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伊加·維迪提的《喬喬的異想世界》是一部孩童視角下的戰爭諷刺喜劇，主角喬喬體弱膽小，被人戲稱為「兔子」，這個還不會繫鞋帶的十歲小男孩，一直把「元首」視為最親密的朋友，渴望進入希特勒青年營成為真正的納粹。喬喬不知道，在他眼裡陽光燦爛的「第三帝國」，已是日薄西山，即將土崩瓦解。在戰爭帶來的衝擊與傷害中，喬喬終於實現了人生的成長。
《喬喬的異想世界》是一部具有高度互文性的作品，以孩子的天真純潔，反襯戰爭的殘暴黑暗，早已為影史留下了讓人動容的記憶。塔爾科夫斯基在《伊萬的童年》中，以詩性的語言和敘事，賦予了「犧牲」以別樣的含義；《辛德勒的名單》裡，史匹柏用小姑娘的一襲紅衣，讓死亡的沉重與黑暗觸目驚心；《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則把悲劇推向了極端，以「殺子」的故事揭示出納粹的荒唐與殘暴。
相較之下，《喬喬的異想世界》風格輕鬆，「兔子」的現實與宏大願望之間的反差製造了全片的笑點。影片跟隨著喬喬的視角，展現了二戰末期的德國，在納粹主義的洗腦灌輸之下，行將戰敗但幾乎所有人都還沉浸在非理性「集體狂歡」中的荒誕場景。它並沒有著力於展示暴力本身，而是指向了暴力的根源——存在於大眾頭腦中的法西斯主義。
這形成了另一個意義上的互文。裡芬斯塔爾曾記錄下了德國民眾對納粹主義的狂熱與盲從，《喬喬的異想世界》中的紀錄片鏡頭出自她的《意志的勝利》。米哈伊爾·羅姆以幽默反諷的語言，探討了普通人變成法西斯的心理奧秘（紀錄片《普通法西斯》）。塔伊加·維迪提的故事則講述了喬喬從納粹迷變為正常人的過程，或者說，在他富於象徵隱喻的鏡頭畫面裡，這是一個「籠中之兔」如何得以解救的故事。
兔子與鏡子
在電影的開篇，伴隨著披頭四的音樂，喬喬與青年團的夥伴們在樹林飛奔，橫移鏡頭讓他們的運動富有激情和力量，但跟不上節奏喬喬最後只能停下，看著同伴們跑遠。喬喬跟不上這個國家狂熱的節奏和速度，這是他今後命運的暗示，此時片名出現——JOJO RABBIT（喬喬兔）。
在青年團的訓練營，不敢殺死兔子的喬喬被大家嘲笑為「喬喬兔」，他與第一次出現的兔子形象建立了重合的關係，柔弱溫順的兔子象徵著喬喬內心的柔軟和善良。自我安慰兔子在德國也有用的喬喬，逞強偷扔手榴彈被炸傷，這是納粹給喬喬的第一層傷害，這個好看的男孩變得「醜陋」。
中途母親教喬喬繫鞋帶，用了兔子的尾巴做比喻；母親死後喬喬靠翻垃圾桶為生，在野地裡又見到兔子，它比喻著喬喬的命運，弱小而無可依靠。
最後一次兔子的形象是在喬喬寫的關於猶太人的書中插圖，此時喬喬正在猶豫要不要告訴艾莎德國已戰敗，她可以離開。但在畫中，喬喬此時已經是手握兔籠鑰匙的那個男孩，兔子的命運掌控在他的手裡。這隻兔子，是對喬喬和艾莎的共同比喻，打開籠門，艾莎可以離開藏身的閣樓重獲自由，喬喬可以擺脫心頭的「納粹」（在片中以他虛構的「元首」朋友出現），獲得精神的自由。
喬喬的兩次對鏡自照，出現在成為「兔子」和放出「兔子」之前，這是他命運的兩個關鍵時刻。投向鏡中自己的目光，已不只是觀看，而是凝視，它包含著觀看者（喬喬）對自己理想人格的欲望投射。
