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學派
本文簡介：《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這本論文集匯集了組織社會學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新制度主義學派興起、發展、演變過程不同階段、不同貢獻的代表作品，從學術史的角度對這一流派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歷時性的巡視。制度主義學派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盛行於社會科學諸領域，不同的學科裡（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有著制度學派的不同版本。這本論文集選編了組織社會學中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工作。熟悉這一領域的學者不難看出，這一學派與 Oliver Williamson，Richard Nelson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制度主義學派、James March和Johan Olsen提出的政治學制度主義學派有著相同之處。它們都強調了制度設施對經濟行為，政治行為，社會現象的重要影響。但是，如下面要談到的，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又有著與眾不同的鮮明特點，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解釋邏輯，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學人簡介：周雪光，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
文獻來源：《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學派》序言（張永宏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周雪光教授
一
永宏編了這本《組織社會學制度主義學派論文集》，囑我寫一個序。因為我有推薦這批論文的責任在先，只能應命作文了。
這本論文集匯集了組織社會學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新制度主義學派興起、發展、演變過程不同階段、不同貢獻的代表作品，從學術史的角度對這一流派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歷時性的巡視。制度主義學派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盛行於社會科學諸領域，不同的學科裡（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有著制度學派的不同版本。這本論文集選編了組織社會學中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工作。熟悉這一領域的學者不難看出，這一學派與 Oliver Williamson，Richard Nelson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制度主義學派、James March和Johan Olsen提出的政治學制度主義學派有著相同之處。它們都強調了制度設施對經濟行為，政治行為，社會現象的重要影響。但是，如下面要談到的，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又有著與眾不同的鮮明特點，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解釋邏輯，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從學術史角度編輯的論文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似乎並不多見；在我看來，這是一件極有意 義的工作。當學者最初接觸一個新的領域時，常常首先注意到這個領域中的代表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是這一領域中傑出的、有著重大影響力的研究工作，是這一領域中的研究高峰所在。高峰仰止，人們常常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領域的高峰大多是在許多已有研究長期積累的基礎之上造就的。在當代學術研究中，很難想像那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研究工作橫空出世。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學術研究大多是有著相互關聯的，而一個學術流派框架中的研究工作則有著更為密切有機的聯繫呼應。如果我們把這些學術作品從這個研究長流中抽取出來，將其與其他研究的關聯中孤立開來，就很難真正把握這一研究工作的貢獻和意義。
