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後現代性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議事日程的時候，鮑曼能夠看到，他的西方知識分子夥伴可以說在幻滅、放逐和迷失方向的經驗方面趕上了他。鮑曼的價值是他有更多的時間重新給自己定位。概括地說，現代性中的重心在20世紀發生了轉移。在歐洲，它給人的感覺猶如地震，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給予歐洲大陸巨大的衝擊，然後釋放出一系列餘震。這些餘震之一摧毀了蘇聯集團，它是龐大的歐洲帝國的最後一個，在1989年之後崩潰。在20世紀歐洲發生的這一地震引發了有關後現代性的激烈爭論。這一爭論愈加喧囂，並且每過十年就變得愈加難以解釋。
在這一爭論中，鮑曼的聲音非常獨特。它清楚易懂。既不恐慌，也不失望。我相信這是由於在「後現代」經驗尚未成為盛行的話題時，鮑曼在個人層面上就已經消化吸收了它很多年了。
本文摘自《齊格蒙特·鮑曼——後現代性的預言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我們有必要了解下列有關鮑曼的關鍵事實。他曾經十分相信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承諾，也十分痛苦地對波蘭、東歐現存的國家機構實現這一諾言的能力感到幻滅，並遭受了從蘇東共產主義機構，從波蘭、從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直接參與中被放逐的巨大打擊。他和他的家庭面臨著適應西方資本主義而迷失方向的挑戰。所有這一切在1970年前就都讓鮑曼遭遇到了，但他肯定不是唯一一個遭遇此境的人。然而，沒有多少人能夠像鮑曼那樣生存下來，並吸收這種經驗，也沒有多少人在將此種經驗轉化成富有洞見的社會學、具有挑戰性的社會哲學以及極具啟發性的歷史敘事上如此成功。當後現代性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議事日程的時候，鮑曼能夠看到，他的西方知識分子夥伴可以說在幻滅、放逐和迷失方向的經驗方面趕上了他。鮑曼的價值是他有更多的時間重新給自己定位。他的境遇有點像典型的20世紀初的美國移民，他們是「前天」到達的，他能給昨天到達的人提供建議。儘管民眾依然對向後現代性進發的旅程感到驚恐，但是，人們依然在尋找著落腳的土地。鮑曼是值得傾聽的。他的計劃充滿抱負。他相信我們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通過現代性的重建和我們對現代性變化了的態度，這個時代出現了。後現代性是一種人類狀況，在人們不再相信現代意識形態製造的宏大承諾之後，在人們不再接受傳統的社會主義能夠帶來平等、自由，或者法西斯主義能夠淨化社會，或民主能夠給予人民以權利，或科學能給予人類以力量使自然服從它的意志之時，這種狀況到來了。鮑曼想要抓住後現代的民眾在進行思考、感受、選擇存在時的本質特徵。他想要認識他們在其中越來越多地發現自身的社會狀況。他想要理解後現代棲息地的居民們是如何嘗試著為自己創造有意義的生活的。按照鮑曼的觀點，後現代棲息地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它的機制不能被簡化成統計的公式。大大小小的代理機構或代理人居住其中，這包括一個大的範圍。例如，競選的組織、製造特殊產品的公司、推廣通往「真理」之路的機構、企圖認識世界和自我的富有個性的個人。它們沒有一個能夠決定其他機構的行為，但是他們都部分地相互依賴。它們的行為「完全處於不受決定的狀態之中，具有自主性」。每一個代理機構都認為這一較為寬廣的棲息地是一處混亂的、不確定的空間，充滿了推行敵對要求的競爭者，這些要求包含不同的意義和解決方法。這一棲息地是一個無法預測的、各個相互競爭的代理機構之間實際操縱的競技場。每一個競爭者都認為這一棲息地其餘的地方是一系列機會或者難題，它們幫助或者阻礙了追求自己特殊的目標。換句話說，競爭者們往往擁有一個蒙蔽了的隧道幻象。例如，他們制定了而且確實是過度地制定了他們的技能和資源可以應付的解決方法，然後又去尋找需要這些解決方法的問題。後現代棲息地的居住者具有一種無根的、不確定的存在狀態。他們通過磨難和錯誤建構他們的身份。這一「自我構造的過程沒有可見的終點，甚至沒有穩定的方向」。這一延續過程的唯一可見之點是人類自身的身體。這是一個人們感知和展示自我的焦點，兩者通過「對身體的培養」得到人們的追求。人們消耗的食品、飲料、藥物，所接觸的化妝品、衣物成了令人深感興趣的東西。個人給自己強加了殘酷的生活規則，使身體健壯和苗條。這些自我強加的生活規則取代了「現代工廠、學校或者兵營全面監視的訓練」。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後現代棲息地的非確定性使得制定「一個至高無上的生活計劃」不再可能。換句話說，這一計劃是穿越生活的軌道，它事先作為一次穿越確定地形的有意義的旅行被設計出來。相反，人們現在根據其他在棲息地中四處盤旋的代理機構來給自己定位。對他們所選擇的代理機構，他們以「自我表示的忠誠」來確定自我。後現代棲息地的居住者依靠採用「擁有物的象徵符號」顯示他們的忠誠。這些東西可能包括他們的服裝、購置的家具、生活的居住區域、住房的類型、消費的食品和飲料的種類、休閒方式、閱讀的圖書、欣賞的藝術品、反覆敘述的觀點，等等。這一選擇是他們自己作出的，無需許可就可以改變自己的意見。然而，自由帶來了不確定。人們需要再次得到保證：他們已經明智地作出了選擇，他們已經充分地建立了自己的身份。他們需要撫慰。假如他們對象徵符號——服飾和觀點等——的選擇符合大眾的口味，或者假如它與他們所信任的專家的觀點一致，他們就得到了這種安慰。專家控制了通往兩個戰略資源的通道：知識和消除疑慮的能力。象徵符號所採用的選擇自由不是平均分配的。那些較為富裕的並且擁有更多知識的人具有較為寬泛的選擇權。後現代棲息地是分層次的。