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Xi |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artag
前段時間拿下金棕櫚獎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刷爆朋友圈,這部電影講述了住在半地下室貧窮的一家四口,通過偽造學歷等方法,像寄生蟲一般全都進入了富有的樸社長家中工作。然而,舒適的工作環境和優渥的報酬並沒有讓他們滿足,反而更加意識到了自己與社長一家不可逾越的貧富鴻溝,階級分化導致的仇富心理最終因貫穿影片的「窮人味」而引爆。看到樸社長對地下室男人做出捂鼻子的動作,金司機撿起地上的刀,向樸社長的胸口狠狠扎了下去。
在電影中,兩個階級的共存似乎只能通過窮人對富人的寄生實現,而階級對立的打破只能訴諸暴力,我們無法將悲劇完全歸咎於窮人或者富人。這讓我想到了1933年在法國發生的真實殺人案件——帕品姐妹(The Papin Sisters),27歲的克莉絲汀(Christine Papin)和21歲的莉亞(Lea Papin)是一同做女傭的親姐妹,她們極其殘忍地殺害了夫人和小姐,受害人的臉和身體幾乎被搗碎,眼球被挖出扔在地板上,作案手法被生動的描述為「血腥狂歡」,但是她們卻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同情並為其辯護,因為知識分子認為謀殺是「剝削工人」的結果,反映了階級鬥爭。
案件的複雜性還遠不止於此,案發後,警察發現帕品姐妹躲在房間內赤裸相擁,她們間竟存在著亂倫關係。案件當時在法國引起了激烈的討論,薩特和波伏娃都在自己的書中詳細闡述,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專門寫了一篇論文《妄想症犯罪動機——帕品姐妹的犯罪》。之後,帕品姐妹的故事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舞臺劇和小說,也成為了經典的精神分析案例。我在很多年前看過三部改編自帕品姐妹案件的電影——《激情姐妹花》(吐槽一下這個譯名!)、《冷酷祭典》和《幽情秘戀》。據說讓·日奈(Jean Genet)的話劇《女僕》(1947)也是以帕品姐妹為靈感。
帕品姐妹來自法國勒芒一個不幸的家庭,父親叫古斯塔夫(Gustave Papin),母親叫克萊曼斯(Clémence Derré)。據說結婚前,克萊曼斯在與古斯塔夫約會的同時與自己的僱主有染。然而,當克萊門斯懷孕時,古斯塔夫還是選擇與她結婚。兩人於1901年10月結婚,五個月後,生下了第一個女兒艾米莉亞(Emilia)。
孩子的誕生未能維繫家庭的紐帶,古斯塔夫懷疑妻子與僱主的關係沒有斷乾淨,於是在另一個城市找了一份新工作,想要帶全家到新城市開始新生活。然而克萊曼斯宣稱她寧願自殺也不願離開勒芒,夫妻關係越發惡化,兩人都開始酗酒。
當艾米莉亞大約10歲時,克萊曼斯發現年幼的女兒竟然被古斯塔夫強姦,她立即與古斯塔夫離婚。她堅信是女兒勾引的父親,作為懲罰,她把艾米莉亞送去了邦巴斯德修道院,這家修道院以極嚴格的紀律聞名。
為了報復,克萊曼斯後來一直逃避做母親的責任,不曾撫養後面出生的兩個孩子。然而幸虧遠離了酗酒暴力的父母,姐妹們在親戚家和修道院度過了相對健康的童年,關係變得非常親密,還在修道院學會了許多生存技能。後來艾米莉亞成為了一名修女,這讓母親非常憤怒。
克莉絲汀出生於1905年3月8日,從小跟姑母和姑父生活,度過了幸福的七年時光。本計劃和姐姐一樣進入天主教孤兒院成為修女,然而母親不願意浪費用她賺錢的機會,逼迫她就業。克莉絲汀工作非常勤奮,擅長烹飪,只是有時會不服從管理。
最小的妹妹莉亞出生於1911年9月15日,從小和舅舅一起生活,直到舅舅去世。之後,她住進了天主教孤兒院,直到15歲參加工作。莉亞的個性安靜、內向、順從,她被認為不如克莉絲汀那麼聰明。帕品姐妹在勒芒的各個家庭中擔任女傭,儘可能地在一起工作。