一副令人回味的山水圖畫常常是由諸多丘壑跌蕩、迂迴流遠的山脈溪流構成的。如果我們只見險峰、而不見鋪墊引向這高峰的起伏山脈、崎嶇途徑，就無從了解如何達到山顛之峰，也難以清楚如何從腳下起步，向何處出發。從發展史的角度來了解一個學派的思路和貢獻，幫助我們看到了學術山勢的延綿起伏，如何經由一個起點行進到另一點，從一個階段演變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一個研究領域和一個學術流派中的研究工作有著各種不同的研究貢獻：新的研究問題的提出，理論思路的創新，新的分析概念，新的操作化，新的資料發現，向其他領域的擴展，與其學術流派的交流競爭，等等。正是這些不同類型的研究貢獻，推動了一個學派的不斷發展演變，為研究領域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學術活動，為不同風格、不同背景的學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一個平臺。這一角度不僅幫助我們了解到達高峰的山徑過程，而且還為我們提示著山巔之後的新的方向去處。當我們自己試圖融入這一學派的研究工作時，這個發展史的角度可以清楚地幫助我們知道自己研究工作的定位，與前人研究工作之間的關係，以及今後攀登的方向、甚至具體的路經。
這正是這本論文集的獨特角度。
二
關於學術研究活動中尤其是在一個學術流派演變過程中的不同學術貢獻，以及新制度主義 學派的發展演變，我在拙作《組織社會學十講》有關章節中有比較詳細的討論。下面，我把有關內容轉引概括如下，為讀者閱讀這個論文集做一個鋪墊。
學術研究訓練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了解不同研究扮演的不同角色和貢獻。這涉及到一個研究者的學術眼光，有了這種眼光和判斷力才能駕馭研究工作，進行有目的的研究活動。另外，這也與學術欣賞有關。一個流派的發展有賴於各種不同的貢獻。我們只有在了解到這些不同研究的特點、貢獻時才能欣賞它們。如果大家帶著聽京劇的心情去聽歌劇的話，肯定會很失望。反之亦然，喜歡古典音樂而去聽民歌，也會失望而回。每項研究有自己的貢獻，自己的風格。如果你帶著尋找理論觀點的想法去讀一篇以實證研究為主的文章一定會很失望，因為它的主要貢獻在於實證資料積累和驗證。如果我們不了解這種學術背景和各種研究之間的關係，那麼也不會了解一項研究的學術貢獻是什麼。在這個意義上，學術史的角度給我們一個了解、鑑別不同研究的視野。
那麼，有哪些不同類型的研究呢？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大致提出以下的類型：一種是開創性的理論研究。通常這種研究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問題，或者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或者一個新的解釋邏輯。開創性研究通常因為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問題，因而帶動起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動，形成了一個理論學派。隨後很多人在同樣一個框架裡做研究，不斷提出和解決問 題，推動知識的積累、修正。這樣，這個流派就不斷持續下去。所以這種開創性研究通常會對後人產生持續的影響。與組織學領域中盛行的效率機制相比，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強調合法性機制在組織結構與行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思路和解釋邏輯。
另外一些研究的主要貢獻是在研究方法上，諸如研究設計、或研究的操作化、變量的測量，等等。這些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測量角度可能會開闢新的研究空間，使得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研究同樣的問題，或者研究新的問題。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美國社會學界有關社會分層研究幾次大的發展，大多是在方法上的突破，才帶動起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活動。舉例來說，布勞和鄧肯（Blau and Duncan1967）在 60年代提出「地位獲得的模式」（status attainment model）是對過去描述性研究的一個大突破,影響了一代社會學家。這個模式之所以盛行是因為鄧肯利用回歸分析模式對代際流動進行途徑分析，可以用來解釋直接的和間接的代際流動之間的關係。正是因為有了方法上的突破才使理論模式建立在一個可以分析的基礎上。在 70 年代中期，社會流動表（mobility table）的出現又在社會分層裡引起了一個新的突破。以往的「地位獲得」模式將父親和兒子之間的代際流動的關聯通過教育程度和職業獲得來描述，但社會流動表的分析把這一關係轉變為結構性的分析，引起了一個大的研究趨向的轉變。70 年代中期以後到 80 年代，這段時間的社會分層研究大多數是在流動表的分析框架裡面進行的。在 80 年代中期研究時間序列的統計模式（如事件史分析）出現了，這些方法的出現把新的變量和新的研究角度引入了主流的研究中去。因此，這一領域裡的研究課題，研究手段和收集資料的方式都隨之變化了。
