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於妓院,15歲得了奧斯卡影后,卻自願回到紅燈區當頭牌

枕邊話：

1997年，英國導演澤娜路過加爾各答索納加奇，她說：我一進妓院就看到好多小孩。

 

澤娜被震撼到：這裡的孩子，女孩長大後是妓女，男孩則成為打手。

 

2000年，澤娜終於再次來到加爾各答。她帶著7部相機，問那些孩子，願不願意學攝影。

孩子們高興地拿著相機，搖搖晃晃地遊走在紅燈區裡，4年後，有了這部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生於妓院》。

索納加奇，亞洲最大的紅燈區，有12000多名性工作者。當澤娜來到這個喧囂的貧民窟時，眼前的一幕幕，讓她窒息又絕望。

 

螻蟻式的求生，破舊擁擠、陰暗逼仄的簡易樓房裡，垃圾遍地、老鼠橫行。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鬧，塗著脂粉的女人麻木地站在門口，招攬生意。

那些身經百戰的女人，不像是活的，年輕的臉龐上，是一雙雙行將就木的眼睛，空洞又無神。

 

似乎只有事後的2美元（約合人民幣12元），才能讓她們眼中出現些許光彩。或者見到陌生的外來者，渾身都充滿了警惕。

反而是那些孩子，沒有早早地被腐蝕，他們圍著澤娜，興奮地盯著她手裡的相機。澤娜意識到，真正自由的，是這群格外敏感的孩子，不如就用他們的眼睛去探索妓院的生活。

▲從左到右：寶貝、小奇拉、琪琪、阿吉、塔塔、酷哥、麻吉和小妮

孩子們拿起相機，他們眼中有哀傷。因為妓女的孩子，不知道父親是誰，沒有人願意沾上紅燈區的孩子，更沒有學校願意接收他們。

從一出生，他們就有了無法更改的身份證和寫好結局的通知書。所以他們的眼裡，並沒有太多惶惑焦慮，倒像是有了幾分安然和認命。

 

琪琪說，來我們樓的男人都不是好人，隔壁的女人問我何時去站街拉客，他們說快了。那一年，琪琪才9歲。

有一天，澤娜和妓女們擠在窗邊閒聊。她看到：塔塔被她姨媽按在地上，嘴裡罵著「沒用的小賤貨，快去接客呀」。

 

奇拉的媽媽死了，拉皮條的在廚房放火燒死了她。這也不過是尋常的事情，過幾天人們就忘了。

 

酷哥說，想帶小夥伴普瑞蒂離開這裡，否則她長大後一定會去站街。

 

酷哥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普瑞蒂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媽媽都是妓女，沒有意外的話，她的命運在出生時就註定了。

阿吉喜歡畫畫，媽媽接客時，他就跑到樓頂去放風箏，或者用帘子遮擋所有尷尬和不堪。

在印度，超過 300 萬女性性工作者，其中 34% 是在 18 歲之前進入這個行業的。有的女孩因為貧窮被家人賣到這裡，更多的女孩則生於妓院、長於妓院。

 

在絕望的索納加奇，孩子們像野草一般生長，但他們心中仍有夢想，仍抱有希望。澤娜的闖入，為這些孩子帶來了片刻的光明。

 

▲即便這裡陰暗骯髒，孩子們依舊對一切充滿好奇。

習慣了在黑暗中行走，我們也許會失望，會懷疑，甚至覺得一切天註定。

但希望，終歸是美好的，生命中總有那麼一絲光亮，值得我們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澤娜帶孩子們去海邊，教他們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幫他們在印度、美國開辦展覽，拍賣攝影作品。帶孩子們去體檢，辦理各種人口證明，去一所所學校軟磨硬泡。

 

終於，02年他們都進入了一所基金會學校讀書。片子到這裡就結束了。

令人唏噓的是片外孩子們的後續生活。

 

05年，這部紀錄片《生於妓院》，獲得了第77屆奧斯卡金像獎，澤娜帶著孩子們去領獎，試圖把他們都接到美國來上學。

 

▲2004年，阿吉跟著澤娜來到阿姆斯特丹，參加世界新聞攝影展。他對著這張照片自信地發表意見：這張照片不錯，我們可以很好地感受到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儘管這裡面包含著悲傷，儘管它令人難以面對，我們還是必須直視它，因為這就是現實。

但是，當初她親自送到學校的7個孩子，已經有4個離開了。同學們的歧視和吃力的學習，都能輕易擊垮他們的自信和希望。

 

▲孩子們的作品，充滿了哀傷。

但他們心中已經有了對自由的渴望，唯一能穿透索納加奇的東西，已經在他們內心深處紮根。

阿吉考上了紐約大學，成為了電影攝影師；

琪琪很珍惜上學的機會，後來在美國工作；

塔塔逃離了紅燈區，失去聯繫；

奇拉逃離了姨媽，逃離了索納加奇；

小妮和麻吉姐弟，也離開了紅燈區。

▲小時候的普瑞蒂。

只有普瑞蒂回到了家。她的母親被人哄騙，賭博欠下巨債，她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媽只有我一個孩子，我沒有別的生存技能，只能靠肉體來賺錢，就是這麼簡單。

於是她頂著「奧斯卡大獎女主角」的光環，成為紅燈區頭牌。儘管澤娜用寄錢、取締妓院等方式，引她走回正途，她還是一次次拒絕了。

▲普瑞蒂說：現在的我就像一隻籠中鳥，他們擁有的自由是我永遠也得不到的。可是，我現在已經不能改變我的生活了。

有人在迎著陽光奔跑，但普瑞蒂還躲在黑暗的地窖裡，匍匐扭動，無限懊悔。

從她選擇回到索納加奇的那一刻，她的未來就已經註定了：生而為妓，再難為人。

無論是環境還是他人，都不能拯救命運，唯一能拯救命運的，只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