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要堅持自己的藝術理想，還是要名利雙收？」
婁燁反問，「能都要嗎？」耐安當年告訴他，這事難了去了，有難度。
文|葉三 編輯|張捷
中國最安靜的導演
2008年的南京，春天。《春風沉醉的夜晚》中最為重頭的一場同性床戲馬上開始拍攝，吳偉和秦昊脫下了衣服。
與往常一樣，一身黑的婁燁坐在導演椅上看著監視器。
26歲的吳偉有點緊張。畢業於中戲編劇系之後，這是他第一次拍戲。第一個角色就是個已婚後與同性出軌的男性，這跟他自己的生活頗有差距。南京溼冷的空氣讓他的皮膚不由自主地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回想了一下婁燁在開拍前布置的作業：《午夜牛郎》和《我心中的愛達荷》。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他想。然後又在心中過了一遍所有動作的開頭和結尾，那是婁燁剛才大致給他講過的——沒有明確的走位，那是婁燁的大忌。他需要他們在自己的理解下，將表演一氣呵成。
吳偉覺得婁燁也有點緊張。他在等著他們給他一些東西。拍攝用的高清DV靜靜地看著他們，這是婁燁的拍攝習慣，沒有大聲呼喝的「開始！」或「CUT！」，他把鏡頭前發生的一切全部收集下來，然後從中找尋千萬種可能性。
這場戲拍了一天，無數條。直到很晚收工，婁燁沒有與吳偉或秦昊討論一個字。睡覺前發通告時，吳偉才發現第二天需要重拍這一場。沒有解釋，沒有說明。「婁燁肯定有他的理由，我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對勁，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第二天的拍攝進行得很順利。吳偉漸漸明白，第一天失敗的經驗是必然的，「經過了第一天的緊張和用力，第二天必然會找到比較自然的狀態，來表現一對相互熟悉的戀人——只是，婁燁不會直接說，可能他就是需要我們自己領悟。我覺得他的方式就是如果他覺得你意識到問題，就不用跟你聊了。」
據說，婁燁是中國最安靜的導演。
在現場，沒有人見過婁燁失態。他最強的指責無非是溫和地說「這樣的工作是沒用的」。說完等著對方自動羞慚。實際上婁燁很少發出聲音，一旦開口也極為客氣。好多演員沉不住氣，跑去找製片人耐安——「耐安姐，我行不行啊？導演是不滿意啊還是怎麼著，為什麼不跟我提？是不是覺得沒什麼可以跟我說的？」耐安告訴他們，不是，他就是這樣的，他沒有任何想法。吳偉說：「除非你有很多問題問他，他不會主動說話，但是你有任何問題他都會跟你討論，甚至花很長的時間，只要他認為你還有疑問他就不會開機。」
對攝影師，婁燁會活潑一些。他對攝影的要求是「360度都能拍」，不擺，全部開放，自由，讓演員把握。演員走出拍攝區進到工作區是經常的事兒。婁燁的剪輯師常常在剪輯室笑出聲來，當他看見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出現在鏡頭裡，然後鏡頭划過所有人，戲還接著演。副導演也經常在現場拉過一個正在吃飯的演員，把他推到鏡頭裡——因為婁燁覺得他可以入畫了。「有時候他還拽我呢，」曾劍說，「我在拍這邊，他覺得不對，要拍那個去，他就拉著我往那邊拽，特別討厭。」
那年曾劍30歲，這是他第一次為婁燁擔任攝影師，在此之前，他是《頤和園》的導演助理和剪輯師。
在婁燁看來，作為導演，大部分的工作已經在前期完成了。真正開機前，他會給主創人員布置作業，開多次討論會。《春風》劇本寫作階段，婁燁給編劇梅峰發去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字畫和《三言二拍》，告訴他需要「平面的、斷續的、白描的」風格。大部隊來到南京後，駐紮在叫「古堡」的酒吧附近，那裡每晚都有當地的樂隊演出，主創人員就在那裡看演出、喝酒、開會，後來拍攝也定在那兒，秦昊自由發揮，在鏡頭前男扮女裝唱了一首《迷迭香》。