另外一類貢獻是對原來的理論的進一步闡發，發展和完善。最早提出的開創性研究理論可 能比較粗糙，可操作性差，以後的研究工作對其理論邏輯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在操作性上加以改進，推動這一思路的研究繼續發展下去。例如，有的研究完善了原來比較粗略的理論邏輯，有的澄清了理論的邊界條件，有的研究推進了新的研究方法，還有的研究推進概念的操作化、 變量的測量等等研究設計。
還有一種學術研究活動致力於不同流派之間的對比和融合。例如，有些學術工作不只是從制度學派一個角度去研究問題，而是比較制度學派和另一個學派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具體課題的不同解釋。這些研究推動了兩個學派的對話、對比或融合，因而提出了新的理論解釋。例如，新制度學派和群體生態組織學在後來的研究工作中有很多的結合，對解釋群體規模演變的非線 性過程提出了更有意思的理論模式。
此外，大量的研究工作是在這一理論框架中的資料積累和實證研究，它們的主要貢獻是它 積累豐富了實證研究資料，擴展了理論解釋的空間和應用範圍。當一種基本理論提出來以後，理論框架搭起來了，許多學者都在這個框架裡從事實證研究活動了。它們在理論上、研究問題上可能沒有新的創意，方法上也沒有創新，它們的主要貢獻是用這一理論思路去解釋越來越多的問題，並應用到其他領域中去，從而拓寬了一個理論邏輯的研究領域和解釋能力。例如，過去的制度主義研究大多數是在所謂非營利的領域（如大學，政府機構）裡研究，在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很多商學院的學者開始用這個角度來研究企業組織制度，這是很大的一個突破，把研究的空間大大地擴展了。
一個理論流派的演變通常是按時間序列展開的。起初的開創性研究引起了進一步的闡述、 討論、完善和爭論。在理論框架建構起來後，大家都接受了，覺得很有意思，於是許多人加入這一研究領域或理論流派從事具體研究。一個理論流派在積累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以後長時期沒有新的突破，它就面臨著危機和衰落。一個好的理論也可能衰落，而且一個理論之所以衰退可能恰恰因為它過去的成功。這是因為，一個好的理論吸引了好多人去做研究，可能把這個理論框架裡可以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如果這個領域中沒有新的問題的話，這個理論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人們就要離開這個領域了。另外，久而久之，同一個框架中的研究工作可能出現千篇 一律的重複勞動了，貢獻不大。到一定程度以後大家就覺得厭倦了，希冀另擇門戶有所創新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學術規律。社會學中各種流派多多少少都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
三
從學術史的角度選入這些論文，我們的目的不是從史學角度對一個學術流派的來龍去脈追根溯源，而是從學術分析的角度了解不同學術研究作品之間的關係和各自貢獻，從中把握新的研究方向。為了幫助讀者閱讀，下面我對選入文章的考慮作一個交待。
論文集的第一部分是這一領域中的兩篇開創性理論文章。邁耶和羅恩（Meyer 和 Rowan）於 1977 年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的《制度化的組織》一文開創了組織社會學領域中的新制度主義學派。新制度主義學派的中心命題是強調合法性機制在組織內部結構以及與制度環境互動中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效率機制的解釋邏輯在組織領域中盛行，即認為觀察到的組織現象是組織追求效率的結果。經濟學中的效率機制與社會學中的功能主義在這一問題上十分相近。但是，邁耶和羅恩的文章提出了與效率機制迥然不同的合法性機制，認為組織不僅追求適應所處的技術環境，而且受制於制度環境；許多組織制度和行為不是為效率驅使，而是源於各種組織在當代社會中追求合法性以求生存發展的需要；而合法性機制常常導致了「制度化的組織」以及組織趨同性（即不同任務、技術的組織採納相同組織制度和做法的趨勢）。這些基本理論命題在組織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指導研究的主題之一。
