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斷續續看了整個劇（至少大部分吧）。主要關注雙十二政變和光州事件，從頭到尾看了。
全鬥煥這個人，怎麼說呢。他的五共在這部劇成了大反派，整個劇都是黑他的，黑這個政權的。不過他最大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內因——他是個粗野狂妄、只信奉槍桿子強力鎮壓的武人；第二是外因——他用的方式其實跟前任、他的老上級和知音樸正熙總統沒什麼本質區別，但是時代不同了，全鬥煥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和國家的悲劇。
樸正熙統治時期分成了兩個共和國：第三和第四。如果說第三共和國還是蒸蒸日上高速發展大家滿懷希望的時候；那麼第四共和國暴露的其實就是韓國社會對於軍人專政已經開始不滿的環境了。由於國際大環境（1973年布雷頓體系的瓦解，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低速增長甚至「滯漲」時期）：一直依賴於日本和美國經濟、搞外向型經濟增長的韓國自然也連帶進入低谷。人們生活下降，自然對於政治高壓的社會環境也感到難以容忍。但是樸正熙是怎麼處理的？他不像很多韓國右翼保守派認為的那麼英明神武富有政治智慧——他的處理本質上還是軍人高壓式的。1979年的釜馬事件就是最大的明證：樸調動三空輸武力鎮壓。這也成為金載圭刺殺他的導火索。可以說如果沒有刺殺事件，繼續執政的樸正熙肯定會越來越頑固、越來越信奉武力至上。這可不是簡單的車智轍迷惑上級的結果（在這點上車倒有點像未來全手下的許文道）。
人們也可以想想：釜馬事件和光州事件，中間差了幾年呢？就這幾年就完全不一樣了麼？人們的認識、社會的觀感就完全不一樣了麼？實際上，光州最後搞那麼大乃至成為今天的韓國版「二二八」，很大程度上跟它所在的全南地區跟軍人政權仰仗的慶北等地在經濟繁榮中的不同待遇有很大關係。全南的經濟在韓國大環境裡是不受重視且拖後腿的，自然人們對於現政權，不管是樸正熙還是全鬥煥，都不會有什麼好感。樸正熙好歹還算經濟奇蹟的發起者，全鬥煥？
然後談談雙十二政變。
1979年的雙十二政變據說連同後面的戒嚴時期算上，時長上了金氏世界紀錄（「時間最長的軍事政變」）。這似乎沒什麼好誇耀的。相比於1961年幾乎眾望所歸的「五一六」，1979年的這場政變反對者眾多，也有相當程度的流血發生。過程有點險，但最終也算得了一個成功的結果。
兵變的源頭其實在於軍隊中傳統勢力對於民主化的不滿，而兵變受到的阻力較大，也是在於軍隊內支持民主化的勢力也不小。事實上樸正熙如果活著，他肯定會站在全鬥煥這幫人這一邊。從兵變者的角度而言，如果說這場政變有導火索，那一定是鄭升和在軍隊會議上那句「絕對不能再出現樸總統那樣不幸的軍人了！」——全的前輩黃永時中將大發雷霆，鼓動全去拉人搞兵變。
政變主要動用的是全的老部隊（現在是他親信盧泰愚指揮的第九師團）、首都警備司令部的兩個團（特別是張世東的第30團），還有特戰司令部的三個空降旅團（樸熙道的1空輸、崔世昌的3空輸和張基悟的5空輸）。特戰司令部基本上成了空架子：作為國軍精銳的空降部隊居然只有一個旅團靠得住（還缺少運輸車輛）。
插一句：3空輸真的算空降部隊出鏡率最高的代表了。前有樸大總統鎮壓釜馬示威用它；再則雙十二兵變有它；最後鎮壓光州起義也是衝在最前線——可謂歷代軍人總統都喜歡的親信部隊。
政變成功幾大要素：
1，全鬥煥在兵變前掌握了實權：
