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情與愛」新編：
《紅豆生南國》與王安憶的香港故事
「香港的故事，愈說愈長，愈說愈亂，到底該怎麼說，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香港使我想起人生中的某個時刻，這時刻被漫長的時間過程稀釋了，變得比較柔和，不那麼刺人心肺，成為一種幾乎可說是滋養性質的陣痛，點綴我們的生命。……我是要寫一個用香港命名的傳奇，這傳奇不是那傳奇，它提煉於我們最普通的人生，將我們普通人生中的細節凝聚成一個傳奇。」1993年，王安憶在《「香港」是一個象徵》中如是說，同年發表在《上海文學》的中篇小說《香港的情與愛》正是作家為「香港」量身打造的「傳奇」。「上海－香港」的雙城鏡像為論者津津樂道之餘，王安憶以「外來者」的眼光對香港進行的「紀實與虛構」，並非沒有引起香港本土評論界的隔膜與質疑——其中的倒錯，卻恰好為王安憶獨特的「香港書寫」情結開闢空間。大概是名字起得太好的緣故，「香港的情與愛」後來竟逐漸脫離小說本身，演繹為香港城市書寫的母題一種。以「情與愛」起事的「外來者」王安憶，卻偏偏以寓言的方式擊中了某種「香港傳奇」的精髓：這「傳奇」，上起張愛玲《傾城之戀》，後有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黃碧雲《無愛紀》，李碧華《煙花三月》等等，次第開花。此後，更在王德威處得到進一步闡釋：「香港的地誌學不妨與香港的情慾學相提並論；香港的歷史就是香港的羅曼史。而在所有的香港想像中，又有什麼比虛構敘事更能託出香港情與愛的徵兆？」
因此，在時隔二十四年後的2017年，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王安憶在《收穫》雜誌上發表的中篇小說《紅豆生南國》裡再次選中香港，很難不牽動有心人的聯翩浮想——更何況這則以「紅豆生南國」為題，以「相思」為文眼的故事，很可以視為「香港的情與愛」母題的又一番演繹。
《紅豆生南國》的人物大多沒有姓名，主人公僅以「他」相稱。自幼以「三百斤番薯絲」的「極賤」的價錢賣給養母，「他」在六歲時隨養母從閩南偷渡到香港尋找「賣豬仔去了菲律賓」的養父，尋養父不得，便在香港紮根下來。從風雲激蕩的五六十年代到人心棲遑的世紀末，主人公在香港度過了童年與青春時代；經歷了學運、戀愛、婚姻、喪母、離異、尋親等一系列浮沉，一晃眼已是中年。不難發現，和《香港的情與愛》相比，王安憶在《紅豆生南國》中的突破，首先在於選取了一個更為內部、在地的視角介入香港：雖然主人公仍有割不斷的閩南原鄉，政治上屬於少數派的香港左翼(這其中恰恰有王安憶式的關懷立場)。但主人公以粵語為母語，幾乎在香港度過了大半個人生，即使不同於本港生人，也已和曾經候鳥般的「逢佳」(上海新移民)與「老魏」們(旅美華僑)有了清晰的身份分野。其筆下的香港，也就不再僅僅是一方中轉的港口，一座不息的璀璨商場，甚至不再是一個傳奇般聚散無期的「大邂逅」。在更多細緻平樸的敘述背後，王安憶對於香港重新揣摩觀察一番，也流露出更多體己的人間煙火氣。正如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所說的，「城市不會洩露自己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手紋一樣藏起來，它被寫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線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記都是抓撓、鋸銼、刻鑿、猛擊留下的痕跡」。在《紅豆生南國》裡，王安憶如何追隨著主人公「有情」的一生，有效地「介入」香港，也就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換句話說，發現時間與人文在空間裡留下的「痕跡」，再現香港，讓城市自己開口說話。
