺得她拿著鍬，從我頭頂上過去，我喊，她就是見死不救。我那個氣呀。我想，我非要出去，等著，會有人來救我的，我偏要爭這口氣……

她這是跟那娘們賭氣啊。所以各位你們知道，原生態是最有價值的，你記錄下來，連我事後想起來都忍不住笑，又感到可愛。這個老太太記憶發生了一系列的混亂，因為我採訪她，她把我當成親人。我在她家裡過年，她給我包餃子，以至於過了很多年，她被請到北京來做節目，說著說著就說錯了。問她當年誰救你的。她說，哎呀，我感謝啊，那個38軍的錢鋼把我給救了呀。因為，她對我太好了，我一個小記者採訪她，以至於變成了營救她的人。後來我請節目組把這段刪掉了，因為這不是真實的。

我不知道什麼是調查報告，但是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確實我在不懂什麼是調查報告的時候做了調查報告的事情，尋找真相、尋找證據、撥開迷霧，找到證人。當時做了一系列這樣的事情。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你們看在1974年空前絕後的國家級的預警曾經發生過，就是國務院的69號文件。這個文件強調在中國北部的七個省市、自治區動員防範可能發生的強烈地震。

1974年就有這樣一件事情，我今年看到一個披露的史料，披露了一部分宋慶齡史料，宋慶齡的一部分英文信被公開了，有一封信是這樣說的。她說，最近，黨中央號召我們防地震，北京肯定要發生強烈的地震，所以我不能回北京。那麼，一旦我出現問題，要是我死了的話，我這批英文書就送給親愛的某某同志、某某同志、某某同志。

這個69號文件，當時這個地區有多大，那麼大的一片地方，公開地號召政府和民眾防範地震，不是簡單的事情。1974年的9號文件兩次提到唐山這個名字。

遼寧省做了什麼防範措施，你們看照片，接到上級通知最近有地震，電影改在露天放映。這就是1974年底、1975年初的遼寧，結果遼寧這個地震還真的來了。

在1975年的年初就發生了海城大地震，這是我唐山大地震裡的一節，說中國災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開了，暮色蒼茫的遼南的大地上，四處迴響著「噹噹」的鐘聲，有線廣播一遍一遍發出嚴厲的警告，阻止快要凍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營口縣地震辦公室主任曹顯清，一個多次到邢臺學習「方法」、對地震預報充滿自信和熱情，被人稱為「曹地辦」的小老頭，仿佛在念咒似的，看著手錶喃喃自語：「小震平靜後，時間越長，震級越高。

從中午平靜到現在已經6個多小時了。7點震就是7級，8點震就是8級。」7點36分，7.3級地震發生了！說實話這是被老頭蒙上的。當時那個地震局跟省裡面報告說的有5級以上地震，可沒說是7到8級的地震。

中國的事情就是有那麼的奇特，海城地震，遼寧省當時的第一把手是毛遠新，毛遠新是個敢拍板的狠心人。預警是有代價的，在滴水成冰的日子把老百姓哄出房子，老百姓會凍死的。

毛遠新就下令趕出房子，解放軍開會離開禮堂，結果這天晚上老百姓離開了房子地震來了，這個地震如果不預警，死亡的人數會跟汶川差不多，這是人口很密集的地方。由於預警，死亡的數不過一兩千人。所以，當年整個中國，包括世界對當時地震預報充滿了一種極高的評價。

但是後來唐山就失敗了，最後沒有能夠在臨震發出預報，功虧一簣，唐山是非常可惜。但是這個故事極其曲折，而且這個故事一直延續到汶川，為什麼呢？同一批人，他們人還活著，汶川地震前幾年幾次發出中期預報的就是唐山地震這些人，所以這個故事沒有完。

 

作者近照及簡介：

錢鋼，男，1953年出生，浙江省杭州人，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69年應徵入伍，歷任戰士、排長、幹事，《解放軍報》記者和處長，《地震報》幹部。全國記者協會理事，作家。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
1976年8月，23歲以救災隊員身份來到唐山，整日奔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8年後，又以記者和作家雙重身份，重新奔走在剛剛復甦的唐山大地上，寫出了影響深遠的報告文學作品《唐山大地震》，獲1986年全國十大暢銷書獎、1987年金鑰匙獎。代表作《藍軍司令》。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