全本來就是樸正熙眼中的紅人。樸本來想讓這個後輩也去搞政治，但頗有自知之明的全留在了軍隊。在越南，他和老友盧泰愚的搭檔幹得很不錯。回國後被樸任命為保安司令部長官，這其實是韓國國軍中的實權控制者。這決定了樸被刺後，雖然戒嚴司令部是參謀總長鄭升和主政，但實權完全掌握在全鬥煥手中。他成了戒嚴司令部名義上的二號和實際的一號人物，因為許和平和許三守的情報處控制了全部情報，信息優勢成為未來兵變的關鍵。
2，全和他的同道們果斷且全力以赴：
全自己召集家人顯得很悲壯，事實上他也是賭上了自己的前途幹這一票。
盧泰愚關鍵時刻下令停戰區的第九師團出動29聯隊（全在越南戰場指揮過的老部隊）向首都開進（這完全違反軍紀：停戰區的國軍部隊就算平時也要在美軍指揮下才能調動，結果美國人沒管）。
許和平監聽到漢江大橋接到阻止政變部隊過橋的命令，馬上直接連線大橋守備部隊說服對方放行。
兪學聖中將想出兵不厭詐的主意，表面提出雙方都撤軍，實際上默許自己一方通過漢江大橋開進漢城。
兵變集團非常團結，以全小將為中心，群力群策，共同努力促成最終成功！
3，韓國國軍內部對鎮壓政變猶豫不決：
這樣的表現有三個原因。
第一，韓國國軍的指揮系統完全是鄉土關係至上（舊日本軍隊也是這樣）。這種前提下的「忠誠」不是現代軍隊意義上的。
在兵變最危機的時刻：全讓兵變集團的"一心會"成員都去動員能拉上鄉土關係的軍官去說服不要鎮壓政變。最後連最頑固的張泰玩也被手下軍官抓起來了。這就是同鄉說服的力量。
第二，鎮壓派墨守成規，其實根本就是不當回事。沒有調令軍隊不動，參謀總部的軍官們紙上談兵毫無積極性。
一個不算恰當的例子是：聽到兵變槍響嚇得先去找老婆孩子一起逃難的國防部長官盧載鉉，事後被政變軍抓到被迫見崔圭夏，要求這位代總統事後認可。他對崔所言之理由也是這個。雖說這是託辭，但也反映了這種思潮在當時軍隊中是主流觀點。
4，美國的最終認可，這點最終確認了全鬥煥的成功：
世人皆知南半島實際上是典型的美國附庸，與近鄰和前殖民主子日本不同，韓國是靠著美國才能免於金家光芒普照的，自然是跪著接旨的角色。韓國國軍戰時指揮權屬於聯軍司令部（就是駐韓美軍司令部、美第八集團軍司令部），甚至三八線南邊停戰區駐紮的國軍部隊，在平時也是美軍才能調動的（結果盧泰愚兵變時擅自做主，美國人都不吭聲）。
對比樸正熙當年的五一六，美爹在雙十二中的表現很耐人尋味。
1961年樸正熙五月起事時，甘迺迪剛剛入主白宮四個月，正是理想主義的自由派精英大搞進步主義意氣風發之時。這個時候的華盛頓主流，對於南半島民主運動最終由軍人兵變結束很有微辭：當時在漢城的代辦會同駐韓聯軍司令會見總統尹潽善，主動提出調動停戰區的國軍部隊回師首都平亂。尹潽善見大勢已去也害怕武力平亂會招致內戰北方得利，拒絕這一建議。美爹才勉強接受了樸正熙。
時鐘走到1979年，世界已經大不同。蘇聯在這個十年佔據冷戰主動權，美國則因為在中南半島的失敗國威低落。金日成的"北傀"自從1968年普韋布洛號事件給了深陷越戰的詹森政府下馬威後，越發神氣十足——1976年的板門店斧頭事件差點引發第二次韓戰。當樸正熙被刺韓國政局混亂時，美爹最關心的首先是南邊要穩定——北方趁亂再次南下？不是沒有這個可能的。
這個時候華盛頓就要求穩了。在漢城的三個太上皇——大使來天惠（作為生於中國的傳教士之後，他更喜歡自己這個文縐縐的中文名）、駐韓美軍司令小約翰·威卡姆上將、中情局漢城站站長羅伯特·布魯斯特，最終的共識是：韓國不能亂。全鬥煥得到了肯定。當然要是這幾位知道全私下派人監視他們（其實他們也是知道的），內心肯定會極端反感的。但這就是政治！
從這個角度講：後來光州事件時學生居然流傳"美爹兩艘航媽來救我們啦"可謂毫無政治頭腦。事後韓國學生又因為美爹對光州事件裝孫子不知道掀起反美浪潮，這甚至成了韓國民意規模性反美的開始。這的確是不了解世界大勢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