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17年後的今天，經歷過「非典」的人依然對2003年的那場疫情刻骨銘心。若干年後，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也會被銘記。這場疫情來的猝不及防，打亂了全國人民本應是歡喜團聚的春節。隨著疫情蔓延的，還有恐懼情緒。
特殊的時刻，最能檢驗一個人甚至一個民族。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我們看到了人性中不光彩的一部分，比如某些地方政府、慈善機構、專家和一些不良商家的行為難免讓人憤怒。但是，我們也更能看到人性中的偉大和善良，例如醫護工作者捨身忘己的奮鬥、主動請纓到武漢的專家和醫生、自發組織起來的志願者、全國各地無私捐贈的民眾和企業。真實的世界是複雜的，沒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但也沒我們想像的那麼差。客觀全面地去看待，才是理性的。
我們這裡重點談一下「恐懼」。恐懼是長達兩三百萬年的採集狩獵時代進化中形成的基因帶給我們的本能情緒反應。恐懼能夠讓我們迅速遠離危險，從而保住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祖先聽到樹林中有動靜，最佳反應是立即逃跑，而不是理性思考。
但是，現代社會變得日益複雜，對恐懼的理解也應該更加深入。例如，政府將疫情每天的感染和死亡數字公之於眾，會不會加大社會恐慌，影響社會穩定？大眾對疫情的恐懼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什麼樣的恐懼是好事，什麼樣的恐懼是壞事？
2003年4月，剛上任的「非典」救火隊長北京代市長王岐山開了一場「非典」疫情發布會，會後接受了記者採訪，他將恐懼分為「盲目的恐懼」和「理性的恐懼」，這種劃分可謂經典。
記者：但是我感覺非常奇怪的是：（大量信息公開後）市民們恐懼沒有減低，反而在增加。
王岐山：這個判斷我和你稍微有點距離。這個恐懼第一初始反應的恐懼和現在的恐懼還有所不同。我以為市民經歷了這一段以後，那種盲目的恐懼開始降低，理智的恐懼開始增加。為什麼？因為他有了知識、了解了一些情況。過去都不了解啊，突然一來了，誰知道這個病是怎麼回事。現在起碼病死率大致知道了，再高也不過是個5％。因為死人多少這是恐懼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因為得了這個病我能不能治，得了以後能不能活，這恐怕是最主要的。我認為剛開始有相當的盲目性，現在伴隨著這一段，不要說北京市民，就是全國老百姓都開始對這個恐懼從盲目開始走向一種理性。現在更多的關心的是什麼？消毒措施、環境衛生、政府的隔離措施是不是辦到了？辦到了他就踏實，我們在公共隔離這個決定、公告的時候，剛開始也是擔心會不會把恐懼再增加？後來我們了解的隔離措施有利於穩定廣大市民的人心，他擁護，他覺得政府在做事，而且做事隔離就意味著我的安全就增加了。
「理性的恐懼」能夠增強對疫情的控制。如果人們害怕染上病毒而不隨意出門、公共場合戴口罩、勤洗手，這種全民自發的自我隔離絕對是最重要的。相反，政府如果不公布疫情的嚴重性（會人傳人），人們沒有任何恐懼感，會極大增強控制疫情的難度。總是以維穩思維應對一切，反而會成為穩定的最大威脅。
「非理性的恐懼」會帶來疫情控制的難度，或者帶來其他不必要的損失。例如，聽信某些專家或商家不靠譜的謠言，排隊搶購雙黃連，不僅沒有用處，反而加大傳播風險；擅自封路或挖斷道路，造成居民正常生活和商業物流受到嚴重影響，對生產經營造成破壞；對武漢人非理性甚至過激的排斥也會影響社會團結；非理性恐慌下謠言四起，增加不必要恐慌，也給個別居心不良的人帶來機會……
所以，戰勝疫情最重要的是理性。基於以下兩個判斷，非理性恐慌心理大可不必。
第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一定會結束，而且不會持續太長時間。無論專家預測是一周還是兩周疫情達到峰值，極大概率不會持續幾個月的時間。1月21日起，全國上下都已經全面動員起來，可謂萬眾一心。武漢等多地採取「封城」等「非典」中未採取的極端措施。目前除湖北外，全國各地疫情基本可控。全國資源支持湖北，湖北也會渡過難關。
第二，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相對於SARS傳染性更強，但致死率並不高。SARS在中國致死率近5%，在全球近10%。這次病毒致死率略高於2%。即使我們不幸感染了病毒，也有近98%的概率依靠身體的免疫力清除病毒。如果我們身體健康，沒有其他嚴重的疾病，那麼死亡概率就更低。如果將死亡率按區域分解，湖北死亡率高達3.13%，其他區域死亡率只有0.18%。根據李蘭娟院士觀點，湖北死亡率高是因為病人太多，醫生照顧不過來造成的。病毒本身追求的是最大程度地複製自己，不斷傳染給更多的人，而不是與宿主同歸於盡。這次新冠病毒比SARS病毒更加狡猾，但總體致死率低很多。
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規模傳播到全國各地，而且輸出到很多其他國家，我們可以有很多的總結。對於國家、一個城市或家庭、個人來說，一個很重要的啟發，就是要有系統完整「災難意識」，建立「災難假設」，有一套提前建好的應對災難的「災備系統」。
