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他原本希望我講士師記。
那天我是特邀講員，而這間教會散漫，你感覺自己像是盯著商店裡的人體模型。我剛講完約翰福音第三章關於重生的福音，這個人就靠近我，說他原本想聽我講士師記，因為「那才是我們需要的。」
我說我真希望早知道這點。士師記這卷書是我最愛的書卷之一，我很高興能從「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時代記載來傳講基督的福音。士師記描述了人類悖逆的程度，以及對只能在耶穌裡實現的國度的渴望。
我就說：「我跟你說：任何時候，只要你想，我就回來講士師記。」他很高興，好像是那天早上頭一回這麼高興。「太棒了，」他說：「我們需要這個。我跟你說……民主黨在做什麼。他們在攔阻布希總統的法官……這太不對了。」
過了好一會我才反應過來他的意思。他關心的是司法妨礙，而不是聖經正典士師記。他想要的是和世界問題有關的講道，他認為在聯邦法官任職一事上，議會的攔阻比重生更為緊要。
一方面，我想這是正常的。畢竟人們多是根據周圍人們的話題來劃分何為重要的事。那天早上福克斯新聞也沒有人討論如何對待拒不悔改的人性。他們談論的是法官提名。對他來說這才「真實」，他也想得到從神來的話語。
這個人的經歷幾乎就是「社會福音」的先驅們想要達到的：一個朝著比教會教義和宗教經驗更「真實」的東西邁進的基督教。20世紀早期的社會福音運動抓住了人類的這一衝動，也據此設定了神學和使命。似乎陳舊的社會福音某種程度上捲土重來了。
社會福音運動的先驅是浸信會人士沃爾特·饒申布希（Walter Rauschenbusch），他驚訝於從紐約的地獄廚房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工人階層社區的貧窮困境。饒申布希連同其他社會福音支持者意圖使基督教和社會危機相關聯，範圍包括酒品販賣、居住環境、勞務談判、全球和平。但是社會福音支持者不僅是把歷史的純正基督教「應用」在這些問題上。對社會福音先驅們來說，傳統的基督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無能為力顯明當時所表述的基督教出錯了。
社會福音派認為基督教的問題在於太個人化了，因其焦點是個人的重生以及免於審判的救贖福音。社會福音旨在使基督徒遠離「將來天上的美物」（也就是永生）而面對眼前的和平與公正。他們大都從社會公正的角度談論重生，而非與神以及與鄰舍和好。他們將神的國度描述為歷史的演變進程，而非歷史災難性的入侵，並以從死裡復活告終。
同時，社會福音意圖弱化教會之核心在於其地方性（甚至弱化教會的普世性）。「教會是一個社會機構，如同家庭、社會工業組織以及國家。」 饒申布希寫到。「神的國度存在於這一切之中，也借著這一切實現。」
其次，對社會福音來說，基督教也被定義為基督徒奉耶穌的名所做的社會行動，而不是關於耶穌的教義或是經驗。關於二十世紀早期的教義爭論，社會福音站在「現代派」一邊，反對所謂的「基要派」，因為對社會福音而言，基督教不是關於一個人確信童女生子，或是基督再來、聖經的權威性或者身體復活。基督教意為跟隨耶穌，就是通過支持社會公正和全球變革來「跟隨祂的腳蹤」。社會福音確實支持傳福音，但是傳福音通常是達到目的——地區或是世界「基督教化」的手段，以帶來社會變革。鑑於當時的激進派相信一神論的基督教是人類宗教進化的頂峰，他們認為一個現代的基督徒身份能夠民主化、繼而「開化」全球的「異教」社會野蠻狀態。而基督徒宣教將意味著生活條件改進，工業政策更加公正，婦女兒童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等等。這樣，社會福音就與保守派評論員安·寇特（Ann Coulter）的觀點極其相似，後者堅持說伊斯蘭世界應該被「福音化」成為基督教，作為「反恐戰爭」中打擊聖戰極端主義的部分。
有人問起我是否認為「新興教會」是新型的社會福音時，我通常得猶豫一下。為了聽起來不像前總統柯林頓在特別檢察官面前所說的，我得說這要看你怎麼理解「社會福音」以及「新興教會」。
有人已經說明，「新興教會」這個命名意味著微小以及每天逐日減少。若是人們可以用任何一個命名描述正統的福音派牧師，例如馬克·德裡斯科（Mark Driscoll）和丹·金布爾（Dan Kimball），如同描述麥拉倫（Brian McLaren）和羅布·貝爾（Rob Bell）之類的教師，這個命名就是毫無意義的詞彙。只會使問題更讓人困惑。
