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由 安吉麗娜朱莉執導，影片《堅不可摧》Unbroken主人公讚佩裡尼的自傳《與魔鬼同行：二戰美軍陸航中尉自傳》
1943年5月27日
從調度室接到電話，一架B-25在帕爾米拉北部200英裡處掉進了海裡。我們是目前唯一在基地的機組，但「超人」號正在檢修。不過菲爾還是主動請願去開展搜救工作。
唯一能用的是一架名為「綠黃蜂」的「雪橇者」。「雪橇者」是指那些飛行時機尾向下，只要裝個炸彈就沒法起飛的飛機。我們的工程師們把這架飛機從頭到尾檢查了幾遍，拍著胸脯保證它和其他B-24一樣。
在諾魯空襲後經過重新編組， 我們的機組共有十人，拉塞爾·A·菲利普斯、奧圖·安德森、萊斯利·迪恩、弗蘭克·格拉斯曼、傑伊·漢森、弗朗西斯·麥克納馬拉、麥可·沃爾什、C·H·庫珀奈爾、羅伯特·米切爾和我。一名正要去帕爾米拉的軍官也加入了我們，因為展開搜救前我們會在帕爾米拉降落加油。18:30，我們和另一架參與這個任務的B-24一起起飛了。
我以為我們在晚飯前就能趕回來。搜救任務就那麼回事兒。我們最近才剛救了一架B-25的人，他們燃油耗盡迫降在離瓦胡幾百英裡的海面。我用1936年柏林奧運會帶回的納粹望遠鏡找到了他們。從天空中用肉眼看，漂浮的救生筏就像水面上的小土堆。我不僅看到了救生筏，還看到燃燒產生的濃煙。我們靠近後，無線電通知基地，隨後盤旋了一個小時才等到了PBY——海軍用的一種水上飛機——救走了機上的人。
我們抵達失事飛機附近地區時發現一千英尺高度有塊雲層。為了更好的視野，菲爾下降至八百英尺高度開始盤旋，並把我叫去駕駛艙讓我尋找殘骸或救生筏。
突然，一號引擎（在左舷外側）的轉速直線下降。它劇烈震動劈啪作響，然後歇菜了。菲爾就讓工程師上前順槳。通常，螺旋槳葉片與風保持水平方向，因此可以切入空氣讓飛機前進。但引擎停轉後，螺旋槳表面變得像牆一樣，會降低飛機速度。順槳就是根據風向調整葉片角度。試想一個情景：你在一輛時速七十英裡的車內。把手伸出車窗，迎風張開手掌，風會將手掌向後吹。而把手掌放平，風會被切開通過。我們用的是可調距螺旋槳，葉片角度可根據起飛、巡航，甚至引擎停轉等情況調節，因此是可以順槳的。
諾魯空襲後機組配了個新的工程師，是個剛從本土來的慘綠少年。他太急於表現，衝進駕駛艙後，他錯調了左舷內側（或者二號）引擎的螺旋槳——於是這個引擎也停了。本來這架老飛機就得靠四個引擎才能勉強飛行，且不能裝炸彈；現在一下壞了兩個，還是同一邊的。
起初我們像是在滑翔，但緊接著飛機開始劇烈震動，我們像石頭一樣往下掉。還記得我們是在雲層下方八百英尺高度飛行吧。即使在一千英尺高度，遇上緊急情況你也沒法做太多事，尤其是重啟一個引擎。如果能多兩百英尺和幾秒時間，我會很高興地想法救大家。
但我們都沒有。
螺旋槳停轉後，大部分飛行員會馬上增加其他引擎的功率。但我們的動力都在右側，如果提高推進力，飛機就會急速左旋不停打轉，令失去動力那側向下而另一側向上，整個失去平衡。很多年來，不少飛行員因此害死了自己，直到一個名為託尼·拉維爾的試飛員找出了解決方法，如果飛機的一側徹底失去動力，你就必須降低另一側那些好引擎的功率。然後你才能達到平衡。聽起來有些違背常理，但確實有用。
菲爾可以減小油門保持飛機不向左傾，但「綠黃蜂」本身狀況太糟，這麼操作的話，它馬上就會失去浮力掉下去。
在兩個糟糕的選項中，菲爾選擇加大了功率，希望我們能在空中維持哪怕一小會兒，這樣或許他能重啟引擎控制飛機，或是嘗試在水上迫降。但沒用。「綠黃蜂」向左傾轉，失去了平衡。
這輩子最可怕的經歷就是在飛機裡跟著下墜。從空中往下掉，等著無法避免的撞擊，那些瞬間裡就像坐過山車——但有個關鍵的不同點。在過山車上，你閉著眼睛，持續經歷駭人的恐懼，最後到達終點。而在一架垂直下墜的飛機上，就只剩駭人的恐懼了，而且知道自己馬上就要死了的感覺很難以言表。當然，也只有你從墜機事件中生還，才有機會把這種悽慘境況下的恐怖告訴別人。你腦中想著，就這樣了，這下完蛋了，我要死了。你知道這個結果百分百不可避免。但不管你的理性如何明白，你的一部分仍然相信自己還能戰鬥還能存活。這沒什麼奇怪的。只要還活著，就還有希望。