成為「兔子」之前的喬喬，對鏡自許，要擁有「蛇的頭腦、狼的身體、豹子的力量和德國人的靈魂」，成為一個模範納粹；打開「兔籠」之前的喬喬，在鏡前給自己打氣，要盡全力「解救艾莎」。解救艾莎，也就是解救了喬喬自己。雖然動物擬人的語言帶有孩子氣的幼稚，但自我意志的甦醒，正是打開法西斯思想之「籠」的鑰匙。
蝴蝶與老虎
蝴蝶在片中是愛的感覺，這源自母親的教導，當你遇到愛的人，肚子會疼，就像裡面裝滿了蝴蝶。喬喬人性的復甦，就在於他站在納粹立場曾經視為妖魔鬼怪的猶太女孩，有一天會讓他覺得肚子裡裝滿了蝴蝶。
而蝴蝶的另一次出現，是一個超現實的場景。或許是母親愛的「顯靈」，冰天雪地裡，忽然出現的蝴蝶引導喬喬，找到了被殺害的母親。這是納粹給喬喬的第二層傷害，失去親人也失去庇護的喬喬，必須從孩子的童話世界裡長大，面對殘酷的現實。影片的畫面風格也在此一轉，從明亮飽和的夢幻色彩變為對戰爭和廢墟的寫實。
蝴蝶之後成了喬喬生活中的重要符號，在他曾經貼滿宣傳畫的房間和鏡子上，現在貼上了蝴蝶，這是喬喬關於愛的能力的復甦。
躲藏在喬喬家的艾莎，也受到了母親關於愛和自由的教育，成為一個女人要學會「直視猛虎」。盧梭畫的猛虎在此別有深意，作為自然主義的擁護者，他反對「社會齒輪」對人性的扭曲，因為原始的靈性與情感是可愛的。從這裡開始，艾莎放下了對喬喬的戒備，這個小納粹和她自己一樣，都是人，如果說攻擊是人的本能，愛也是人的本能，而且是更強大的本能。
鞋帶與舞蹈
繫鞋帶的動作貫穿了喬喬的整個成長過程。鞋是足的延伸，系好鞋帶是走進世界和認識世界的基礎，也是表達自由的舞蹈的基礎。
故事開始的時候，喬喬還不會繫鞋帶，而母親在去找K上尉算帳的時候，為他系上鞋帶。喬喬與這個世界建立連接失敗，而母親為他建立了連接。
在河邊，母親告訴他愛最強大，他卻沉迷在帝國意志的鋼鐵、肌肉的力量中。母親以惡作劇的方式將他兩隻腳的鞋帶綁在一起，讓他摔倒。她希望孩子走得慢一點，十歲的孩子應該爬樹遊戲，而不是談論政治與戰爭。
母親的死，用懸空的腳來表達，喬喬試著為她系上鬆開的鞋帶，不管成功與否，這都是喬喬成長的標誌。故事的最後，喬喬帶艾莎走出房間前，為她繫上了鞋帶，兩個人在充滿陽光的街道上像蝴蝶一樣舞蹈——這兩隻脫籠而出的小兔，在新世界裡默默微笑。
與喬喬的命運形成對比的，是他那些身著制服的同齡人，影片用高速攝影的鏡頭展現法西斯主義盛行的後果，對於每一個個體，它導致的是從精神到肉體全方面的毀滅。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探討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心理根源，向強人歸順，與某種強有力的團體建立形象和組織上的緊密聯繫，是使人獲得歸屬感，覺得自己強大有力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影片中缺失「父親」的喬喬，可以視為一戰之後德意志民族的隱喻，正是因為對「強有力」的渴望，帶來了世界的災難。
《喬喬的異想世界》用孩童的視點講述了一個成人和社會的故事，正如大家相信猶太人長犄角、和魚性交一樣，仇恨往往只是因為無知。愛與信任才是打開「兔籠」的鑰匙，今天國際社會的現實語境裡，法西斯的陰影並未散去，這樣的常識恰恰需要不斷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