高度濃縮了百年歷史，建築、街區與族群面孔皆駁雜的香港，確可謂「擠得燦爛」。無怪乎小說家往往從時間與空間落筆，為港島想像踵事增華。香港學者黃念欣曾在評論《香港的情與愛》時指出，王安憶以北角為「邊界」進行的虛構，其實將「真正的香港人」乃至香港排除在外：「從北角的新移民社區特性，可以帶出小說中一個較抽象的邊界，一個把香港人劃出範圍以外的邊界。《香港的情與愛》的主角沒有香港人，而主角甚至沒有和香港人有什麼交往。」《紅豆生南國》的開頭，主人公與養母乘大木船登陸香港，第一個落腳點是九龍的新填地街。在此地度過的童年雖是「一段極苦的日子」，卻為小說全文埋下伏線。與作為新移民社區，有「小上海」或「小福建」之稱的北角不同，19世紀末由填海取地而來的新填地街，從半島自身的文化肌理生長而出，再無所謂「邊界」。王安憶瞭然「填地」二字的歷史意涵，不僅在於以一處「無中生有」的土地安置「外來者」的命運，更牽連出香港獨有的空間生成經驗：填海取地，寸土寸金。百年海岸線因為人力工程而持續變遷，在人們為一座現代都會的璀璨與傳奇性拍手稱奇時(當年的王安憶也是其中之一)，不斷消失的灘涂、港口、碼頭與島嶼卻很少為人注意。對於「填地」意義的指認與揣摩，到了1990年代維多利亞港前的一幕，則更加引人深思：
填地日益增闊，地上物堆壘，天際線改變，變成幾何圖形，等到天黑，將大放光芒，此刻還封閉在新型建材的灰白裡。汽笛聲被夾岸的樓宇山巒吃進去，吐出來的是回聲，海灣已成回音壁。這是香港嗎？他都不認識了！
在王安憶的筆下，回聲是被時間過濾了的聲音。變遷的天際線與海港上空的汽笛聲，主人公的喟嘆，都提醒著我們這是兩個時代的對話：五六十年代，與回歸前後的世紀末。小說中的時間流動從來都是不均質的，在《紅豆生南國》裡，王安憶有意略去了七八十年代——而這恰恰是香港經濟騰飛，改頭換面為國際金融大都會的歷史時段。於是猛回頭，好一個「相遇不相識」：香港滄海桑田，甚至連汽笛聲都無法穿透岸邊堅實的混凝土森林，只能留下一句「海灣已成回音壁」的嘆息。此處的城市景觀或聲音景觀，既是空間化的香港時間，也是時間化的香港空間，聯手構成一則高度濃縮的香港寓言。這一回，王安憶像一個真正的波德萊爾筆下的閒逛者，繞到了繁華盛景的背面，看見了在擴張中消逝的無奈。她所捕捉的「痕跡」，未必不是一份對歷史的敬重之心。關於填海與消逝的寓言，香港詩人也斯在詩歌中表達過同樣的思考：「最繁盛的商業中心！」真沒有意思……但我也不想說一切/只有破碎，這兒一切只可以是/矛盾和嘲諷的景象，說所有事物/變化得這麼快所以我們並沒有/歷史。(《大角咀填海區》，1994)
值得一提的是，《紅豆生南國》的主人公自小是「文藝青年」，青春啟蒙讀物是戴望舒、徐志摩的五四抒情詩，這奠定了他此後一生與文藝糾纏的命運。即使是在狂飆的「六七學運」裡，少年革命的情懷，也有著一顆「抒情的，詩意的，浪漫的核心」。在往往被刻板指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社會，如此舊文人趣味，自然令主人公顯得格格不入。但也正因為這格格不入的文藝或詩意，能體貼入微，敏銳觸碰到一個潛藏在市井中，有聲有色、有情有義的香港。從路邊火油爐裡的滾燙麵線，新填地街的腐爛水果香氣，到粵劇院裡的麗人行蹤，「困窘的現實裡，更需要開闢出另一個空間，存放截然相反的儲藏」。最後匯聚到對「填海」的凝視中：王安憶在香港慣於談論的「時間心結」之外，看見了「空間盡頭」的焦慮，進而提出以邊緣化的文藝撫平香港焦慮的可能性。這又令「填海」寓言開出新的層次來。正如小說中的李小姐對於「有形」與「無形」的理解：「地產是有形資本，藝術則是無形，有形資本已近飽和，不說遠，只說近，香港的樓房，如同森林，向海灣取地，終有取盡的一日，而無形的——她做了一個向天空盛開的手勢，有如舞蹈。」
小說結尾，我們的中年主人公從一場又一場的相親會上出逃，如同自我放逐般出門旅行。「就像一個中情蠱的男子，走也走不遠，走也走不久，還是在南亞，同一氣候帶上，臺灣。」行至寶島最南端的墾丁，看見了叢叢簇簇的紅豆，俗稱「相思豆」。心驚之餘，主人公有如大夢初醒：「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蠱，忽得一名字，這名字就叫相思。」王安憶如起興般早早引出「紅豆生南國」的詩題，卻按而不發，直至最後才揭開謎底，如同抖落藏在袖籠中的一枚紅豆。臺灣之旅的故事遺世獨立，意在言外，兀自將情蠱、恩情、原罪與相思一股腦統統拋出。但又如禪機故事，虛虛實實，參悟與不悟，中蠱與解蠱，有情與無情，只在一念之間。為何是臺灣？為何一個香港故事要以臺灣作結？穿針引線的「情蠱」的故事，「受恩」與「相思」又當作何解？以上種種，怕要交給讀者自行裁奪。但頗為值得玩味的是，正因為結局這節外生枝的一筆，的確將作為人文隱喻與身份地理學的「南國」推到了舞臺上來。