1926年,克莉絲汀和莉亞開始在蘭斯林家擔任女傭。男主人勒內·蘭思林(René Lancelin)是一位退休律師,他與妻子蕾奧妮(Léonie)和小女兒吉納維芙(Genevieve)一起生活(大女兒已結婚搬走),住在勒芒市布魯耶街(rue Bruyère)6號一棟漂亮的兩層聯排別墅中。
根據外部帳戶顯示,蘭思林家對帕品姐妹不薄,按時支付標準工資,提供和主人一樣的食物和一間有暖氣的房間。帕品姐妹也工作得非常出色,是人人稱道的完美女傭。
然而看似和諧的主僕間卻有著令旁人匪夷所思的相處方式,在案發前的整整七年,帕品姐妹都沒有和女主人蕾奧妮說過一句話,她們僅通過書面指示進行溝通。就連姐妹間也很少說話,她們仿佛有心靈感應,不需要語言的交流。
蕾奧妮是一位要求完美的女主人,她經常在家具上進行 「白手套測試」,以確認家具一塵不染。在帕品姐妹為蘭思林一家工作幾年後,蕾奧妮患上抑鬱症,姐妹們可能成為了她發洩的對象,有時甚至會讓女傭跪在地上撿起遺漏的紙屑。
1933年2月2日,這是一個星期四的晚上,女主人蕾奧妮和女兒吉納維芙外出購物回家後,發現家中斷電,克莉絲汀下樓向夫人解釋道,停電是由於自己插入了有故障的熨鬥。蕾奧妮變得怒不可遏,可能在一樓的樓梯平臺試圖懲罰克莉絲汀。
克莉絲汀的怒火突然被點燃,她衝向吉納維芙,掏出了她的眼睛,還命令妹妹把蕾奧妮的眼睛也挖出來。失去雙眼的母女無力放抗,克莉絲汀跑到樓下廚房拿了一把菜刀和一把錘子當武器,還用一個沉重的錫制水壺猛擊母女頭部。據說當時吉納維芙正值生理期,姐妹兩掀起她的裙子,用刀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上亂割亂劃,把她的鮮血和經血潑在蕾奧妮身上。
帕品姐妹的暴力大約持續了30分鐘,兩位受害人的面龐和身體幾乎被搗碎,這段暴行被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生動地形容為「血腥狂歡」(「orgy of blood」)。
狂歡結束後,帕品姐妹首先清洗了這些兇殘儀式中所用的器具,並在沐浴更衣後同寢一榻,最後,互相道一聲「太髒了!」總結方才自己駭人聽聞的行徑。
蘭思林先生本來與妻女約好當天參加晚宴,然而抵達晚宴後卻不見妻女的蹤影,於是他大約在18:30至19:00間和女婿一同返回住所。當他們到家後,發現整個房子一片漆黑,只有帕品姐妹的房間有微弱的燈光,房屋前門從裡面閂上了,使他們無法進入。他們覺得可疑,立即到當地派出所尋求警察的幫助。
警察翻過花園圍牆進入了蘭思林的家,一打開門,屋內的場景讓所有人目瞪口呆,蘭斯林夫人和女兒吉納維芙的屍體血肉模糊地攤在泊中,根本無法辨認,蘭思林夫人的一隻眼睛落在她脖子上圍巾的褶皺處,吉納維芙的一隻眼睛在她的身下,另一隻在附近的樓梯上。
警察隨即上樓去尋找帕品姐妹,兩人的房門緊鎖,敲門也沒有回應,只得找了一名鎖匠把門打開。打開房門,發現帕品姐妹赤身裸體地一起躺在床上,一把沾滿鮮血並粘著髮絲的錘子放在床邊的椅子上。經過詢問,姐妹們對殺人供認不諱,警察也很快找到了作案工具作為證據:一把菜刀、一把錘子和一個錫制水壺。
帕品姐妹被捕後並未供述任何可被理解的犯罪動機,也沒有流露出任何對死者的恨意或愧疚,只是擔憂要共擔責任。
當她們被分開監禁後,克莉絲汀變得異常痛苦。有一次獄警心軟,同意讓姐妹兩見一面,據報導克莉絲汀一看到莉亞就撲到她身上,解開她襯衫上的紐扣,乞求道「請說是的!」,這暗示著兩人間不同尋常的亂倫關係。在1933年7月,不堪忍受與妹妹分離的克莉絲汀甚至試圖掏出自己的眼睛,並陷入「性暴露」活動中,此後不得不被套上緊身衣。當地方法官介入調查時,克莉絲汀聲稱自己在試圖自挖雙目時和殺害蘭思林母女時所經歷的感受相似。
