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編帶大家認識一位中國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以紀念他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埃德加·斯諾是一名美國記者，但他對中國的抗戰事業、革命事業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建設事業做出的貢獻足以讓中國人民記得他。他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導，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又任《每日先驅報》和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華戰地記者。1942年去中亞和蘇聯前線採訪，離開中國。新中國成立後，曾三次來華訪問，並與毛澤東主席見面。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中國17年間，通過大量的通訊消息向世界報導中國的新聞，讓世界人民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他通過自己的走訪調查，自己的真聽實見，將一個真正的，真實的中國描繪出來。他攥寫的紀實性報告文學《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以其不帶有政治色彩和黨派偏見的特點，加之親自深入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親歷試採訪，真實客觀公正的展示出工農紅軍及紅軍領袖的形象，廣得中外好評。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1927年7月國共合作關係破裂以後，幾乎沒有一個記者見過共產黨人。當時關於共產黨的報導都是間接的資料，甚至只是猜測，真假難辨。國民黨更是虛詞詭說的宣傳共產黨人都是「共產共妻，無情無義之徒」。斯諾作為一個新聞人，對於這些沒有根據的說辭並不相信。對於事實真相的追求促使著斯諾來到了蘇區。對於真實，斯諾一向保持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只相信自己的所見所感。
後來斯諾在蘇區的採訪所編纂的紀實報告文學《紅星照耀中國》能夠一舉成名，一方面是世界對於真實的蘇區面貌的震撼，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斯諾的求真務實精神讓報導真實可信。1934年，美國出版商哈裡·史密遜請斯諾編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並預付750美元的酬金。斯諾在答應後準備前往蘇區深入採訪，可這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讓共產黨被迫進行長徵，斯諾自然也找不到採訪對象，於是斯諾便告訴出版商，這書寫不出來。其實斯諾本可以進行新聞整合來寫出這樣一本書，但是他作為新聞人的原則讓他及堅持自己的想法不為金錢所動。
從革命抗戰到現在新中國成立近70年，斯諾的新聞報導依然影響著不少的人，他攥寫的《西行漫記》仍然值得大家去閱讀、去了解那段特殊時期下中國紅軍及中國人民的真實面貌，真實的、深刻的新聞報導是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的。
斯諾在來到中國後所做的新聞報導堪稱職業記者的典範，時刻體現著新聞記者應有的職業素養。在國共合作關係破裂之後，共產黨轉移到陝北延安，迫於國民黨的壓力，一直不曾露面，基本上沒有記者見到過共產黨人士。此時關於共產黨的謠言四起，斯諾為尋求真相，在宋慶齡幫助下來到陝北。他在陝北與毛主席長談，又深入到各個邊區對普通士兵和民眾進行採訪。在當時物資極度貧乏的中國，一向養尊處優的外國記者在此一待就是四個月。四個月的深度採訪和體驗，讓斯諾真實且深刻的了解到了中國紅軍及人民的真實面貌，這也為他後來攥寫的《西行漫記》提供了真實可靠的採訪資料。斯諾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是第一個前往蘇區進行採訪報導的外國記者，親歷式的採訪讓他報導的真實性無從質疑。是怎麼樣的勇氣驅使著斯諾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深入危險的地區進行新聞報導？我想，驅使著他的，是作為一個新聞人的職業素養和對新聞真實性的不斷追求。
斯諾在他的採訪過程中也一直秉承著客觀公正的的態度，他不只對中國的共產黨和學生採訪，他同樣也對日本軍官進行採訪。只有全面的客觀的採訪才會使新聞報導足夠客觀公正。同樣在他的《西行漫記》中，他除了對紅軍領導人毛主席進行採訪，他也同樣對各個邊區的紅軍戰士和普通民眾採訪，不同階層的採訪讓斯諾的報導更加豐富，也讓他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事實真相。斯諾的報導也並非沒有一絲的個人主觀色彩，他是和真理站在一起的。面對國民黨的醜惡嘴臉，斯諾並沒有怕得罪國民黨而有所害怕。相反，他對此客觀真實報導，把國民黨的醜惡嘴臉展露無遺。
斯諾的新聞思想及其精神使他的報導對中國在世界人眼中的形象有極大的影響。縱觀他在中國的這些時刻，他以一個新聞人應有的原則和精神對中國做出極大貢獻，他也當之無愧的成為我們中國人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