這一部分收入的第二篇文章是迪馬久和鮑威（DiMaggio and Powell）在 1983年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的有關組織趨同性現象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學派的一個重要推進。與邁耶和羅恩的宏觀觀念文化角度相比，迪馬久和鮑維爾的文章從組織間關係和組織場（organizational field，即一組相關組織所在的社會空間）的層次進一步討論了組織趨同性的淵源。他們提出了導致組織趨同性的三個機制：第一是強迫性機制（coercive），即制度環境通過政府法令或法律制度強迫各個組織接受有關的制度和管制。第二個機制是模仿機制 (mimetic)，即各個組織模仿同領域中成功組織的行為和做法。第三個機制是社會期待（normative），即社會規範對組織或個人所扮演的角色或行為規範的約束作用。正是因為這些機制的作用，我們常常觀察到同一制度環境中的組織在內部結構、過程和行為諸方面有著趨同的趨勢。
邁耶和羅恩（1977）和迪馬久和鮑威爾（1983）這兩篇文章成為組織社會學領域中新制度主義學派的開創性研究工作。截止 2005年底，這兩篇文章的引用次數都在 2000次以上，其影響力可見一斑。這兩篇文章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們研究的是同樣的現象，都是試圖解釋制度 的趨同性，他們講的機制也基本是一樣：從廣義上講都是合法性機制，而且都與效率機製做了比較。他們的不同處主要在於，邁耶強調一個大的制度環境的重要性。這個制度環境影響了人們和組織的行為模式，導致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化過程。而迪瑪久和鮑威爾強調更多的是組織和組織之間的網絡關係，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甚至組織內部的運行機制。他們講得更多的 是組織場的層次，他們這樣的分析層次更為具體，看得見摸得著。而且他們提出的幾個機制（強迫機制、模仿機制、社會規範機制）都是大家日常談論的現象，是人們伸手即觸的機制， 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我們可以把迪瑪久和鮑威爾的理論看成是莫頓意義上的一個中層理論，其思路、概念和分析層次在日常組織現象中具體可辨，操作性和分析性很強。例如模仿這個中心概念在迪馬久和鮑威爾文章裡有著清楚的操作化意義，可以很容易地應用於組織分析，因此這一理論思路的分析力度比邁耶提出的概念要強，推動了理論在實證研究中的應用。而且，迪瑪久和鮑威爾在他們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可以驗證的實證命題。正因如此，迪瑪久和鮑威爾的這篇文章一出來，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推動了制度學派向其他領域特別是組織管理領域的擴展。
一個領域研究工作的大發展常常得益於新的研究方法的提出和突破。所以，研究方法的貢獻不可低估。論文集的第二部分選入了三篇在這一方面有著獨特貢獻的文章。在 80 年代，新制度主義學理論有了一個大的發展，其中託爾伯特和朱克（Tolbert and Zucker）在 1983 年發表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託爾伯特和朱克的文章首先提出了測量「合法性機制」的操作化方法：即通過各個組織在不同時間裡採納某一制度的速度來測量合法性機制的演變和作用。另外，她們提出的效率機制與合法性機制在不同階段的轉換的思路也對隨後的研究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隨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研究者把組織間有關制度採納的模仿作為合法性機制發生作用的證據。
託爾波特和朱克的研究課題是解釋美國的各個市政府如何採納公務員制度的歷史過程。美國各個城市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過一個逐步的演變過程基本採用了公務員制度。這是一個新的組織形式（公務員制度）制度化的過程。她們要研究的問題是，為什麼各個城市採納這個制度有早有晚，是什麼機制使有的城市很早就採納了這個制度，而另外的一些城市卻很晚才採納呢？制度化機制或合法化機制會提出什麼樣的解釋呢？託爾波特和朱克提出了制度學派的一個基本思路是：一個制度被「廣為接受」（Taken for granted），成為社會事實後就會轉化為一個重要的制度力量，迫使其他組織採納接受。具體來說，從歷史演變的過程來看，當越來越多的市政府採納了公務員制度時，這一制度就成為「廣為接受」的理性組織形式，形成一種觀念制度的力量。所以合法性機制和一個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的出現有密切關係。她們提出一個測量指標，即用已經採納公務員制度的城市的比例來測量這一制度被「廣為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在美國的各大個城市中有多少城市已經採納了公務員制度，依此來測定公務員制度在當時被接受的程度。在歷史演變的後期，採納的比例越來越大，迫使其他市政府採納這一形式的制度環境壓力也隨之越來越大，而城市特點不再起到重要作用。這一思路提出了一個時間演變過程的研究角度：採納比例隨時間而變化，因此這是一個動態的研究。
