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周
和在書房眺望現實的作家不同，賈興安長期紮根基層，熟悉當下農村生活，對於基層民眾的真實狀態如數家珍。這種緊貼生活的創作方式連接著新文學現實主義傳統。他的長篇小說《風中的旗幟》（花山文藝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就有這種接地氣的現實感。緊張的情節、鮮明的人物伴隨快速的敘述節奏，使廣闊大地上的生活場景躍然紙上，給人帶來明顯的閱讀快感。
小說全景式展現了基層民眾的生存狀況，讓人看到「鄉下人」的艱難和脫貧攻堅的重要性。作品聚焦於皇迷鄉黨委書記王金亮，既展示了他「以農民為中心」所面對的種種壓力和艱難，也呈現了他大刀闊斧處理各種棘手問題的勇氣和擔當。雖然賈興安在後記中聲稱王金亮並非有真實原型，只是寄託自己理想和情懷的人物，但是這個理想化人物卻撐起了整部小說。誠然王金亮的事跡並非生活的真實，但是他的生存處境卻是基層幹部的真實寫照。圍繞在主人公身邊層出不窮的問題和事件，正是當下農村改革進程的歷史縮影。
作為一個藝術形象，王金亮身上凝聚著當代文學傳統的很多影子。他有明確的理性主義信念，在現實中又有著極強的行動力。他抓住「溶洞開發」和「狐子溝抱香谷」兩大項目，大力推進鄉村建設。面對各種障礙和阻力，他認為「活著要的是一種氣節」，堅信「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他直面困難、敢於鬥爭。在分宅基地現場面對趁機搗亂的二黑，衝口說出「要想動手，你仨都不是我的個兒」的話，其行為做派、言語聲勢有《紅旗譜》中朱老忠的影子。危急時刻，和縣委書記齊向明的對話，讓人看到這面「風中的旗幟」在大風大浪中的韌性和果敢。而對待普通老百姓，王金亮堅持「靠理而不是靠壓」，和基層民眾一直維繫著一種血肉深情。面對被迫害的「瘋女人」裴鳳莉「像尖刀一樣朝自己的眸子裡剜來」的眼睛，他慷慨仗義，不但決心為她申冤，並當場認了乾女兒。面對為了給爹治病而替村支書頂罪的趙新春，則好言安慰，出錢照顧，逐步打開其心結。這個在農民眼裡「比老天爺都厲害」的書記，對基層民眾有著深廣的體諒和同情。
當下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和王金亮式的英雄人物的解決方法之間也存在一些錯位。王金亮上任伊始，種種問題撲面而來，他乾淨利索處理蠍子溝村多年積存的宅基地問題。行事作風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新星》中的李向南。他嘲笑那些坐在屋裡靠拍腦袋想主意的官員，腳踏實地一件件去解決各種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基本上形成了二元對立的人物關係模式。一面是深藏不露的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洪岐，官商勾結的企業家黃長江，利用裙帶關係製造冤假錯案的趙志豪，仗著家族勢力打砸村委會的申懷亮等人；另一面是幫助「寡婦」馮巧巧找工作被處分的鄉黨委副書記馬春浩，被村民誣陷耍流氓的扶貧幹部劉盡忠，拿自己的錢為村裡跑事被紀委調查的村支書徐慶全等人。
兩軍對陣的敘述模式使得小說解決矛盾衝突的方式顯得有些簡單，一些深層內涵被一個個緊張刺激的故事弱化，作家很難有更多精力去處理承載力更大的深層文化命題。比如，小說開頭拋出的「三十張條子」的線索蘊含的敘事能量並沒有被完全釋放，笑裡藏刀的村支書周大鵬等人物形象的豐富內涵也沒有被全部展現。
當然，小說精彩的情節構架已經呈現出當下現實生活的複雜性和多面性，從中既可以看到底層民眾存在的心理上的痼疾，也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問題。普通民眾遇到無法解決的冤屈，仍然習慣性採用下跪、攔車、上訪告狀等方式去解決。基層幹部也必須面對自己無法解決的文化心理問題。比如，扶貧攻堅要解決的卻是娶媳婦索要「彩禮」的困境。喝農藥的村民田成堂，為兒子舉債娶媳婦花去八十多萬元。當他以喝農藥的方式追問「天理何在」的時候，讓人看到的是整個鄉村文化心理上存在的痼疾。這種社會文化結構使得現代治理體系的實施存在諸多困難。它的複雜性是簡單套用任何理論都解決不了的。作家賈興安也曾感嘆「鄉鎮黨委書記相當於一個董事長」。整個文化景觀雜糅著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多種元素。火熱的現實生活是最容易出故事的，但是從藝術層面看想要取得重大突破卻是非常艱難的。
正是這種文化結構和深層心理的存在，當代鄉村書寫如何繼續成為一個歷史難題。如何有效處理這一命題，是對作家整個世界觀、價值觀和藝術觀的考驗。值得注意的是，賈興安在某些細節的處理上，讓人看到了古典小說世情傳統的某些因子。比如，小說中無論好人還是壞人，無論官員還是民眾，儘管遇到一系列矛盾問題，卻都在共享著一個糾纏著親情、友情、愛情的人情世故。對這一世情社會景觀的深入描摹，或許會在未來的寫作中提升鄉村小說的藝術承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