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趙妍 發自上海
不少人說她因馮小剛電影《唐山大地震》一夜走紅。「這讓我聽起來像個暴發戶。」
就像她自己回應這種說法那樣，作為一個獨立、具有個人特色的小說家，張翎早已在電影界出現。從《望月》、《彼岸》，到《郵購新娘》，再到最近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金山》，張翎的每一部小說幾乎都是中國現代史的別樣演繹。有評論者認為張翎小說的分量首先在「歷史的厚重」，其次是「地域的擴展」。
「最近採訪太密集了。」張翎回復時代周報記者時這句話出現了兩次。因馮小剛電影《唐山大地震》而引發的對原著者的關注，張翎的忙碌可想而知。「可是我還是把你插隊進來，快快完成了。」這或許多少是因為2009年8月時代周報就《金山》對張翎做的專訪。身在加拿大，張翎接受採訪的方式是做一道道的「問答題」。
「地震電影很轟動，7月28日周年紀念日當天，溫州的一家影院給我家人親友專場免費放映了一場大地震電影—很感動呢。」對這個轟動全國、票房節節攀升的電影，故事的「生母」張翎的態度一直是「欣賞」。
與電影《唐山大地震》的「感動」不同，原著《餘震》裡更多的是殘酷的現實以及苦難背後的反思。對張翎本人的寫作來說，「小說不是為悅人耳目而寫。」
一如既往的「大歷史、小人物」
2006年7月末，一場大雨將飛往多倫多的班機困在了北京機場，卻讓張翎邂逅了「唐山大地震」—機場書店裡一本灰色封皮的《唐山大地震親歷記》讓她猛然想起，那天是三十周年紀念日。「我雖然沒有經歷地震，也不是唐山人，但對災難之後人們經受的疼痛非常關切。」回憶當初，張翎覺得是冥冥中一隻手將她推了過去。
「寫作的過程非常快，因為我感覺疼痛在咬著我的腳後跟追趕我，使我無處逃遁。但是搜集材料的階段是煩瑣而耗時的。」注重歷史的張翎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搜集了在國內和國外可以搜集到的幾乎所有關於那場地震的資料，並多次與在多倫多的地震親歷者交談。「由於那個年代宣傳機器的層層封鎖，唐山大地震幾乎完全沒有留下人的照片。所有關於那個年代的圖像記錄都是倒塌的建築物。」
在人物缺失的場景裡構寫人物，對作家來說是個挑戰。張翎的目光，最終聚集到了一群「地震孤兒」的孩子身上。「堅強啊，堅強。」那群坐在開往石家莊育紅學校的孩子被一遍遍勸導，他們後來被一些簡單的句子概括為「……成為某某企業的技術骨幹」；「……以優異成績考入某某大學」。
「我偏偏不肯接受這樣膚淺的安慰，我固執地認為一定還有一些東西，一些關於地震之後的後來，在歲月和人們善良的願望中被過濾了。」於是便有了《餘震》—它是一個關於「苦難可以把人徹底打翻在地，永無可能重新站立」的故事。
《餘震》裡的方小燈，內心有一扇生了鏽的窗，怎麼推也推不開。她不是電影裡那個和養父有融洽父女感情的方登，她是遭受養父性侵犯後「逃離」家庭的方小燈；她不是電影裡那個與女兒如朋友般互相照顧的媽媽方登，她是偷看青春期女兒的聊天記錄、不斷與之發生衝突的方小燈；她更不是未婚先孕遭受男友大楊拋棄的單身母親方登，她是與大楊有一段13年的婚姻，卻對丈夫「疑神疑鬼」而提出離婚的方小燈—她不是浴火的鳳凰。地震中母親的選擇教會了她一種擁有方式—緊緊地拽住手心的一切：愛情、親情、友情。而她拽得越緊，失去得越多。
「無論是《金山》還是《餘震》，雖然歷史背景宏大，前景卻始終是小人物和故事—是人被天災或人禍推到極致時作出的一些反應。」正是對這種反應的好奇心，促使了張翎的寫作，「我沒有想正面描述唐山大地震的野心，因為我們已經有過了非常出色的紀實文學來記載那場浩瀚天災。我只是想通過一個母親的殘酷選擇，把一個家庭的內心疼痛外化，讓我們正視災難帶給心靈的長久創傷。」
「馮小剛能觸到百姓的心靈」
《餘震》最初的版權並非賣給馮小剛。
「在馮導聯繫我前後，其實已有數位著名影人對《餘震》感興趣。看來在三十年後痛定思痛憶唐山，似乎是很多人的共同想法。」張翎告訴時代周報記者，2007年初《餘震》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馮小剛讀後深受觸動，就來電商議改編電影事宜。此時，一位青年導演已經買走了《餘震》的版權，但遲遲未開始拍攝。