9月30日,法庭對姐妹的審判開始。法院委任三名醫生對帕品姐妹進行心理評估,以確定她們的精神狀態。儘管帕品姐妹的家庭中有精神病史(叔叔自殺,堂兄住在收容所),醫生最終還是認定帕品姐妹沒有病理性精神障礙,她們是在理智的狀態下犯下罪行。陪審團花了40分鐘給姐妹定罪,基於醫生的診斷,謀殺罪名成立,姐姐先是被判在勒芒廣場斬首,後改為無期徒刑,而莉亞則被認為是受到姐姐的操控,所以得到輕判,被判10年有期徒刑。
與莉亞分離後,克莉絲汀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時而抑鬱,時而癲狂,最後拒絕進食。監獄官員把她轉到雷恩的精神病院,期望那裡可以為克莉絲汀提供專業的幫助,然而這一切只是徒勞,失去妹妹的克莉絲汀像失去太陽的花朵迅速枯萎,最終於1937年5月18日死於惡病質(消瘦而死),終年32歲。
而莉亞由於在獄中表現良好,獲得了2年減刑,於1941年被提前釋放。之後她與母親一起住在法國西部南斯的小鎮,用假身份在酒店當女僕謀生。
有些人認為莉亞在1982年去世,但法國電影製片人Claude Ventura聲稱在2000年發現莉亞居住在法國臨終關懷中心,並製作了電影《尋找帕品姐妹》(En Quête des Soeurs Papin)。在影片中,他聲稱是莉亞的女子由於中風部分癱瘓並無法說話,最終於2001年去世。
關於帕品姐妹的精神狀態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雖然當時法院認定帕品姐妹沒有精神疾病,但心理學界後來普遍認為她們患有「共享偏執症」(Shared Paranoid Disorder),這種疾病多發生於一群或一對與世隔絕的人中,由其中一個人主導,「主動的妄想主體向被動的愚笨主體施加某種偶然的暗示」,犯罪行為可被理解成由「妄想型信念產生的犯罪動機」所觸發出的一種激情反應。在帕品姐妹的關係中,個性馴服的莉亞完全聽命於固執且佔主導地位的克莉絲汀。
雅克·拉康在《妄想症犯罪動機——帕品姐妹的犯罪》一文中提出克莉絲汀曾說過許多「妄想性的主題」,她詢問兩位受害人還好嗎,她認為受害人復活於另一個身體中,還宣稱「我堅信下輩子我會是妹妹的丈夫。」至於「姐妹倆之間是否存在性關係」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定論,當時為帕品姐妹辯護的羅格爾(Logre)醫生提出過「心理上的夫妻關係」這個微妙的術語。
鏡像的姐妹
姐妹二人未分開之前是共生的關係,她們相互將對方置於鏡子的位置,通過從對方身上映照出自己,來給自己以根據,並發現自己。姐妹倆看起來都有各自獨立的人格,實際上,相互把自身的形象映照在對方身上,並將它作為自己的形象來接納,因而在對方身上演出了自己的人生。
姐妹二人相互以對方為鏡像中的自己,從而獲得在分散零亂的自己當中發現一個整合性的契機,熱內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兩人每晚輪流表演「夫人—女僕」遊戲的情景,就是巧妙地表現了這一點。熱內的劇本將案件作為遊戲的延伸謹慎地表達了出來。
案件在經常構成的遊戲這個鏡面的替換中,突然作為異樣的東西顯現出來。儘管如此,姐妹事件酷似埃梅事件。埃梅圍繞著發現自己的認同機制,就像與認同主人性的對手爭奪一樣,對鏡像的認同變成了轉向殘虐事件的直接誘因。當然,鏡中之像由於嫉妒關係這種不均衡的關係,將攻擊性導入了自己的內部。
這樣,爭奪主人性的姐妹二人必然被捲入你死我活的本源性的破壞活動中。而且,將象徵她們主人性的夫人和小姐大卸八塊。
——福原泰平《拉康:鏡像階段》之帕品姐妹
題外話,拉康在1933 年與達利等超現實主義藝術家交往密切。他連續在巴塔耶命名的超現實主義雜誌《米諾託》上發表文章,討論精神病與藝術風格的關係,討論帕品姐妹命案的這篇文章尤其引人矚目。