一切取決於上帝。
菲爾看著我。我知道如果他不發話，我們就都死了。不過他的嘴動了。可能他大聲喊著，可能他只是輕聲說，不過我聽到的話語非常清晰響亮，讓我永生難忘：「回到你們的崗位，做好墜機準備。」
我衝回自己在機腹的崗位，就在右側靠窗位置，靠近機槍的三角支架。我已穿上救生衣；我知道該怎麼操作，因為在地面上我們演練了一次又一次。
對每次水上迫降來說，如何著陸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是著陸。B-17可以平穩觸底；如果提前排空了燃油，飛機能在水上漂三十分鐘左右，足夠準備救生筏和應急物資了。B-25也能對付水面，但B-24不管著陸多好都會散架。在水衝進機艙時，可摺疊的彈艙門能比機身高出四分之一英寸，以每小時兩百英裡的速度撞擊水體，抓住艙門邊緣，水洶湧而入，將機身扯得四分五裂——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在我們的事件中，一切都沒那麼重要了。
（上圖）一架B-24轟炸機
所有B-24都在兩翼上方的小隔間裡裝著兩艘救生筏，都嵌在彈簧底座裡。底座外的門閂上插著大頭針狀插銷，一頭較重。飛機撞擊水體時，衝擊將震開插銷，門立即打開，彈簧底座會將救生筏拋出一百英尺左右，拋過兩個機翼落進海裡。這時充氣機制將被觸發，救生筏逐漸膨脹時仍由降落傘繩連在機身上。當飛機下沉超過一定深度，繩子就會自動解開。
第三個救生筏就裝在我位子邊上的炸彈艙裡，我的任務是在水面迫降後把它拖出飛機。邊上還有一個放著必要救生物資的防水金屬盒，裡面裝有經過營養強化的巧克力、淡水罐頭和其他足夠供十個人吃上兩周的食品。工程師或尾部機槍手的任務是把救生補給盒拖出飛機。
飛機翻滾旋轉著，我的胃也跟著一起翻騰收縮。我蜷伏在地，繃緊全身抵住了柔軟的救生筏。事實上，我確信自己抱住了它。
機頭和左翼同時撞上了水面。我們都翻了個個。
我等著自己的人生像走馬燈一樣在眼前掠過。但沒有出現。
然後飛機開始爆炸。
從菲爾發出警告到衝擊來臨只過了不到兩分鐘時間，緊接著世界就變成了一片火海。如果我在附近的船上，看著「綠黃蜂」爆炸變成一個火球，會覺得那聲音聽起來像是熔化扭曲的金屬和煙花的合唱。但我被混亂包圍著，除了自己的恐懼什麼都聽不見。
我左側的隊員當場死亡。補給盒從我頭邊滑過，很快消失不見。飛機下墜讓我一會兒向前摔一會兒向下摔，最後把我卡在了三角支架下，而支架則固定在地板上。救生筏擠在我身下，把我包了進去。兩個尾翼都折了，連接升降梯和駕駛艙操縱裝置的電線被割斷，像線圈一樣纏繞著支架，把我緊緊包圍。只用幾秒鐘時間，我就意識到自己還活著，但被纏住了，以及飛機在下沉。
不管怎麼掙扎，我都沒法從支架和電線中解脫出來，電線既鋒利又有彈性，像金屬意面似的割得我渾身是傷。我透過機腹的窗戶向外看，看到兩具慘不忍睹的人體漂過。下沉前，我狠狠吸入了大量空氣填滿肺部，並瞪大了眼睛。要我放棄簡直沒門。我曾在夏威夷玩過自由潛水，而且因為跑步的關係，我能比大多數人憋更久的氣——超過三分鐘。以前，我常坐在遊泳池底部抓緊排水口，進行鍛鍊，直到朋友們以為我溺水了潛下來救我為止。
當耳朵開始轟鳴，我知道自己已經沉到了水平面下二十英尺。當我越沉越深，我感到前額一陣陣疼痛，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連想都沒想過，就好像有人不停用大錘子敲我。鼻腔感覺要燒起來似的；頭疼得難以忍受。簡直毫無希望，我想著。我能做什麼呢？什麼都辦不到。我沒法鬆開電線。我在下沉。空氣快用光了。我不得不接受現實。
我要死了，我失去了意識，世界變得一團漆黑。
本文摘自《與魔鬼同行：二戰美軍陸航中尉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