在頂部是受到優待的少數人，他們能獲得使世界成為他們的利益來源的所有信用和專長。他們出沒在全球各處，人們經常可以在機場的休息室裡發現他們。下面是一個寬闊的中間層，由那些有足夠金錢、知識的人組成，他們分享了上述的積聚感官刺激和攜帶象徵符號的文化。在底層的是窮人。在後現代棲息地，他們缺少自由存在所需要的金錢。他們受到這一棲息地價值觀的強烈影響，因為這些價值觀向所有的人廣泛傳播。然而，他們在社會—政治的競技場上是一些邊緣存在物，這些競技場是由那些有信用卡和銀行帳號的人所主宰的。事實上，大多數窮人被完全排除在那些競技場之外，並且依然被禁錮在「第三世界」。人們可能在機場的休息室中發現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但是他們在那裡等待被驅逐出境，回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地方。對於大多數生活在較為富裕的國家的民眾來說，在後現代棲息地中自由和安全的關係與現代棲息地中的狀況相反。在現代棲息地，全面的監視是廣泛的，居住者按照外在權威所建立的規則行事。在這樣的棲息地，民眾普遍地、更為強烈地要求獲得更多的自由——擺脫國家的控制和在市場中的自由。在後現代棲息地，更多的人感到了自由，但是另外的需要在折磨著他們。這就是對安全的渴望，特別是由公眾觀點或者由他們感到能夠信賴的專家所提供的安全。自由的匱乏被安全的匱乏所取代。後現代棲息地需要放置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中。正如鮑曼所說：「後現代性的出現和發達的消費主義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假如這一跡象是確信無疑的話，那麼有必要去詢問在什麼程度上後現代性應該被視作是一個地區的事件、一個區域的現象，在世界範圍內的資源分配中，它完全依賴於暫時的、可能是十分短暫的一些國家的某個集團的特權。」這段話應該和另外一個想法一起予以考慮。在《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中，鮑曼批評了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旅遊家們的自我關注。他們把世界作為快樂的異國表演進行享受，而不是嚴肅地對待它。對於這些乘坐飛機往來於各地的富豪來說，後現代的生活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大雜燴，充滿了令人興奮的經驗。這個世界是一個全球性的色拉缽，任憑他們選擇和挑選。這是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文化的、輕鬆的午宴。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對「全球化」世界的讚美，宣布了本質主義的雜交變異和失敗，這種情況與傳達使世界破碎的複雜性和尖銳的矛盾依然相去甚遠。後現代主義只是對後現代的現實許多可能的描述中的一種，僅僅說明了與等級密切相關的全球人的經驗。這種經驗是嘈雜的、喧譁的和富有影響的，然而相對處於狹隘的不受國界控制的、在全球不斷穿梭的精英領域。後現代主義遺留了其他一些無數的未加闡釋的經驗，這些經驗也是後現代場景的組成部分。這些不斷穿梭於全球的人是後現代的精英，他們所佔據的棲息地是全球性的。它延伸到他們起飛的機場、他們經常光顧的酒店和餐館，他們演講的會議室和報告大廳，他們遊玩的高爾夫球場、海濱浴場、網球館。這些頻繁流動的精英提供了許多典範和榜樣，他們的生活方式在廣告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示，將並不太富裕但依然算得上是富有的消費者引誘到大型購物和休閒中心，從他們的家來到這些地方是十分便利的。鮑曼在這裡發現了一個新的機制在發揮著作用。他引用了託馬斯·馬西森提出的一個概念：單景監獄（Synopticon）。不像少數人監視多數人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在單景監獄裡，多數人在電視、電影院、雜誌、報紙上注視著少數人。名人的生活為數以百萬計的欣賞者提供了一個生存的模式。他們的行動好像「天堂的廣播」。被聲譽催眠的聽眾接受了有權有勢的少數人在全球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這是一個有效的社會控制體系， 它依靠著一個特權階層，這一階層「只引導，而不統治」。社會富裕階層佔據了後現代棲息地的一部分，這個部分與窮人所忍受的痛苦和挫折小心翼翼地隔離開來，這些窮人被困在他們城市的集中居住區，被困在他們鄉村的破屋子裡。後現代棲息地儘管受到焦慮的支配，並且製造了矛盾態度，但是它給許多人送上了自由。然而，正如鮑曼所指出的那樣，社會的進程給予了一些人新的機會去統治另外一些人，「後現代的自由」與可能十分不可思議地感受到的某種奴役的後現代形式一起存在。從西方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和政治結構的發展的最新傾向，給城郊富裕的多數人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自由，同時給中心城區貧窮的少數人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壓迫。然而，從世界其他地方的觀點來看，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的平衡是不同的。從全球的觀點出發，近來的發展給予了西方富裕的少數人以更多的自由，同時給不太發達的社會貧窮的多數人帶來越來越多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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