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集注》是朱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明天理，遏人慾」作為核心價值觀，貫穿在朱子的《四書集注》中，成為其理學思想體系的一條主線。
四書和《四書集注》，是朱子長期在書院講學的主要教材和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伴隨著他一生。從晚宋一直到明清時期，《四書集注》都是法定的教科書，影響中國、東亞社會七八百年。
朱子從小閱讀的教材，主要就是《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學經典。朱子曾說：「某自丱角讀《四書》，甚辛苦。」丱角，頭髮束成兩個角。古時多為兒童或少年人的髮式。從這段話可以得悉，朱子從小就熟讀四書。九歲時，他隨父朱松前往臨安，繼續苦讀《四書》，慨然奮發，有成聖成賢之志。
黃榦在《朱文公行狀》中說：「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日誦《大學》《中庸》」，說明朱子與四書的淵源，最早是受他父親的影響。
《四書集注》是朱子窮畢生精力撰著的一部理學經典。其中《論語集注》採錄劉勉之的三條材料，是朱子早年在屏山書堂從學之時所得。在以後數十年的反覆修改中，所引劉勉之之說始終予以保留，體現他對啟蒙恩師的一份深情。
2.把四書作為書院講學的主要教材。
在教學內容上，朱子把四書作為主要教材傳授給學者。他重建白鹿洞書院，親任「洞主」和導師，並以《中庸》首章為諸生開講。為何要以《中庸》開講？是為了配合《白鹿洞書院揭示》。這個《揭示》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就來自《中庸》，是作為書院學規頒示給學生，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這些揭示充分體現朱子以「明人倫」為書院教育之本的宗旨，同時明確為學之序和修身、處事、接物等要點，高度凝聚了他的理學教育思想。
在建陽考亭，朱子的《滄洲精舍諭學者》要求學者「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覆讀之」。傳統儒學都把「六經」作為書院的首要經典教材，朱子則將四書列為書院教材之首，一方面說明朱子把四書的地位列於六經之上，突出四書在經學體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說明他把其哲學體系中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與教學內容緊密結合。由此也從一個側面反映朱子所創書院中教學與研究緊密結合的特點，引導學生站在當時學術研究領域的最前沿。就四書的為學之序，朱子要求學生：「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對四書之間的內在聯繫，朱熹認為，一是要「定其規模」，構築以「三綱八目」為「間架」的成人教育體系。以三綱，即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道德修養的方向和目標；以八目，即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修身治人的主要方法和目的。二是「立其根本」，掌握以「仁」為核心的儒學思想，領會「操存、涵養之要」。三是「觀其發越」，要進一步發揮盡心知性的義理之學，把握「體驗、擴充之端」。「求古人之微妙處」，通過掌握孔門十六字心傳之法，以道心克服人心，並求得古聖人儒學思想的極致。
朱子在漳州時期，刊刻的圖書最多，有《大學》《論語》《中庸》和《孟子》即四書、《書》《詩》《易》和《春秋》即四經,以及《近思錄》等。這些圖書，是漳州士子接受儒學傳統教育的主要教材。
朱子晚年陷入黨禁的旋渦中。慶元二年（1191年）正月，趙汝愚卒于衡陽。六月，國子監上奏乞毀理學之書，首當其衝的就是朱子的《四書集注》。
20年後，到了寧宗嘉定五年（1212年），黨禁的冤案得到平反。朝廷下詔，要把朱子的《四書集注》立於學宮，作為法定的教科書。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詔從祀孔廟，朱子取得與周張二程並列的五大道統聖人地位。這次追贈，與對他的《四書集注》的評價有關。《宋史·理宗紀》載：「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子精思明辨，表裡混融，傳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朝，《四書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本。明朝，永樂十三年（1415年），成祖欽定編纂。由明成祖作序的「三大全」，即《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行天下，成為朱明王朝科舉取士的範本。
清初編《御纂朱子全書》，對《四書集注》評價自然很高，認為「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至於《中庸》《論語》《孟子》，「逐篇討論，皆內聖外王之心，傳於此道，人心之所關非細」。
朱子的「經學體系」，指的是他創建了以四書為主體的,有別於先儒的儒學經典體系。經，指的是儒家經典。孔孟以來的儒家經典是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因樂經亡佚，故又稱五經。