「我和馮導在多倫多有一個共同的朋友，通過這個朋友我們早在2006年就見過面—馮導帶著《夜宴》的後期製作團隊來多倫多。那次見面是在我開始寫《餘震》之前。」張翎如今這樣評價她的合作者馮小剛，「他可以駕馭各類題材，特別接地氣，能觸摸得到老百姓的心靈脈搏。他是中國目前為數不多的幾位同時具備視覺藝術和文字藝術功底的導演之一。」
馮小剛的確號準了老百姓的脈搏—巨大的「催淚彈」讓進入影院的人幾乎無一倖免，成為仍在繼續攀升的票房神話的最佳保障。但事實上，張翎寫《餘震》，從來沒想過是為了「催淚」。
電影裡，方登回家後看到了供奉在她年幼畫像前的「桃兒」，母親李元妮一下子跪倒在她面前—母女相互下跪的家庭倫理劇情感動了眾多觀眾。然而張翎版本的母女相見，卻是方登千裡回鄉，找到母親，隔著30年的時空距離，母親從陽臺上俯下身來，問「閨女，你找誰？」一切戛然而止。
儘管電影的編劇並非張翎，但她也對電影拍攝過程有一些了解。「我們一起去紐西蘭考察過外景，後來因各種原因放棄了海外場景。」
5月初，張翎在馮小剛的工作室看到樣片，當時字幕和科技合成尚沒有全部完成。「劇中的演員整體表現都不錯，尤其是扮演童年方登的小演員和扮演母親李元妮的徐帆。」
張翎說，電影中有些「哭天嗆地」的場景，實際的拍攝背景卻幾乎什麼也沒有。在這樣的氛圍裡表演天災之中的驚恐失措悲傷無奈，演員的功力遭遇了極大的挑戰。「徐帆在戲裡有很強的爆發力，把一個母親撕心裂肺的感覺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我看到她最好的表演之一。」
「張靜初的表演總體還是不錯的。但在徐帆如此有爆發力的表演面前，其他配戲的人難免會相形失色。」對於電影中方小燈不再是第一主角，張翎也欣然接受，「小說裡的主視角是小燈的視角。小燈的痛苦在小燈心目中是遮天蔽日的，大到了小燈已經無法看見別人的痛苦。而電影中的主視角是導演的視角，導演看到了每一個人的痛苦，於是小燈的痛苦被分流了。」
張翎透露，華誼還將推出《餘震》的電視版本。
「小說與電影視角不同」
時代周報：讀過《餘震》的人會發現電影《唐山大地震》中許多情節與原著有出入，或者沒有提及，比如養父對小燈的性騷擾、陸毅飾演的大楊和小燈的婚姻。你如何看待這些情節的缺失？
張翎：電影和小說有著不同的側重，對一件事情的觀察和敘述應該允許有多重的方式。宣洩激動是一種表述，內斂冷峻也是一種表述。小說讓人看見了人被天災擊倒的疼痛，電影讓人看見了人從廢墟裡站起來的溫馨。疼痛讓人不安，但是小說不是為悅人耳目而寫的，所以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電影裡心靈重建的溫暖是主創從一開始就定下的基調，也是觀眾所感動而願意接受的—票房和觀眾真摯的淚水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小說和電影都達到了各自預設的目的。
時代周報：電影少了一些內容，也多了一些內容。比如汶川大地震，你如何評價這段內容的加入？你認為這段內容與原本的故事銜接合適嗎？
張翎：小說完成在汶川地震之前，而電影拍攝在汶川地震之後。小說結尾處寫到了接受專業心理輔導之後的小燈，開始有了「推開心靈之窗」的可能性。電影把這個可能性拓展成現實，把小說的留白處充實了，而實現這個現實的契機，是汶川大地震。小燈在另一場天災中看到了另一個母親的「殘酷」選擇，瞬間明白了自己母親當年的無奈。這個契機是合理的。只是我們仍舊要拷問：小燈（電影裡改名方登）即使和母親見面了，是否所有人內心的疼痛就得到了徹底的醫治？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溫暖的親情，加上專業心理幹預，不一定會徹底消除疼痛。在更多的時候，只是給了我們力量和方法，來學會與疼痛共存。
時代周報：國內有一些評價認為，電影《唐山大地震》悲情有餘，而反思不足。你如何看待這個評價？
張翎：網上媒體上對《唐山大地震》什麼樣的評價都有—多元的聲音應該是正常社會的正常表述。如果十三億人民看了電影都發出同一種聲音，那就太可怕了。這是一部老百姓愛看、感覺被感動的電影，我們不可能要求這部電影能滿足每一個組群的心理需求。
(責任編輯：劉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