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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鬧中的真智慧
費曼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終的時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說日本即將舉行一個理論物理的國際會議，問我願不願意參加。戰前日本出過幾位大有名氣的物理學家，例如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這個會議的舉行，才是戰後日本重新恢復生命力的第一個跡象；我們都覺得應該參加，以幫助他們向前邁進。
惠勒在信中說，如果我們能先學一點日文會更好，他還附了一本軍中使用的片語讀本。我找到一個日本婦人為我矯正發音，自己也練習用筷子挾起紙屑，並且讀了很多談日本的書。當時對我而言，日本是個神秘的國度，我想，能到一個陌生而奇妙的國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達日本時，有人在機場接我們，帶我們到東京一家由名建築師萊特（FrankLloydWright）設計的旅館。這是一家仿歐式的旅館，他們的歐洲風格徹底到連服務生都穿著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覺上，我們不像身處日本，簡直就是到了歐洲或美國。帶我們到房間的服務生走來走去，把百葉窗拉上拉下，等我們給小費——處處都是美國作風！
我們的東道主什麼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們在旅館頂樓用餐，招呼我們的，是個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單上寫的還是英文。我費了好大的勁才學了一些日本話，所以晚餐快結束時，我跟女服務生說：「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個躬，然後出去了。
我的朋友馬夏克疊聲地問：「什麼？什麼？」
「我在說日本話」，我說。
「噢，你這騙子！你在亂開玩笑，費曼。」
「你什麼意思？」我一本正經。
「好吧！你剛才在說什麼？」他說。
「我請她給我們咖啡。」
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賭，」他說：「如果她端咖啡進來……」
女服務生端著咖啡出現，馬夏克輸了。
原來，我是唯一學了點日文的人，連要我們學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沒花工夫學，我簡直受不了。我讀過一些關於日本旅館的資料，日本式的旅館應該和我們住的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請那個為我們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間來。我說：「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館裡。」
「費曼教授，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書上讀到過，日本人都很客氣，但也非常固執；你必須不斷地下工夫。所以我決定要像他們一般頑固，而且一樣的客氣。這是一場心戰，我們反反覆覆磨了半小時。
「為什麼你要改住日式旅館呢？」
「因為在這家旅館裡，並不能感覺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館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這樣，我要嘗嘗看那究竟是什麼滋味。」
「而且那裡沒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沒關係，這樣很好，我就是要找這樣的地方。」
最後，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館，巴士要繞道接你去開會。」
「不！不！」我說：「早上我會自己來這家旅館搭車。」
「好吧，好吧，這樣就沒問題。」結果就那麼簡單，只不過要花半個小時才能談到真正的問題。
他正要走到電話旁，打電話給另一家旅館，卻又突然想起什麼停下來。事情又觸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鐘才搞懂，這次問題出在郵件，萬一會場有什麼函件要傳過來呢？
他們早已在這家旅館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沒關係，」我說，「早上我來搭巴士的時候，會先到旅館看看有沒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沒問題。」他打了電話，我們終於上路去日式旅館。
一到旅館，我就知道還是值得：那家旅館真可愛，在它的大門前有個讓你脫鞋子的地方，然後有個穿傳統和服的女孩，腳上穿著拖鞋出來，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著她行經走廊上鋪著蓆子的地板，穿過紙門，只聽得她「漆—漆—漆」地踩著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進我的房間之後，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個趴在地板上，鼻子貼著地板，女服務生也跪下來鼻子貼到地板上。我覺得手足無措，我也該把鼻子貼到地板上嗎？
原來他們是在彼此問候，他為我表示接受這個房間。
這真是個很棒的房間。今天大家都對日式房間的標準配備很熟悉，但當時對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經驗。牆壁上一小塊凹下去的地方，掛了一幅畫；花瓶裡雅致地插著柳枝，地板上擺了一張桌子，旁邊放了椅墊；房間的一頭還有兩扇紙門，推開後直接面向花園。
招呼我的女服務生是個中年婦人。她幫我脫掉外套，給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藍白相間的簡單袍子，讓我在旅館裡穿。
我推開門欣賞花園的可愛，然後坐在桌子前做點事。
十幾二十分鐘後，好像有什麼映入我的眼帘。我抬頭往花園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個很美麗的年輕日本女人，穿著很可愛的衣服，坐在玄關上。
我讀了很多關於日本風俗的資料，曉得為什麼她被派來我的房間。我想：「這可能很有趣！」
她會講一點英文。「你喜歡逛花園嗎？」她問。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著我的手臂，指點花園的景色給我看。
後來我發現，原來只因為她懂一點英文，旅館經理覺得我大概會喜歡她帶我去逛逛花園，就這麼簡單而已。當然，我有點失望，但我知道東西文化交流時，很容易發生誤會。
讓自己日本化
過了一會兒，女服務生進來，說了幾句日本話——跟洗澡有關。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試試看，所以我說：「好！」
書上說日本式洗澡很複雜，他們在浴池裡放很多水，從外面加熱。大家不能把肥皂放進洗澡水裡，把水弄髒——這樣下一個人就沒辦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邊。雖然中間有門而且緊閉，但我聽得出來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門打開了，正在洗澡的那個人出來看看是誰闖進來。「教授！」他用英文對我說：「其他人在洗澡的時候，你這樣走進盥洗室是個很糟糕的錯誤！」居然是湯川教授！