這篇文章重要性不在於它的理論貢獻，而在於具體實證研究思路的突破。我們考慮一下，制度學派研究的是制度趨同現象。制度趨同現象是指組織內部結構、組織行為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或雷同性是很難研究的。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理論模型和相應的統計分析模式都是解釋差異的模型。舉個例子來講，回歸分析解釋的是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關係。在一個收入函數的模式中，收入可能和教育程度、性別有關係。收入的高低隨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變化，也可能與人們的性別有關係。在這種模式中，我們是以一個變量的變化來解釋另外一個變量的變化。這是統計模式的基本思想。但是，組織的趨同性意味著組織之間沒有差異。如果因變量本身沒有變化，我們的分析工具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從這一角度來看，制度學派的理論既使是很好的思路，在實際研究中也難以操作。而託爾波特和朱克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個如何從制度學派角度進行實證研究的思路。
豪斯查爾德和曼納（Haunschild and Miner1997）的研究也對模仿行為的研究工作做了重要的推進。過去對組織間模仿機制的研究大多是比較籠統粗略，把所有的組織模仿行為都解釋為其追求合法性的結果。豪斯查爾德和曼納則對模仿行為進行了進一步的區分，提出了導致模仿的不同機制，並在操作化上進行了成功的嘗試。
她們的實證研究的著眼點是：為什麼公司在兼併時會僱用投資銀行提供諮詢？她們認為這 是一種模仿行為，但是其內在機制可能每每不同。她們提出，模仿行為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機制：第一種是按頻率來模仿；第二種是按特徵來模仿；第三種是按照效益、成果來模仿。「頻率機制」是指公司的模仿行為受到以前其他組織採納過這樣行為的「頻率」的影響。採用這種做法的組織越多，越說明這一行為是一個「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例如，如果其他公司在兼併時都請投資銀行提供諮詢服務，如果你不採取同樣的做法，就會引起其他公司或股票投資人的疑問。另外一種模仿是按照僱用投資銀行的公司的類別特徵。即不同公司在模仿選擇上考慮的並不是以前有多少公司這樣做了（頻率），而是關心與我的公司類似的公司是如何做的。假設我是一個大公司，如果其他大公司都僱用了投資銀行，那麼其他大公司的這一「特徵」對我的影響更大，我就得僱用投資銀行。按這一邏輯，如果我是一個小公司，那麼大公司的行為特徵可能對我的決定沒有同樣的影響了。第三種是按效益來決定是否模仿：如果僱用投資銀行的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從效益上講這種模仿就不會發生。這是一個經濟學的邏輯。這一研究工作對組織間模仿進一步分類為頻率模仿，類別模仿、結果模仿將模仿行為背後的不同機制加以操作化，使得有關模仿行為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分析力度。
Ruef 和 Scott（1998）的研究著眼於兩種組織合法性基礎（管理、技術）產生和演變的因果關係以及它們對組織生存的作用。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來，這篇文章的主要貢獻在於它提出了 認識合法性機制的新的角度和測量合法性基礎的新手段。以往的研究大多從一個領域中各個組織對某一制度形式的採納程度來測量「合法性機制」的作用和力度。而這兩位作者獨闢蹊徑，在醫院這一組織領域中，以專業協會組織對醫院的「認證」標準來區分和測量「管理」與「技術」這兩種不同的合法性淵源。他們提出，不同的「認證機構」強調不同標準，有的重視管理行為，有的與技術內容有關的，因而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礎。從這一思路出發，他們收集了有關的實證資料，用「因子分析」等一系列統計手段建構了測量這兩種合法性基礎的變量，推進了對「合法性機制」這一中心概念的進一步分析研究。
