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韋伯憑藉其最新小說奪得2020年度德國圖書獎。她用一部現世的英雄史詩，講述了一個反英雄的故事：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如果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人是否可以殺人？
小說的主人公安妮·博曼努瓦（Anne Beaumanoir）有著傳奇般的人生
2020年度德國圖書獎最近揭曉，安娜·韋伯（Anne Weber）的小說《安妮特》從206部候選作品脫穎而出。評委給出的得獎理由是：「韋伯的作品與她筆下的女英雄同樣令人震撼：她為英雄史詩這一古老的文體注入了新的生機，以輕快的筆法寫出法國自由鬥士安妮·博曼努瓦（Anne Beaumanoir）的人生故事。這部小說不僅關乎勇氣、抗爭和自由，更凝結了一段影響歐洲至今的德法關係史。「
安娜·韋伯(Anne Weber)憑藉其最新小說《安妮特：一部英雌史詩》奪得2020年度德國圖書獎
英『雌』史詩，一個真實的故事
《安妮特：一部英雌史詩》是一部傳記式史詩體長篇小說。小說的主人公安妮·博曼努瓦，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安妮特（Annette）」，有著傳奇般的人生。她於1923年出生在法國西北部一個小漁村，青少年時期已是法國共產主義抵抗運動成員，救過兩個猶太人；戰後，她在馬賽成為神經生理學家，1959年卻因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被判十年監禁。
現實中的安妮·博曼努瓦確有其人，至今仍在世。她幾年前在一次紀錄片電影節的討論中認識了作者安娜·韋伯。作者一開始就被安妮特的外表吸引：瘦小、孱弱、滿頭白髮，一雙藍眼睛卻炯炯有神。幾次交流之後，兩人一見如故，韋伯很快便決定要將她的故事寫出來。
對反抗的反抗
安妮特的人生很漫長，到底是什麼吸引作者去動筆？韋伯給出的答案是「對反抗的反抗」。
安妮特沒有將自己簡單地劃歸到某種信條下，一味地去服從和執行，而是有自己的更高準則：為營救猶太人而違反組織規定，可能令自己和組織身陷險境；明明有自己的家庭，本可以當醫生過安穩生活，卻又投身到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中去；爭取到了政權，卻又被這個政府迫害而流亡。她的人生是不服從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
但反抗並不是安娜·韋伯的主題。令她感興趣的是，安妮特當時選擇的道路，以及當時的很多決定，在我們——甚至她本人——在今天看來或許是錯的。
《安妮特：一部英雌史詩》是一部傳記式史詩體長篇小說
問題是，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參與法國共產主義抵抗運動，反抗納粹佔領，韋伯認為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選擇。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安妮特參與「民族解放陣線」（「FLN」）反抗法國殖民主義者，為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這真的對了嗎？當年她曾協助過的同志，幾十年後的今天仍將政權牢牢地掌握在手裡；她當年與這些人並肩作戰，但很快又與他們決裂；她年輕時反抗納粹迫害猶太人，晚年又覺得自己以前低估了「民族解放陣線」的宗教因素：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直接造成了大量土著猶太人、當地歐裔人口（「黑腳「）及站在法國一方的當地穆斯林（」哈基人「，Harki）迫害和流亡。
「民族解放陣線」是一個政黨，自阿爾及利亞從法國獨立之後便一直處於執政黨的地位。之前，在長達八年的戰爭期間，民族解放陣線採取激進手段，形同恐怖分子。他們到處放置炸彈，甚至對嬰兒也狠下毒手。安妮特當時就產生疑問，並且直到今天也還在思考：為了取得大義，是不是一定要用這些暴力手段來達成目的？
母親和正義，你選哪一個？
作者安娜·韋伯寫作時始終考慮在一個問題，即：為了達到某個目的，人是否可以殺人？在這個問題上，她同意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加繆（Albert Camus）的觀點。
加繆出生於阿爾及利亞，著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斯神話》等廣為人知的作品。他與安妮特處於同一時代，也有近似的經歷：早年曾加入過法國共產黨，也積極參與了反納粹、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去殖化獨立運動。雖是法國人，他不滿阿爾及利亞雖然歸屬於法國，但本地穆斯林卻得不到與法國人同等的待遇。
加繆的一段話令韋伯印象深刻：「阿爾及利亞最近爆炸頻發，在咖啡館、在電車，而那裡面很可能坐著我的母親。如果要我在母親和正義之間作出選擇的話，我選擇母親。」
安妮特對加繆也有很高的評價，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懺悔。她當年的想法是，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可以通過暴力手段來達成，因為別無他法。就算有其他辦法，這個進程要拖後幾十年，期間也會犧牲許多生命。
有趣的是，安妮特本人對阿爾及利亞的認識僅限於一次度假旅行和報紙報導。她重視的其實並不是這個國家和人民，而是法國對它的壓迫。身為一個法國人，在抵抗運動中反抗過納粹德國的壓迫，她無法忍受自己的祖國對其他人做出同樣的事。當年的選擇究竟對不對，她至今仍在對這個問題進行反思。
究竟何謂英雄？
怎樣去描述這名傳奇女英雄的人生，韋伯從一開始就在考慮如何入手。要寫一個真實的人物，她「不想將一些話強加給主人公，或虛構一些對話出來」，但也不想寫成人物傳記。後來，她忽然想起古代被用作敘述重大事件的古老文學形式——「英雄史詩「。韋伯強調：「她是女主角，所以其實應該是英『雌』史詩」。
雖然採用了詩的形式，但小說卻有意避開押韻。韋伯想以這種寫法破格，對 「英雄氣概」提出質疑，寫出自己站在今天立場來回顧歷史的看法。這本小說並不是對安妮特戰鬥人生的讚歌，而是對一個終生追求抽象崇高理想的女英雄的拷問。
在發表得獎感言時，韋伯提到書中的一節：安妮特得知不久將有一場搜捕行動，一棟房子裡躲藏著猶太人。她前去營救，找到了五個人：一個年長男人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一個年輕女人和一個嬰兒。她想救出這五人，但最後只能帶走男人的兩個孩子。儘管如此，安妮特還是想救出嬰兒，於是讓她朋友奧朗德再次返回大屋，因為年輕女人不信任她。次日，搜捕行動開始，父親和那年輕女人被搜出來遞解出境，後遭到屠殺。
「有人返回這棟房子，並讓那個父親知道他的兩個孩子獲救了。臨終的一刻，他是帶著這樣的想法離世的。這是一種令人寬慰的想法。這是一個很小的細節，但如果我們仔細去思考的話，它其實可能並非微不足道。一念之間，這種意念的有與無，其實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