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有識，有趣——鳳凰副刊
當代女性主義主要思想家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說過：「語言乃是性別歧視最堅強而頑固的堡壘，它粗暴地讓反女性者高高地坐於廟堂之上。」
語言乃是一種權力，人們在廣泛的語言使用中，除了表述自己外，也同時借著語言的區隔、歸類、排除，而將歧視與偏見建構出一個系統。這就是「語言的暴力系統」。而至今為止，由於雄性權力始終獨佔著語言的使用，辱罵女性的髒話也就層出不窮，而女性回罵，除了「沙豬」這個概念性的語詞外，其他髒話極其稀少。寫《魯濱遜漂流記》的笛福（DanielDefoe）在十七世紀時說道：「講髒話在女人中尚未成為一種模式，諸如『天殺的』這樣的字眼也不會從女性舌頭上跑出來，它乃是男性的邪惡，婦女尚未到此境界。」
而這種情況到了十八世紀亦然。當時的大作家斯威夫特（J。Swift）在一七三八年也說道：「有司法界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知道一些女人講髒話罵人的事情，而我要坦白地說，他們所說的確實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在我的經驗裡，我從未在熟悉的女性裡看到過這種事情，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而縱使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女性主義抬頭，這種髒話傳統亦未改變。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在一九七九年的訪談錄裡說道：「語言承襲自雄性社會，它包含了許多雄性的偏見。女性只要去偷用他們的工具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去打破它，或先驗地想要去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髒話系統。」女人只能而且只有去竊取男人的髒話，最關鍵的原因，或許乃在於女人還沒有足夠的權力去掌控並發展女性的髒話，也可能女性不認為有必要去建造另一種女性的髒話體系。但縱使女性有意借著講髒話來反擊男性的髒話，但當女人講出髒話時，仍會遭到異樣的眼神或指責。
因此，今天人們所用的髒話，都是雄性語言暴力的一部分。從文明的早期開始，由於人們相信語言具有魔力，講髒話來詛咒別人即告出現。除了詛咒和侵犯他人的髒話外，古代社會由於普遍都有禁忌的存在，圍繞著禁忌而展開的髒話也同樣逐漸形成。詛咒和禁忌乃是髒話的兩個源頭，而這兩者又經常合而為一。詛咒式的髒話如「天殺的」，乃是人們承續了過去的神秘信仰，認為講了這樣的髒話，「天」就真的會把對方「殺」掉。而禁忌式的髒話，則是要借著語言上的侵犯，替對方戴上一頂敗德的帽子，如「婊子養的」（SonofBitch）、「妓女」（Whore）等皆屬之。禁忌式的髒話，它的目的乃是在於羞辱，藉以形成一種「我優你劣」的支配秩序，所有的髒話都以宗教、族群、職業、性別等為主軸。在「性別髒話」裡我們可以說：「男子借著對女人的髒話而佔領著權力，而女性則在髒話的侵犯裡臣服。」
人類的髒話本身就有一部長長的歷史。有關褻神的、淫猥的、侵犯的髒話始終未曾間斷。到了近代，其他與宗教和政治等有關的髒話已逐漸地減少或被轉移掉，性別髒話幾乎已成了髒話的最後橋頭堡，而這可能和女性權力意識與社會地位的逐漸提高有關--當女人的存在已威脅到某些男人，那些自認受到威脅的，就會格外地使用髒話來展開侮辱與攻擊。綜合而言，以英語為例，這些性別髒話計有：
--以女性身體的非法化為主的，如Cunt、Twat、Tit、Fanny、Merkin、Prat、Punk等。這些髒話所指的都是女性的下體部位。
--將女性比喻為雌性動物的，如「母豬」（Sow）、「母牛」（Cow）之類。