帕品姐妹的案件在當時被大肆報導,法國民眾大多驚詫於作案手法的殘暴,要求將姐妹處以極刑;而法國知識分子則對帕品姐妹報以同情,認為姐妹是階級剝削的犧牲品。帕品姐妹每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每周只休息半天,這難道不是對工人赤裸裸的剝削嗎?革命必然伴隨著鮮血,為了解決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帕品姐妹只得舉起了手中的刀,謀殺是階級鬥爭的象徵。
在魯昂,在勒芒,甚至在我學生的母親中,都不懷疑那個因為打碎盤子剋扣女傭工資、帶上白手套去尋找家具灰塵的女人值得死一百次。在報紙刊登的老照片中,克莉絲汀和莉亞頭髮捲曲、身穿白領,看上去多麼理智啊!怎麼在案發後被拍的照片中就變成了被公眾譴責的憔悴的復仇姐妹呢?應該譴責的是她們童年的孤兒院、農奴制度、整個被體面人建立的醜惡制度,這個制度產生了瘋子、刺客和怪物。這臺吞噬一切的機器只能通過懲戒性的恐怖行為才能被正當地譴責:這兩姐妹把自己變成了一種黑暗形式的正義的工具和殉道者…兩個被砍成碎片的資產階級女人必須進行血的贖罪。真正的兇手沒有受到審判。
——波伏娃 《歲月的力量》(La Force de l'âge)1960(渣自翻)
如果說刻薄的蘭思林夫人被勤勉的帕品姐妹殺害是罪有應得(其實也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蘭思林夫人虐待帕品姐妹),那麼《寄生蟲》中善良的樸社長被好逸惡勞的金司機殺害也是可被理解的嗎?樸社長一家單純又多金,簡直是完美的僱主,然而還是逃不過被仇視的命運,這讓我想到了夏布洛爾根據帕品姐妹事件改編的電影《冷酷祭典》。《寄生蟲》的導演奉俊昊在坎城的採訪中表示自己深受夏布洛爾影響,他很可能也看過《冷酷祭典》。
《冷酷祭典》不像另外幾部改編電影著重表現姐妹間的禁忌之情,略去了感情線,個人覺得是改編電影中最好看的一部。概括來說,《冷酷祭典》講述了女傭蘇菲因自己不識字而自卑,在仇富朋友珍的教唆下萌發反抗心理,最後僅僅因為這個秘密被發現就惱羞成怒殺死僱主全家的故事。
這個故事和《寄生蟲》有一些類似,首先,兩個故事中的僱主都很友善,蘇菲的僱主送她配眼鏡、出錢送她去學車、知道她是文盲後還想教她識字,完全不會像蘇菲想像得那樣看不起她;其次,兩個故事的主人公都對自己的問題採取逃避態度,《寄生蟲》中的金司機一家疊個紙盒都投機取巧,不願通過努力改變貧窮的現狀,而《冷酷祭典》中的蘇菲不願意面對自己的閱讀障礙,選擇逃避、說謊、甚至去威脅知情人。自卑源於自戀,覺得自己是委屈的受難者,不會檢討自己,一味把問題歸咎於他人,從而無法看到他人的好(例如認為僱主的善良都是偽善),很容易以怨報德去犯罪。
正因為如此,觀眾在看完這兩部電影後都很難對主人公產生同情,甚至會非常厭惡。有人覺得《寄生蟲》的導演奉俊昊是個「聖母婊」,有人覺得《冷酷祭典》裡的蘇菲和珍就是兩個反社會人格的瘋女人。
坦白說,我最初只是把帕品姐妹案件當做一個獵奇的故事看,完全沒有聯想到階級鬥爭,後來得知法國知識份子把案件和階級鬥爭聯繫在一起還覺得很驚奇,如今仔細查閱了帕品姐妹的資料後依然覺得有些牽強。如果按辯護者的邏輯,基本所有犯罪都可以歸咎於階級矛盾或原生家庭,就連杭州保姆縱火案的莫煥晶也不是沒有可憐之處,只不過是誰更慘更惹人同情的問題。
在帕品姐妹案件和電影中我感到的更多是人性的困境,階級矛盾只是起到催化劑的作用。特別是《冷酷祭典》中蘇菲為了掩飾自己文盲的一些行為讓人有毛骨悚然的共鳴,我們生活中多多少少會為了隱藏自己的自卑而撒謊、掩耳盜鈴、在幻想中構築一個理想化的自己,當幻想的泡沫被戳破後,極端者寧願一起毀滅也要維持假象。一個人對待自身缺陷和逆境的態度決定了他品性的最低處。
犯罪者並不是恨上層階級,而是恨自己不是上層階級。只要人類還存在個體差異,就必然會有階級存在,徹底消滅階級是不可取的,能做到的只能是縮小差距。富人的善良縱使是偽善,但卻給對立階級提供了體面的共生環境。寄生還是共生,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