婁燁說，他的現場工作完全與拍紀錄片一樣，隨時「期待著意外發生」。「攝影機在場，但你可以忽略。」他還說，「我沒有藏，但是我希望忘掉它。」
吳偉經常想起第一次看到婁燁的情形。在北京的一個咖啡館裡，婁燁歪坐在導演椅裡，把腿掛在把手上，抬起頭來跟他說話。「我覺得這個導演挺孩子氣的。」進劇組的前幾年，吳偉的爸爸從家鄉給他打來電話，說「你們演藝行業國家有了新政策，你趕緊去看一下」，他打開電視，就看到婁燁被禁的新聞——然後他找來《頤和園》看了一遍，「非常喜歡」。
永遠在為錢發愁
耐安與婁燁長期合作，她與婁燁同歲，依然眉目娟秀，依稀可見年輕時的風華。在中戲讀導演系時，她天天與婁燁、王小帥、張元等人混在一起，互相客串演員給對方拍畢業作業，也一起攢劇本往上報，或者拍廣告掙錢。
與全世界所有的導演一樣，婁燁永遠在為錢發愁。「票房當然是一個問題——至少得回本吧，這是最基本的。老回本，就會有點怠惰，因為回本實際上是所謂導演工作獨立性的底線，所有的獨立性和中間決定應該是在這個基礎上做出的。如果說你覺得你已經在這個線上面了，你就可以做一些有點過分的事兒，我相信每個導演都會有這個勁兒。」
2004年，婁燁拍了「有點過分的」《頤和園》，對於所有主創人員來講，這是一件「其實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兒。耐安說：「我們從第一部開始，就不斷經歷著禁、放，禁、放，所以說《頤和園》不用去想，一定會如此。」
之後的5年內，婁燁拍攝了《春風沉醉的夜晚》和《花》，後者是他海外拍片的實驗樣本，也是他至今為止投資最高的一部作品，總投資4000萬。在解禁前，婁燁影片海外投資／國際版權發售的運作形式已經非常成熟。
很多人認為，婁燁是「為電影節拍片的導演」。耐安說：「你們錯了—但是你們也沒錯。因為那其實是一個市場。獎當然是一個助燃劑，但最重要的，坎城、威尼斯包括柏林、多倫多，這些電影節為什麼讓影人們趨之若鶩，真正的原因不是因為獎，而是因為它的銷售市場，它的平臺。只有那裡雲集了最多的、眼光最好的買家。從我製片人的角度來說，獎好不好？多多益善，很好，很有面，很光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那個獎，是我要把我的片子賣出去—我賣出去了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繼續拍電影了。」
2011年，婁燁正式解禁。在這一年，中國影業的急速膨脹給耐安和婁燁帶來了相當的刺激和影響。「這不是由利益帶來的刺激，而是，這是我們的母語市場，即便是在被禁的時候，我們依然拍的是中國電影，我們其實不是主要給外國人看。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國觀眾可以看得到。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表達問題。」
耐安認為，婁燁解禁後的第一部作品《浮城謎事》其實就是一個「熱身電影」。「我們通過這樣的一個項目和計劃，去接觸之前已經長時間疏離的這些各部門，從行政到市場到產業的，開始敲門，聊聊，了解情況。我感到的那種難度和壓力一點不亞於我之前花了10年去學習國際市場的。所以我現在依然認為我小學還沒畢業。」
《浮城謎事》取材於網絡熱帖，由梅峰執筆編劇，幾位主演秦昊、郝蕾也是老搭檔。與後來的《推拿》一樣，《浮城謎事》採取了民間聯合製片與少量海外投資的形式。最終，《浮城謎事》的口碑不錯，但國內票房並不理想。而且在中國發行的版本上沒有婁燁的名字。「它確實通過了，但是最後又被重新審查，影片被要求再多剪點——那婁燁，這哪兒受得了？然後他說不行。」
耐安應該是與婁燁爭吵最多的人——「經常拍桌打凳，不可開交」。「因為導演全是瘋子，信馬由韁那就失控了。我是藝術創作、導演和投資之間的一個紐帶。我認為我已經是非常溺愛這個導演了，我溺愛所有有才華的藝術家，但是我同樣也得對我的投資人負責。」在成本、周期和預算上，耐安對婁燁控制得很緊，但對於他的表達和題材，「儘可能保護」。「正因為這個，我們才能合作超過20年」。