--將敗德的標籤貼在女性頭上，例如「娼妓」就是一大類。如Whore、Harlot、Strumpet、Bawd、Drab、Trull、Bitch、Bimbo等。
--使用莫須有的形容詞來辱罵女性，如「淫蕩」（Wanton）、「不貞」（Unchaste）、「下賤」（Filth）等。
--直接的侵犯式咒罵語如Funk、Prick等。
髒話乃是「語言之癌」，也是語言世界裡的垃圾。它使得人們借著語言而溝通的可能性降低，甚至造成溝通的切斷。在髒話橫行無忌的社會，咒罵別人的髒話講多了，語言甚至會落實成行動，而變成真正的暴力。也正因此，無論古今中外，遂都將侵犯式的髒話視為一種垃圾或罪過。在古代中國，我們借著士大夫價值體系的建立，而將「惡言」視為沒有品格。而在西方亦然。以英國為例，講髒話除了倫理上不容許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甚至以法律方式來規範。公元九○○年的《艾爾弗雷德法》（LawofAlfred）即首度明訂不可以說出褻神的髒話。英王亨利一世（1068～1135）時甚至明訂公爵講髒話罰四十先令，伯爵二十先令，子爵十先令，自耕農三先令四便士，而童僕下人則每說一次髒話即挨一皮鞭。而處罰最重的，乃是法蘭西在聖路易斯的時代（1214～1270）。他頒布法令，規定「凡公開講髒話的，即應在臉上以熱鐵烙印，使他得到教訓」。
在西方，對於髒話更有自覺，乃是開始於文藝復興時代。當時的識字階級對人的價值已有了察覺，並對過去那種苟存的生活方式有所不滿。因此，遂對行為上的「骯髒」和語言上的「骯髒」開始反省。例如，直到文藝復興時代，歐洲人無論王族或平民，都仍然用手抓食物，殘羹碎骨則往桌下丟，而貓狗則在桌下爭食吵鬧，至於油膩的雙手則隨便地往衣服上抹。由於體會到這種行為實在「礙眼」--即讓眼睛覺得看到「髒」，遂有了刀叉與餐巾制度的發明。因此，古代所謂的「髒」，其實與後來衛生觀念裡的「髒」並無關係，以前的「髒」指的是感覺上的自在清爽。這種對「髒」的感覺，也反映到了對語言的態度上，下流的、褻瀆的或侵犯的髒話，都會受到指責甚或處罰。在伊莉莎白一世（1533～1603）的時代，有位爵士塞德利尼（CharlesSedley）即因說了髒話而被罰五百鎊，在那個時代這是不可思議的天價。
在近代文明史上，髒話最泛濫的可能是法國大革命後的巴黎。法國大革命造成階級大翻身，下層翻成了上層，而上層則倒轉為下層，於是鄉野粗鄙的語言和行為遂剎那之間都獲得了正當性。穆希爾（LouisSebostienMercier）如此寫過一七八一到一七八八年間的巴黎：
--「縱使最簡單的市集或店鋪，人們都有本領為了任何不相干的事情而講成一堆。即使最小額的買賣，也要費掉一堆口水。為了幾分錢的殺價，大家都要把肺吵到疲累不堪。室內無休無止的說話還不夠，連走道、路邊等也都要繼續。咖啡餐館裡的噪音、咆哮、爭嚷乃是巴黎人所熟悉的。咖啡餐館每個位子都有一堆人在那裡吵鬧。如果只有一個人，他會拉著跑堂小廝、老闆娘或出納大聲講話，如果這些人忙得不理他，他就會大聲嚷嚷，看是否能引起別人注意聽他講話。車夫、送貨員等在這裡大聲叫罵、講髒話，最後相互咒罵並大打出手，打了又罵，罵了又打。而在渡船上，則永遠是大家在此咆哮，甚至水手們都聽不到彼此的划船口令，如果兩艘渡輪擦身而過，則兩艘船上的人都隔空對罵。」
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巴黎，粗鄙的髒話盛行，暴力也脫離了語言而成為新的現實。
罵人的髒話盛行，使得那時候莫須有的隨便侮辱人也司空見慣。法國大革命的苦果是，隨著語言暴力的增加和社會暴力的擴大，最後社會倒退、君主復闢，最後是警察部門介入髒話事務--凡以髒話侮辱別人尊嚴的，在被檢舉而有見證人的情況下，都將被捕入獄。警察大規模介入平民的語言，這乃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後來各式各樣的檢查制度，可以說以此為濫觴。 在十八世紀，乃是西方髒話盛行的時代，社會的變化加速，使得侵犯式的髒話被推波助瀾般的擴大，這使得「榮譽管理」（ReputationManagement）的概念出現。不但社會應管制髒話，每個人也應當管理自己的說髒話，勿侵犯他人的尊嚴。在一八二一年時，英國散文大家及知識分子領袖哈茲立特（WilliamHozlitt，1778～1830）對當時侵犯性的髒話盛行，至為不滿，因而說道：「今天的英國，已成了嘴巴骯髒惡毒的國家。」但過了一百年，英國另一位文論家格雷夫斯（RobertR。Graves）卻於一九三六年說道：「今天的英國，惡毒的髒話已很少了。」