赫希（Hirsch 1986）從定性研究的方法入手，從新聞媒介和公共領域中收集系統資料來分析研究美國大公司兼併過程中話語體系的演變所反映出的制度環境的變遷。他研究的具體問題是：美國大公司之間的「敵意兼併」這一形式如何被制度化、被廣為接受的過程。這一領域中的大多數研究是量化研究，其課題是解釋一種新興的制度或商業行為是怎樣被人們所接受的。而 Hirsch的研究工作從文化變遷入手，提供了研究組織制度化的新的研究角度，可謂一枝獨秀。這篇文章有很好的可讀性，這裡就不贅述了。
論文集的第三部分是這一流派的資料積累過程的幾個縮影。應用新制度主義學派的實證研究工作數以百計，這一部分論文的選擇有著較大的隨意性。Edelman，Dobbin，Sutton等是八十年代師從邁耶進行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博士生或博士後。這裡收入的文章反映了他們從不同角度（研究思路的深化、研究領域的擴展、實證資料的積累）對這一理論流派的貢獻。Edelman 的文章（Edelman1990）從制度學派的理論邏輯解釋分析了美國各類私有企業組織中「申辯仲裁程序」興起的歷史過程。她提出這一組織內部治理機制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組織所處的制度環境特別是法律環境的變化所致，特別是美國聯邦政府在六十年代頒布的有關民權的法律法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組織採納「申辯仲裁程序」，這一制度被廣為接受，形成巨大的制度力量，迫使其他組織不得不接受之。而且，規模大的組織、接近公共領域的組織更容易受到制度環境的壓力，因此也會更早地採納這一制度。這些實證假設與制度學派的理論邏輯十分吻合，而且在她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驗證。
Dobbin，Sutton，Meyer 和 Scott（1993）的研究分析了美國各類組織內部的員工晉升制度的正式化的過程。長期以來，組織學研究的主流認為，組織內部制度如內部市場的建立和演 化受著效率機制的制約。但是，本文作者們從制度學派的理論邏輯出發，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命題，即組織內部制度的產生和演變在很大程度上為組織所處的制度環境和合法性機制所制約。進一步說，聯邦政府有關「平等就業機會「的法律法規對各種組織產生了極大壓力，迫使它們採納正式的招工與晉升制度，以便避免或減少法律糾紛上的代價。這項研究通過對279個組織中正式晉升制度產生過程的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命題。讀者不難注意到，這一研究與上述 Edelman的研究有許多共同之處。實際上，這兩個研究都是在同一個研究設計下進行的。這些「大同小異」的研究活動為制度主義理論邏輯的解釋能力和有效性積累了翔實的實證資料，這在一個流派的早期發展過程中是很有意義的。當然，隨著學術活動的進一步發展，後來的實證研究就需要超越前人的工作，力圖有所新的突破了。
在這一部分中收入的哈恩（Han 1994）的研究工作是新制度主義學派研究工作中一個有趣的「另類」。哈恩的研究訓練主要是社會網絡分析，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時師從博特（Ronald Burt）和懷特（Harrison White）。在這篇論文中（他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哈恩使用了制度學派有關組織趨同性的理論觀點解釋會計事務所行業的市場結構。因此，這個研究是一個將制度學派和社會關係網絡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的較早的嘗試。這個研究的一個特點是使用了社會關係網絡的測量技術來對企業間關係與模仿行為加以操作化，實證研究做得很精細。
我們在 Zorn（2004）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制度學派多年來研究工作的新近發展。Zorn 試圖從制度學派的邏輯來解釋「金融總裁」職位出現在美國各大公司這一組織現象和歷史過程。這一研究工作的思路與以往有關組織制度採納過程的諸多研究沒有太大差異，但是作者在理論分析上得益於前人工作特別是有關制度化階段和法律環境的作用等研究，因此其理論觀點和命題闡述更為從容、清晰、具體。作者在收集資料時關於樣本代表性的交待、變量測量和分析手段 都有很專業性的考慮。這個研究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對這一組織現象的歷史背景和過程有著具體實在的描述和討論，而不是一個流於形式的研究工作。