稍加留意的話，《紅豆生南國》暗中牽及了一連串地理坐標。無論是氣候帶上的南亞，文化上的嶺南與閩地，還是「阿爹」走失的南洋菲律賓，「南國」始終是復義的。在南國的土壤裡生出的身體，親緣與國族因此也是復義的。「南國」當然可以是王安憶念茲在茲的香港，是作為鏡像的臺灣，卻也可以是主人公的原鄉閩南，那操持著不同的鄉音，尚存一息的母國溫情。當我們在想像南國，談「情」說「愛」時，其實是在不斷面對陌生化了的邊界，情感與認同問題。當生母和養母孰輕孰重成為一生的困題，當對於受恩與近暱的拒絕，對於界定身份的恐懼，一再驅使著主人公逃離，及至發出「放過我吧！」的呼告——而他確乎是執著於報恩的。「在他的身份處境，所謂至親，都是有隔閡的。有親無情，有情卻無親，情和親都是有恩。」對主人公而言，最後也許無法決定自己能夠「成為」什麼，卻至少可以決定自己「不成為」什麼，「不成全」什麼。在這種寧缺勿圓的姿態裡，我們實在很難不從中看到香港主體的困囿。帝國印記，破殖民的迷思，還有如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說的「消失/失蹤」(disappearance)的本土焦慮， 都如同幽靈在《紅豆生南國》裡遊蕩。何其遼闊，又何其曖昧，究竟是怎樣的「南國」，生出了怎樣的「相思」？這「相思」又要託付給誰？
《香港的情與愛》曾這樣言說逢佳與老魏的關係：「他們的關係與其說是憑『愛』，不如說是憑『良心』。」那麼到了《紅豆生南國》裡，大概可以改寫為「與其說是憑『愛』，不如說是憑『恩情』」。雖然小說也寫到了主人公與諸位女子的情感糾葛，但這一次，「香港的情與愛」已經完全超越了男女情慾的書寫。又或者不妨說，從「良心」到「恩情」，在王安憶的筆下，香港的情與愛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羅曼史。自1983年初次訪港後寫下散文《美麗的香港》開始，王安憶對香港著墨次數雖不多，卻始終飽滿充沛。如同作家的創作，從1980年代起就表現出的對於時代浪潮的分外敏感，這一系列香港書寫，亦不斷出現症候性的新變。可以說，《紅豆生南國》的出現，為王安憶本人三十餘年的香港文學想像補上了「後97」的拼圖。至此，是傳奇也好，寓言也罷，王安憶的香港故事被連綴起來，浮出水面。這個故事橫跨了香港文學－歷史上關鍵的「回歸」時分，在現實時局與文學虛構的併線發展中，作家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成為了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論題。
如羅蘭·巴特所言，城市是一種話語與符號建構，此番「接地氣」的視角及其所能看見的「香港」，自然為王安憶打開了重繪香港想像的入口。這種講述香港「本土故事」的嘗試，是否包含王安憶對於「外來者」講述香港故事的合法性的回應，讀者或許自有不同的理解。但僅就身份、時間與空間而言，王安憶對香港歷史的嵌入、對特定空間的錨定，都一一落到實處。在1950年代「南來」難民的困苦生活，六七年的反英抗暴，1984年籤署的中英協議，1997年金融風暴與樓市崩盤，究竟不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陳冠中語)的香港回歸之外，對於香港左翼運動的浮沉，報紙副刊文化與本土文藝的觀照，皆以更加隱晦的方式編織進來。這些綿密的人文歷史，與主人公的「少年心事」和「羅曼蒂克消亡史」在故事的背面暗中貼合，會心者讀來，自然有層層剝離的驚喜。而即使對於香港敘事沒有自覺體認，抑或不感興趣的讀者而言，僅作為演繹恩情、人性與人心故事的《紅豆生南國》依舊成立、圓融——但那會是這篇小說的另一種讀法了。
劉欣玥，1990年生，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就職於上海師範大學。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小說評論》等期刊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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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壹月號
劉欣玥 「香港的情與愛」新編：《紅豆生南國》與王安憶的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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