那麼，這一百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主要的乃是依靠著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教化，它以人品和格調等為教化之目標，藉以形成新的文明規矩。由許多記載可以知道，那個時代的歐洲中產階級家庭，如果兒童口出惡言髒話，父母多半都會要求他去洗嘴巴以資懲罰。只有骯髒的嘴才會講出骯髒的話，將「骯髒」的概念抽象化，從而導入「潔淨」的概念，其實乃是文明進步的一個主軸--人應當有一種自我期許，那就是不能讓自己的嘴巴變成思想的垃圾場！ 整個十九世紀，乃是人們借著清理「骯髒」而重塑文明的時代，那個時代當然有「檢查制度」，對各種褻瀆的語言思想加以限制，但就整體結果而言，它終究瑕不掩瑜。由於時代對「髒話」有著限制，許多「髒話」也都被迫或自動地產生一種「掩飾機制」（DisguiseMechanism）--它是一種機制，借著字和韻的變化，將一句「髒話」裡「骯髒」的部分衝淡或轉移掉，而後讓「髒話」變得不是那麼「骯髒」，甚至把「骯髒」抽離成一種中性的示意性符號。
這種「掩飾機制」，有如下的例證：
--例如一般的「髒話」裡，Goddamnyou，將它簡化成Damnyou之後，它的褻瀆特性即大大減低。--例如有些「髒話」可以借著字眼的轉移而衝淡，如shit變為shucks、shoot、sherber；fuck變為eff、effing、froth、frig等；cunt變為berkeleyhunt，fuck變為friariuck；cook變為faucet等。
這種「掩飾機制」，在中文裡亦然。舉例而言，我們的侵犯性「髒話」裡，「操」字被香港人變為「靠」，即是典型的代表，當人們說「我靠」而非「我操」，其意義在程度上已有了極大的差別！
近代學者曾研究過各國的「髒話」，以英語國家為例，英國及英國中產移民小區，如美國東岸、南非等的髒話較少，美國的西部和邊疆地區，以及澳大利亞等，則髒話盛行，學者並認為這是一種「侵犯式國民性」。這當然是一種誤見--喜歡講髒話的國家或地區，並不意味著它的人種或質量即比較低劣，這是文明發展的過程，許多國家地區正處於低等階段，侵犯性的性別髒話即是低等階段的表徵。
因此，那個林姓民進黨「立委」咒罵陳文茜，像他那種出身的人，從小在髒話堆裡長大，現在髒話奪口而出，這其實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真正讓人驚訝並失望的乃是：
--當他用髒話罵人，而後又斷了三顆牙齒，民進黨居然對這起髒話風波完全無動於衷；一個社會當政治的效忠與黨派意識已凌駕於文明的客觀標準，這個社會日益加速向下沉淪殆已註定。
--林姓「立委」摔斷三顆牙齒後，民進黨大老去醫院慰問者有之，而群眾居然還有人送金牌安慰。這樣的反應實在太滑稽了，而就在這種滑稽裡，我們所看到的則是臺灣法西斯化的程度正在加深。如果有個民進黨女立委被其他黨辱罵，他們一定藉機廝鬧不休，它旗下的女性主義者也一定大做文章，說不定還會發動什麼群眾運動，而今被辱罵的是別人，而罵人者是同志，什麼是非公理統統都靠邊站，這點或許才是臺灣真正的悲哀。「團體內效忠」（In-GroupLoyalty）超過客觀的公理，這種社會的公理即告蕩然，這乃是今日臺灣的寫照。一個社會不怕「骯髒」，而只怕對「骯髒」失去了自覺，甚至在「政治效忠」下，連「骯髒」也都變成了正當。由林姓「立委」又被慰問，又被送金牌，我們已可預估到每個嘴巴都是垃圾場的日子已不再遠了。
本文摘自 南方朔 著《語言是我們的希望》，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