2012年，法國坎城，第65屆坎城電影節，婁燁憑《浮城謎事》殺進了「一種關注」單元
不出意外的話
2014年2月16日柏林電影節頒獎禮那晚，曾劍本想等等看，結果困得直接睡了。早晨4點曾劍醒來，看看手機，一堆微信，一堆簡訊，一堆電話。「我是不是得獎了？」
又一次，婁燁作品在國際電影節上拿到了技術獎。這一次是「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英力在臺上念曾劍的感謝詞：「這部電影的影像靈感完全來自於這個特殊的故事。謝謝所有的演員，是你們把我帶進了這個故事，讓攝影機看到了黑。」
電影《推拿》首先成為了婁燁的影像實驗。這給曾劍找了無窮無盡的麻煩。從試片，他們就開始做試驗，等到開拍，他們還是繼續在做試驗。拍攝到中期的時候，有一天，突然，他們覺得「找著了」。曾劍用了很特殊的鏡頭，把手指頭、玻璃和盒子放到鏡頭前做遮擋。幾個鏡頭之後，婁燁衝過來說：「這個行了，這個特別行！」
之後，婁燁畫了一個表格，最後確認了盲視覺的拍攝。他的計劃是所有相關的戲，白天拍一次，晚上拍一次，拿不同的鏡頭再拍一次。最後確定的方案意味著要花更多的時間和成本。一場戲很複雜，拍兩遍，工作量不是加倍而是超過3倍。「他很確認，很堅持。」曾劍說，「我們都很堅持。這是他的工作，他堅持的東西肯定不會去變。」
素材拍攝完畢，進入到最讓剪輯師抓狂的後期製作環節。「婁燁衡量一個剪輯完全是看全片來衡量的」。《推拿》一共剪了100多個版本，每做一點變動，他會把全片從頭再看一遍。
之後則進入婁燁最享受的環節。完成一部電影給他帶來的滿足感非常明顯。在配光和混錄的時候，他一直說，我剪輯已經完了，剩下的工作就全是你們的了。而且他要求後面的工作全部放在大熒幕，營造影院的效果— 婁燁一直堅持以影院標準去製作他的電影。他坐在那裡看，樣子挺享受。看一會兒，他想起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屏幕上放映，便過去拍拍錄音師的肩說：「最吃虧就是你了」。又看了一會兒，他嗨了，站起來說了一大堆很不技術的、形而上的意見，「這個片子應該如此如此如此，要特別平，不要有任何的突出的東西！」他興奮地嚷嚷一頓揚長而去，曾劍跟配光師面面相覷：「好嘛，咱們往哪個方向走？」
《推拿》正在進行最後的混音合成，不出意外的話，這部電影將於2014年的年中上映。
能都要嗎？
2014年2月22日，婁燁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路學長去世了—去世前幾小時，他還與王小帥等人一起談論電影。
85屆導演班一共十幾個人，路學長是第一個去世的。
考到電影學院之前，婁燁在上影廠畫動畫片。那一陣他每天戴著耳機，聽各種音樂：古典、流行和爵士。來電影學院考試聽音樂，聽了3小節他便報出了歌名。85屆的導演班沒什麼好人，跟所有80年代的大學生一樣，他們逃課、曠課、談戀愛，什麼都來。周傳基來給他們上課，每節課帶兩盒煙，一盒自己抽，一盒給學生們。在婁燁看來，中國導演第六代未來十幾年的地下電影史，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醞釀的。
婁燁說他不評價第五代—「特呂弗也從來不評價其他的電影人」。
1989年畢業前後，總在一起玩的除了婁燁、路學長，還有王小帥、張元、寧瀛和耐安。那時候他們都很年輕。耐安記得，在當年的一次閒聊中，婁燁被問到「你是要堅持自己的藝術理想，還是要名利雙收」，婁燁反問，「能都要嗎？」
耐安當年告訴他，這事難了去了，有難度。
多年後，他們一致同意這是個偽問題。「其實我別無選擇」。
（部分圖片由被採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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