所謂「災難假設」，就是假設雖不知道災難何時會發生，但災難一定會發生，不抱有任何僥倖心理，提前做好應對災難的一切準備。
假如時間能倒回兩個月，假如沒有發生病毒疫情前就知道食用野生動物的風險，對野生動物交易加強監管。假如發生第一例非正常病毒導致的疾病就如臨大敵。假如發現同一區域有數十例同樣病情，引起極高警惕。假如一些醫生已經集體出來說「謠言」更加極度重視。假如春運之前就考慮到春運給病毒傳播如虎添翼的效果。假如已經發生大規模疫情，有足夠的醫院、物資來救治，而不是人群無法確診和進一步的交叉傳染。有這些假如的話，那麼這次打亂全國人民生活的疫情，根本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後果也很輕微。
所以，「災難假設」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思維。例如，一個城市提前就應該假設某一年會爆發大規模傳染病，有一套傳染病發生後快速響應的人員、機制和物資保障。「小湯山醫院」也不應該疾病爆發後才開始建設，傳染病結束後就拆除。無論建設速度多麼快，每一天耽誤都是嚴重的後果，最好各地提前就有建好的小湯山醫院，哪怕閒置不用，這種冗餘絕對比數百人的生命代價、數萬億的經濟損失更加划算。已經發生過SARS疫情，經歷過巨大恐懼的國家，面對完全相似的病毒，手忙腳亂，沒有任何準備，的確不可思議。如果下次疫情發生，還是束手無策，那就更加不可思議了。搞基建重要，小小的病毒更加重要。我們這個國家太缺乏災難意識。
這種「災難假設」對個人安全也很重要。就以駕駛汽車來說，有的人開了數十年車沒有一次剮蹭事故，有的人則小事故不斷，有的人已經在車禍中離去。安全駕駛的一條重要法則就是「預見風險」。當我們行駛到視線盲區時，要假設盲區內會突然出現一輛車或者行人，防止「鬼探頭」；當我們高速上行駛時，假設前面的車突然剎車，假設後面的車剎不住車，保持足夠的前後車距。開車時，總是提前對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行預測，提前做好預防措施，就不太容易出現事故。
對於家庭也一樣。假設發生火災，我們如何生還？假如發生地震，如何逃生？假如某種未知原因（如日本電影《生存家族》中太陽黑子），斷水斷電斷信號斷物資，我們能否儘可能長地生存下去？這方面，我們國人的意識很差，遠遠比不上日本人、美國人。一旦發生災難性事故，我們的損失可能更大。我們早已經習慣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完全不會考慮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對於投資，也是相同的道理。假設一些小概率的壞事真的會發生，這些事件發生後，我們的企業不會遭受到致命的損傷，甚至可能從中獲益。我們的投資體系中提前建立好容錯機制，即使小概率的壞事情發生，我們也不會發生本金的永久性損失。
這次疫情，投資者也將非理性的恐懼投射到資本市場當中，恐慌在市場中蔓延。2019年致投資人的信中我們寫道：「隨著近幾年所謂的白馬股、核心資產受到市場的追捧，很多人覺得價值投資者再也難找到投資機會了。其實，不必悲觀。一是因為人性是不會變化的。如果某天再次出現大的負面消息，市場的下跌還是再次帶來恐慌。如果某家公司的季度業績一時不及預期，股價還可能大幅調整。真正的價值投資是不可能成為長期主流的。」
沒想到話音剛落，大的負面消息和恐慌下跌已經來臨。有點理性的人都會知道，疫情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對經濟的影響也一定是暫時的。大部分公司短期業績都會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但這種負面影響大多是短期的，而且影響不一定很大。儘管如此，本能的恐慌還是讓很多人迅速逃離。
對真正的價值投資者，每次市場的恐慌都是我們的機會。短期的市值回撤毫無意義，以划算價格買入優質股權，才是投資者最值得高興的事情。當然，這也並不是說恐慌中閉著眼睛買。下跌本身不代表投資價值一定大，只有股價低於公司未來現金流值（考慮時間推移的動態變化），才是好的投資機會。疫情也不一定對所有公司帶來短期影響，如果資金鍊斷裂，那麼就是長期影響了。
「所有殺不死我的會讓我更堅強。」一個優秀的民族、一家優秀的企業、一個優秀的個體，都應該具備一定的「反脆弱性」。經歷過災難，一個民族應該更加堅強，吸取教訓，爭取下次考驗來臨時更加從容。一家優秀的企業，經歷困難考驗後，不僅不會損傷，反而會更加強大，佔據更大市場份額。一個優秀的人，經過磨礪後，也會更加成熟。
芒格在一次訪談中說：「理性是最重要的。理性就是實事求是。而絕大部分人看世界，是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如果這樣，就像通過變形的眼鏡看這個世界，有多少知識、耐心都沒有用。因為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脫節的，沒有理性的態度，其他都沒有用。」
無論對對待當前的疫情，還是投資，理性都是一種稀缺而可貴的品質。用理性戰勝恐懼，時間會給我們回報。
價值投資者一方面是極度悲觀的，想像最壞的事情會發生，提前做好準備。另一方面，也是極度樂觀的，相信悲觀會過去，一切會回到常態，春天已經再次到來。
寫於2020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