朱子從小苦讀四書，成年後對孔孟儒家原始經典「五經」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證。他的基本觀點認為，「五經」對儒家所提倡的內聖成德的教化作用不甚明顯。漢儒董仲舒重視六經對治理國家的作用。對六經的評價，著力點是在如何治理國家，而對於如何治理社會，特別是如何提升士人和百姓的道德修養，幾乎完全被忽視。這個問題，到了宋代，才引起宋儒特別是朱子的關注。
錢穆先生說：「四書正式結集，則成於朱子。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於四書，而五經轉非所急……此後元明兩代，皆承朱子此一學風……朱子學之有大影響於後代者，當以其所治之四書學為首，此亦無可否認之事。」
經過長期反覆地研究「四書」，朱子認為，「四書」既重視治國之道，同時也重視道德修養的為人之道，真正能體現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仁學思想的真諦。所以，他以畢生精力撰編《四書集注》，對歷代注家進行取捨，重義理輕訓詁，超越了漢魏以來對「四書」的所有註疏。朱子把「四書」聯成一個整體，形成為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論體系，也成為其集大成的重要標誌。
大體來說，朱子的理學思想體系主要有理氣論、心性論、道統論和格致論等若干個層面。「明天理，遏人慾」作為朱子理學的核心價值觀，則是貫穿在朱子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四書集注》中的一條主線。
朱子揭示《大學》的主題，最終落實在「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他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認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是「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道具體表現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朱子將其視為「三大綱領」，「言明明德、親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他認為，《中庸》一書的主題，「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在《中庸章句》中，朱子一再強調「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慾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在《論語集注》中，朱子以天理人慾作為區分君子小人的標準，提出「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殉人慾，故日究乎汙下」。（《論語集注·憲問》） 在《孟子集注》中，朱子指出「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總之，朱子以畢生精力編著的《四書集注》，是以「義理」為核心，貫穿「明天理，遏人慾」的核心價值觀。歷史上，這四部各自為政的，曾經是以個別的、不成體系的面目出現的儒學經典，在朱子「明天理」的旗幟下，結集成一個整體，從而開創了中國經學史上嶄新的四書經學體系。
也許，朱子在闡述「天理人慾」之時，已經預見到時人或後人可能會對這一問題產生誤解。為了消除這些誤解，他曾有意識地在各種場合對什麼是天理、什麼是人慾作過深入的闡釋。朱子從公私、正邪、善惡這三個方面對理欲之辨進行論證，得出天理為公、人慾為私，天理為正、人慾為邪，天理為善、人慾為惡。所以，朱子的明天理，明的是公理，明的是正理，明的是善理；朱子的遏人慾，遏制的是私慾、邪欲和惡欲。
一個再高明的理論，如果不能落實在實踐中，只能是毫無意義的空談。朱子，既是一位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能將理學思想貫徹到政治實踐、教學實踐和生活實踐中的政治家、教育家和實踐家。他對「明天理、遏人慾」理論在實踐中的落實，主要體現在以天理正君心、正人心，以天理反貪倡廉，以天理高揚愛國旗幟，以天理倡導以民為本，等等。
長期以來，學界對朱子的「明天理，遏人慾」，究竟是禁錮人的自由，還是不講人性、扼殺人性的學說，或是朱子所要遏制的「人慾」是特指縱慾和貪念，以及為滿足這些欲望和貪念而產生的種種違反道德的惡行，缺乏深入的挖掘。
撥開思想史上的重重迷霧，我們發現，在「天理」的旗幟下，朱子高揚的是正心誠意，促進人格的完善，革除弊政，反貪倡廉，提倡愛國主義，堅持民本思想等至今仍被踐行的「正能量」。這些，恰恰都是我們今天應該著力加以弘揚的珍貴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了朱子《四書或問》中的「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四書或問》卷三九）。對此「欲」，習總書記認為可與王陽明所說的「心中賊」等而視之。他說：「一旦有了『心中賊』，自我革命意志就會衰退，就會違背初心、忘記使命，就會突破紀律底線甚至違法犯罪。」 因此，高揚自我革命意志，破除「心中賊」，應是朱子「明天理，遏人慾」在新時代所煥發的思想光芒。
本文選自《炎黃縱橫》2020年10月刊，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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