他告訴我，毫無疑問，女服務生是問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話，她會先為我準備妥當，並且在浴室空出來時通知我。當我犯下這麼嚴重的社交錯誤時，我實在很慶幸對方是湯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這個日本旅館很宜人，有其他人來探訪我時，服務尤其周到。有人來到我的房間時，我們就坐在地板上談話。
不到5分鐘，女服務生就端著茶盤進來，上面除了茶，還有糖果，就好像在家裡招待客人一樣。在美國，如果有人到旅館房間來拜訪你，沒人會理你，你得打電話叫人來服務。在這裡用餐也與眾不同。你吃飯的時候，端食物進來的女孩會一直陪在旁邊，所以你不是孤單一個人進餐；儘管我沒辦法跟這女孩深入交談，不過沒關係。食物也很特別，例如湯是用一個有蓋的小碗盛著，打開蓋子以後，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點點綠蔥浮在美味的湯上，真是精彩。
對日本人來說，食物的外觀也很重要。
我決定儘可能過日式的生活，但這卻意味著我得吃很多魚。從小我就不喜歡吃魚，但是我發現，在日本不吃魚實在太孩子氣了，我在那裡吃了很多魚，而且樂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國，第一件事就是跑去賣魚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從前一樣，我沒法忍受。後來我找出原因：原來魚必須要非常非常新鮮，否則就會帶有一些令我討厭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館吃飯，他們端來一杯黃色的液體，裡面裝著一個又圓又硬、蛋黃大小的東西。一直到那時為止，我什麼都吃，但是這個東西把我嚇壞了，它看起來盤盤結結，像腦子一樣。我問女服務生那是什麼，她回答：「枯裡（kuri）。」這對我沒多大幫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魚卵或其他類似的東西。我心裡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為我想要儘可能日本化（30年來，我一直記得「枯裡」
這個詞，好像是什麼攸關性命的東西一樣）。
第二天，我在會場問一個日本人「枯裡」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他，我覺得很難下咽。
「那是慄子。」他回答。
我做錯了什麼？
我學會的日本話，許多時候還真的發揮了極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遲遲不啟程，有個傢伙說：「嗨，費曼！你懂日文，叫他們快點開動！」
我就說：「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點！快點！走吧！走吧！」
我立刻發現，我的日本話大概不是平常用語。我是從軍隊的片語讀本中學會這些話，而它們一定十分粗魯；因為旅館裡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張地跑開，嘴裡說：「是！是！」
而車子也立刻開走了。
在日本的會議一共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東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訴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Pais）關於日式旅館的事，他也想試試。我們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館，那裡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間，派斯就和我共住一個日式房間。
第二天早上，負責照料我們房間的年輕女服務生為我們準備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間裡。過了一會兒，她端著早餐進來，我這時衣服還未穿好。她轉向我，很有禮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從浴室出來，身上一絲不掛而且滴著水。她轉向派斯，同樣泰然自若的說：「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後把早餐盤子放下。
派斯看著我說：「天哪，我們太不文明了。」
在美國，女服務生來送早餐的時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絲不掛站在那裡，保管會有尖叫和麻煩。但在日本，他們完全習以為常。我們覺得，在這些事情上他們比我們先進而且文明。
在這段期間，我在研究液態氦的理論，而且發現可以利用量子動力學的定律來解釋「超流動性」（superfluidity）現象。我為此感到驕傲，而且將在京都會議中發表我的研究及發現。
發表報告之前的那個晚上，在餐會中坐我旁邊的恰好是翁薩格（LarsOnsager）教授。他是固態物理和液態氦問題的泰鬥，也是那種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學者。
「費曼，」他以沙啞的聲音說：「聽人家說，你自認已經了解液態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個晚上跟我說過唯一的一段話，內容實在不怎麼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發表報告，說明我所知道的液態氦理論。末尾，我抱怨我對液態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態氦的相轉換——從某一相轉換到另一相——是屬於第一級（firstorder）（例如當固體熔解或液體沸騰時的情形，其時溫度不變）還是第二級（例如在磁鐵中看到的某些現象，其中溫度不停變動）的現象？
翁薩格教授站起來，以他冷冷的聲音說：「費曼教授在我們這個領域還只是個新手，我想他需要一點指導。有些事情他應該知道，我們應該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錯了什麼啦？」
翁薩格說：「我們應該告訴他，從來沒有人能從基本理論開始，研究出任何相轉換的數量級。因此，如果他的理論不能讓他正確計算出數量級，也並不代表他還未充分了解液態氦的其他層面。」原來他要說的只是恭維的好話呢！但是他剛開始講話的語氣，讓我以為這次會被修理得很慘！
樹大招風
不到一天，我在房間就接到《時代周刊》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人說：「我們對你的研究很有興趣，你能不能寄一份報告給我們？」
我從來沒有上過《時代周刊》，覺得興奮極了。我很為自己的研究感到驕傲，研究成果在會議上也頗受肯定，因此我說：「當然可以！」
「很好。請把它寄到我們在東京的辦事處。」他把地址給我，我覺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複述了一遍，那人說：「沒錯。很謝謝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驚地說：「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嗎？對不起，他回來的時候，我會告訴他你要跟他談。」
幾小時後派斯回來了：「嘿，派斯！派斯！」我興奮地說：「《時代周刊》打電話來！他們希望你寄一份你剛發表的報告過去。」
「噢！」他說：「出風頭準沒什麼好事！」
我十分震驚。
