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繁森》《任長霞》到《南下》《沂蒙》，趙冬苓的魯劇經典無一不是有著大時代、大背景的小人物的故事。
趙冬苓極少把玩生活中的雞毛蒜皮，她所感興趣的是對人生、命運和歷史的終極價值進行追問：而這與魯劇題材厚重、方正大氣的特質不謀而合。
從蘇聯式審美到「大時代、小人物」
從講述濟南故事的《北方有佳人》伊始，趙冬苓便用「大時代、小人物」體現著她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對歷史的審慎。
1987年，寫小說的趙冬苓進入山東影視製作中心，開始了編劇之路。此前她一直認為小說是更純粹的文學形式，但山影厚重大氣、注重原創的氛圍使她發現了劇本創作的魅力。與山影合作的20餘年中，趙冬苓寫出了《孔繁森》、《任長霞》等編劇作品，而《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南下》、《沂蒙》、《中國地》、《北川重生》等影視劇，也無一不是有著大時代、大背景的魯劇經典。
「魯劇的一個特點是在歷史和社會視野下描寫普通個體的故事。我認為這種敘事永遠不會過時，但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如果說有什麼是我自己一直在堅持的創作理念，那就是我每次都儘可能寫出每個小人物的處境和衝突。」
趙冬苓自言是「在西方經典名著和蘇俄文學的哺育下成長的」，因此西方文學中對信仰和人道的追問、俄羅斯文學中悲劇的莊嚴感和蘇聯作品裡的理想主義，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個人審美。曾經有人看了她的《沂蒙》後，評價說是典型的古希臘戲劇結構，她對此很認可。
趙冬苓說：「我不是一個婆婆媽媽的人，也不喜歡做婆婆媽媽的題材，我的知識結構、愛好決定了這一點。」她所感興趣的是對人生、命運和歷史的終極價值進行追問，而在雷劇橫行的市場背景下反而更用力的認真寫作，這是她「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我一直在反傳奇」：趙冬苓的筆下沒有壞人，只有小人
1995年，由趙冬苓做編劇的5集電視劇《小小飛虎隊》曾在央視播出，收視率和重播率很高。2010年，在導演錢曉鴻的提議下，趙冬苓把過去的故事擴編成為現在的《小小飛虎隊》，再次搬上了央視螢屏。
只不過，趙冬苓將新版的主角從原來號稱機靈鬼的虎子，換成了又笨又膽小的大壯，以一個不被大家看好的孩子從懦弱到勇敢的成長過程貫穿始終。「小小飛虎隊」沒有成人化的英雄勁頭，他們沒開過槍、沒殺過人，抗爭也充滿童真。在當今抗日神劇魔幻化的現實中，簡直讓人擔心收視率。
「我一直在反傳奇。」山影第一任「掌門人」王漢平曾在採訪中說「跟風的作品，死也不拍」，而作為山影元老，趙冬苓有意在作品中反主流而為之，即便是主旋律作品，價值立場也大多從個體出發。
《我的父親母親》中，50後夫妻陳志和張翠花沒有熬到金婚，不僅如此，離婚的段落還被趙冬苓寫成了一場「歡樂頌」，「這段離婚我是按照人性解放的華章來寫的，我總是以一種比較憐憫的目光去看待這世界上所有的掙扎。其實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在掙扎？掙扎著生存，掙扎著成長，掙扎著去經歷很多事情，看每個人怎麼去戰勝自己的命運。」
唯因如此，趙冬苓幾乎沒寫過壞人只有小人，即便抗日劇中的鬼子也寫的莊重嚴肅，《紅高粱》中的塚本就是從愛國理想主義者一步步走向惡魔的。
情懷和商業：挖掘新魯劇力量
趙冬苓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給了寫作。「劇本一旦寫起來，每天至少要寫一集，一萬多字，完不成這個任務，不僅有合約的壓力，自己心裡也過不去那個坎。」做編劇不僅是個超強的腦力活，也是個體力活，這兩年每完成一個大的劇本，趙冬苓就會病好幾天。
「這兩年電視劇市場對商業性的要求確實提高了不少，也迫使編劇除了追求社會效益之外，探索如何增加電視劇的可看性。」趙冬苓一直在嘗試情懷和商業規律的調和，而在最近的創作中也力圖每部作品都添加一點新的嘗試，《紅高粱》邁的步子更大一些。
她為九兒增加了一位文質彬彬的初戀，將縣長朱豪三寫的有血有肉，甚至連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都變得更加人間煙火。早前趙冬苓曾被評價為編劇第一人、最懂中國女人的編劇，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一向方正大氣，但塑造九兒時，她借鑑了《甄嬛傳》和美劇《傲骨賢妻》的人物形象，這些女性「三觀不正「，但卻是生活在真實生活場景中的真實的人。
「單純寫宮鬥不值得我們學習，但這種獨特的書寫歷史的方法卻值得學習。提起魯劇，觀眾都會想到厚重大氣，魯劇應追求風格的多樣化，適應市場和年輕觀眾的期待。《甄嬛傳》脫胎於網絡小說，其實魯劇也應多挖掘一些優秀的年輕網絡寫手，形成新的魯劇創作力量。」趙冬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