同時，一些福音派急於給教會所行的任何社會行動或關懷貼上「社會福音」的標籤，這也使問題更讓人困惑。教會的對外使命是否主要是傳福音，還是實際上是多面聚焦的，福音派在此可以各持己見。然而，對於保守的、相信福音的基督的跟隨者，這個爭論不是社會福音和福音之間的爭論。不是說這個爭論不重要，而是說這是不同的爭論。一些福音派或許錯誤地質疑比如說關心貧困、照顧孤兒或是虐待配偶屬於「社會福音」。
社會福音不是那些被耶穌轉變之人的事工，即他們「為我弟兄中最小的」分擔耶穌的重擔。相反，社會福音教導的是尋求以公正的項目代替公正的福音，意在貶低重生，高舉社會行動。這無疑是死灰復燃。
比如，麥拉倫諷刺借著基督的贖罪，個人的罪得到赦免這一「合法觀點」，說這是基督教必須要改變的地方。道格·帕吉特（Doug Pagitt）號召當代基督徒棄絕「以罪為中心的」福音，因它將這一信仰變成了「悲觀邪惡地對付罪的宗教」，用他的話說。羅布·貝爾告訴我們，耶穌的福音從未「聲稱某一宗教高於所有其它宗教」。相反，貝爾寫道，跟隨耶穌「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新興教會」左翼一些人花了很多時間告訴我們基督教不只是一堆教義，我認同。他們有人高聲強調，福音不只是「死後上天堂」，天國涵蓋整個生命，我再次認同。問題是，關於國度的福音中一些福音派忽視的「其它部分」，這些教師做的似乎比說的多；這就是，他們低估了國度的好消息的歷史核心——關於耶穌的宣告，即道成肉身、贖罪、得勝的歷史事實以及關於我們的宣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3：3）。「新興」運動左翼教義卻常常沒有澄清基督教的教義內容，反而似乎運用花言巧語弱化這一教義內容，為的是以社會內容取而代之。這會（並且已經）發生在政治左派以及右派身上，留下同樣的破壞。
說到底，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福音是自我欺騙，我預測其任何再生形式也是自我欺騙。基督教若失去其特別之處，就是十字架的羞恥，人們就會持守社會福音，代之以最好允許他們「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的或世俗或無神的宗教。這就是為何上世紀擁抱社會福音的群體如今淪為早期基督教信仰燒光的外殼。
一個隔絕、孤立的基督教看不到國度救贖的整全性，過去和現今的社會福音在這點上是對的。「政治中立」的教會或是基督教運動都是最政治性的，他們支持現狀（比如，想想那些「單單傳福音」的南方種族歧視教會），社會福音在這點也是正確的。然而，他們看放棄個人的罪、個人的救贖和個人的重生為實現國度的方式，這點是錯誤的。
歷史的基督教福音是普世的。在耶穌裡，神「借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西1：20）。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像耶穌一樣，關心人類經驗的整體，意識到人類的苦難及罪疚中罪的咒詛。但是歷史的基督教福音也是個人的。我們愛我們的同胞，在其受苦時服侍他們，完全是因為我們相信神不僅愛「人類」也愛每個個體，耶穌是為個體的人受死，在末後的日子，神的忿怒要臨到個體，個體自身要身體復活，也要與眾人一同復活。
任何除去審判罪之十字架的「福音」，或是將福音從個人與神以及與人和好中移除的「福音」都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且，任何使我們遠離所傳承之關於耶穌的真理（祂的神性和人性，由童女所生，在各各他受難，身體復活，將來再來，在聖經上的權柄，建造教會）的基督教，都是在指向不同的彌賽亞。
讓我們記住福音是社會性的，但是社會福音不是好消息。而擁抱社會福音的教會，無論「新興」與否，都不再是教會。
因此，讓我們對當權者傳講真理，就像施洗約翰對希律王所做的（有時候也是同樣的結局）。讓我們為窮人提供飲食，為無家可歸之人提供住所，收養孤兒，照顧寡婦，保護尚未出生的嬰孩，保護環境。但是至關重要的，讓我們靠著血染的十字架和耶穌的空墳墓，為個人也為全地，傳講和平和公正。
作者 Russell Moore
拉塞爾·摩爾是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他的推特帳號是 @dr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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