往後，我慢慢發現派斯說得很對；但在當時，我覺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現在《時代周刊》上的話，實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訴他們，只要有大學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連串的地點，讓我到每個地方待上幾天。
這時候，我已經和瑪麗露結了婚，而不管到哪裡，我們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個地方特別為我們安排了一套舞蹈儀式，通常他們只為大的團體表演。在另一個地方，所有的學生都跑到船上來見我們；還有一處地方，連市長都親自來與我們會面。
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我們住在樹林裡一個樸素的小屋裡，那是天皇到這裡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愛，周圍環繞著樹林，有一種清幽之美。天皇會來這種地方小住，表示他對於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們這些西方人強烈多了。
在每個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會告訴我，他們正在做些什麼研究，我再跟他們討論。他們會告訴我，他們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後就開始寫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說，「你講的問題有沒有什麼例子？」
「當然有。」
「很好，那麼就舉一個例子。」這是我的作風：除非我腦袋裡能出現一個具體的例子，然後根據這個特例來演算下去，否則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東西。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會覺得我反應有點慢，不了解問題所在，因為我問一大堆笨問題，像「陰極是正的還是負的？陰離子是這樣的還是那樣的？」
但是過了一會兒，當那些傢伙寫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來解釋一些東西時，我會說：「等一下！這裡有個錯誤！
這不可能是正確的！「
那傢伙瞪著他的方程式，果然，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了錯誤，然後開始搞不懂這個開始時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的傢伙，怎麼有辦法在這堆雜亂無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錯誤？
他以為我是一步步地跟著他演算，其實不然。我腦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論中某個特定、實際的例子，而根據過去經驗和直覺，我很清楚這例子的特性。所以當方程式應該會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錯誤的推論，於是跳起來說：「等一下！那裡有個錯誤！」
所以，在日本時，除非他們給我一個實際的例子，我沒有辦法了解或者討論他們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數人都提不出這樣的例子。提得出來的例子往往極為薄弱，用其他更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由於我總是要求別人給我實際例子，而不是要他們寫數學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學家之間流傳的油印刊物（這是他們在戰後設計出來的一種簡單有效的傳播信息方式），用「費曼的轟炸及我們的回應」的標題，來總結我在日本各地的訪問。
到過若干大學訪問之後，我在京都的湯川研究院待了好幾個月。我真喜歡在那裡工作，一切都那麼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脫掉，想喝茶的時候，就會有人過來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時候，我拼命學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後來進步到可以搭計程車到處跑、辦事情。那段期間，我跟一個日本人學日文，每天一個小時。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這個字的日文。「好，」
他說，「如果你想說『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園嗎？』你應該怎麼說？」我用剛剛學會的字造了一個句子。
「不對，不對！」他說：「當你說：」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園？『，你用的是第一個』看『，可是當你想看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必須用另外那個』看『字，比較有禮。「
基本上，第一種說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爛花園？」可是當你想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得說些類似「我能否參觀你那漂亮的花園？」這樣的話。因你必須用兩種不同的字眼。
然後他又出了另一道題目：「你到廟裡去，想看看那裡的花園……」
我造了一個句子，這次我用的是有禮貌的「看」字。
「不對，不對！」他說：「寺廟裡的花園更加、更加的優雅。所以你說話的語氣應該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無比的花園上嗎？』」
同樣的一項概念，卻要用三四種不同的字眼來表達，只因為當我做這件事時，就很糟糕，但當做的人是你的時候，就很典雅。
我學日文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討論專業上的東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樣的問題是不是也會發生在科學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裡問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麼說？」
他們教我說。
「好。現在我要說：」請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嗎？『我要怎麼說？「
「那樣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們說。
「為什麼？」我抗議：「不管是我解方程式，還是你解方程式，我們做的是同樣的鬼東西！」
「是，沒錯，但要用不同的字——這比較有禮貌。」
我投降了。我覺得日文不是我這種人學的，於是從此停止學日文。
（選自《別鬧了，費曼先生》〔美〕費曼 / 吳程遠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5）
責編：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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