一個理論流派成功發展的一個標誌是它的解釋範圍和應用領域不斷擴大，並與其他理論流派進行對話。這個方面的研究工作很多，我們在第四部分只選入了幾篇論文作為例子說明制度學派在不同方向的延伸擴展。Carroll 和 Hannan（1989）的文章是將制度學派討論的合法性機制引入組織群體生態學流派中的最早嘗試。他們注意到組織群體規模演變有著非線性趨勢，但是組織群體生態學所強調的競爭和有關的組織生態機制不能對此現象提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兩位作者提出，將合法性機制與競爭機制結合起來解釋這一非線性趨勢。讀者可以閱讀原 文來了解他們是如何將這一思路進行模型化和應用於實證研究的。Westphal，Gulati，& Shortell 的文章從效率機制和合法性的對比討論了美國公司採納「全面質量管理」制度的趨勢，將制度學派的解釋邏輯應用到經濟領域與市場行為中去。這一部分收入了我的兩個研究。Zhou（1993）從制度學派的邏輯入手分析解釋從 1890 年到 1950 年期間美國各州採納專業許可證制度的歷史過程和演變機制，將組織社會學領域中的制度學派理論思路應用到職業社會學領域中。Zhou（2005）從制度主義學派的角度提出了有關「社會認可的邏輯」（the logic of social recognition）的理論框架，並將這一理論應用於解釋職業聲望等級制度。另外，Palmer，Jennings，Zhou（1988）的研究工作分析美國大公司兼併現象。在這項研究中，作者們將制度學派、政治學和經濟學的不同解釋邏輯加以比較並在實證分析中進行檢驗，是一個比較理論分析框架的例子。
一個學術流派是在各種批評和挑戰中成長發展起來的。論文集的最後一個部分收集了有關 「制度主義學派的批評和述評」的三篇文章。迪馬久（DiMaggio 1988）最早注意到了制度主義學派所忽略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利益作用」（the role of interest），這是一個「體制內」的批評聲音；而 Stinchcombe文章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對這一問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和發揮。斯克特（Scott 1988）對這一流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狀況做了一個總結。作為這一流派的重要貢獻者之一，斯克特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和課題，對這一流派的現今發展狀況仍然頗有意義。
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線索來觀察組織社會學新制度學派的演變過程。（1）我們可以從其獨特解釋邏輯的角度來觀察其理論思路的不斷深入，不斷擴大其應用領域和解釋能力。例如，早期的制度學派研究著眼於宏觀的制度環境對組織的制約，而後來的研究更多地注意到了組織內部行動者的利益和動機對組織趨同行為的影響。這一理論邏輯的應用從起初的非盈利組織（大學、中小學、政府組織）擴展到企業公司，到職業社會學、犯罪學、教育學、政治學等領域。（2）從學術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我們可以追溯在這一過程中分析概念操作化的精細，變 量測定的改進，分析手段的提高。這些方面的變化我們從「模仿機制」和「廣為接受」機制的操作化和分析等方面的演變即可見一斑。讀者不難注意到，論文集中收入的大多是實證研究的報告（第二、三、四部分）。在一個成功的理論流派的學術長河中，大多數研究工作都是這類實證研究。它們的貢獻大多體現在實證資料的積累、研究領域的拓展、分析概念或操作的精細化等方面，而這正是一個學術流派發展演變的主體；換言之，學術研究演變大多是在這些具體的研究活動中體現出來的。制度學派的研究工作大多在與其他理論（特別是經濟學的效率機制）的比較分析框架中進行的；這些研究工作大多是從歷史演變過程的角度、使用量化研究方法進行的。與其他的學術流派相比，制度學派在這些方面都有著鮮明的特點。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學派走過了三十年的路程，經歷了啟動、闡釋、積累、擴展和滯緩的不同階段。從這一流派的學術歷程，我們可以對社會科學的學 術發展特點有所認識。希望以上的介紹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學術背景和閱讀線索。社會科學研究的魅力之一即是其讀書與做學問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天地，為不同風格不同取向的學人同行提 供了一個各顯身手的舞臺。希望讀者不拘泥於以上看法，在閱讀中有著自己的心得見解。
感謝永宏和參與翻譯校對的諸多同仁，他們的辛苦努力使得讀者可以直接用中文閱讀借鑑 英文文獻中的學術資源。在我看來，語言表達本身即是社會科學學術水準之一，而這一方面恰恰是最為難以翻譯傳遞的。因此，我期望有興趣的讀者經過這個過渡階段後直接閱讀英文原文。
2006.8
原標題：《序言 | 周雪光：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