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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中期的某一天，齊宣王向孟子詢問武王伐紂的歷史，孟子回答道：像商紂那樣破壞仁義的人，應該稱之為獨夫，所以武王伐紂不是臣子弒君，而是誅殺獨夫。孟子私下裡又說過，他並不相信《尚書·武成》篇中關於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記述。他認為，仁人無敵於天下，仁德之君討伐昏暴之君，戰況不至於那麼慘烈，不應該流那麼多血。孟子的言下之意，商朝覆滅的主要原因在於紂王的殘暴不仁。可是，流傳至今的《尚書·武成》，是東晉人偽造的，並不是孟子所見到的篇章。所以我們無法通過史料判斷，牧野之戰是否真的血流漂杵。不過學者們認為，《尚書·牧誓》真實可靠的成分比較多，是今人了解那場戰爭最原始可信的材料。《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前，對伐商大軍發表的動員講話。按照戰爭動員講話的一般套路，應該大肆宣揚敵人的罪惡，以證明戰爭的正當性、必要性。那麼《牧誓》中，周武王列舉了商紂王哪些罪行呢？主要有三條：聽信婦人之言、不認真祭祀、不重用親戚而任命逃犯做官。然而，當我們結合殷墟出土文獻，再對照商周兩族的文化差異，就不難看出，以上三條並不能作為伐商的正當理由。首先是聽信婦人之言。周武王為了加深聽眾的印象，甚至還用了母雞打鳴的比喻。可是，商朝婦女的地位本來就很高，武丁讓婦好指揮作戰、主持祭祀，商朝卻並沒有因此而衰敗。而周族是宗法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深入人心，所以紂王聽信婦人之言，在周族人看來是非常離經叛道的。其次是不認真祭祀。商朝人原本很迷信鬼神，可能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但是從紂王的曾祖父武乙開始，商朝開始呈現出政教分離的趨勢。《史記》中記載，武乙製作了一個象徵天神的人偶，並跟它賭博，如果「勝天半子」，就對人偶加以侮辱；又用皮囊盛血，懸在高處用箭射破，稱之為「射天」。這些瘋狂之舉，可能是王權想要擺脫神權的某種變革嘗試。從甲骨文和殷墟祭祀坑的年代來看，武乙之後，用活人祭祀的規模明顯比以前更小了，甚至要小於西周早期，這也許就是周武王認為紂王不認真祭祀的真正原因。再次是不重用親戚，選拔身份低賤逃犯為卿大夫。然而，任用地位低賤的人做官，並非紂王的獨創，商朝初年的權臣伊尹是烹飪食物的奴隸出身，武丁時期的賢相傅說，原先是從事築城苦役的罪犯。當時奴隸逃亡很常見，其他部族的奴隸、罪犯逃到商朝，獲得了自由，其中一些賢能者也能被選拔為官員。所以，商朝選官並不是只看重社會地位，王族親戚的特權也十分有限。而宗法秩序森嚴的周朝則截然不同，與周天子血緣越親近的人，地位越高貴；與周天子血緣越疏遠，等級就越低賤，而且卿大夫的職位是可以世襲的。所以在周族人看來，不重用王族親戚為官，是很嚴重的罪過。另外，如果把《尚書》中所有提到的紂王罪狀綜合來看，他最大的問題莫過於酗酒。可是酗酒也並非紂王一人的過錯，而是當時的風氣。商朝青銅器中的尊、壺、罍、彝、卣、爵、觚、觥、盉、觶、角、斝……等等，都是用來盛酒、喝酒的器皿。所以周公姬旦作《酒誥》，要用死刑來限制人們飲酒，因為飲酒已經是普遍性、深入骨髓的癖好。或許是後人讀到這些罪狀，覺得不過癮，似乎覺得武王伐紂的理由不那麼充分，既然周武王是仁君的楷模，商紂王也必須樹立成暴君的典型，於是紂王的形象被後人越描越黑，久而久之就成了《封神演義》中大眾所熟知的那個壞得直淌水的大反派。顧頡剛先生寫過一篇《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他發現史書上紂王的所有罪狀，有70多項是周朝以後逐漸添加的，其中戰國時期增加了20項、西漢增加21項、東晉增加13項，一些劇情也越寫越誇張，比如漢朝人說鹿臺高一千尺，晉朝人便加到一千丈。想像一下，紂王為了聚斂財寶、酗酒宣淫，竟然還要爬到一座幾千米高的臺子上去，顯然不合情理。顧頡剛還認為，比幹很可能不是被紂王剖心而死的，而是去調停商周戰爭，調停失敗後，雙方開戰，比乾死在了亂軍之中。既然不是帝辛的罪惡導致了商朝的滅亡，那麼商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首先是軍事方面的原因。商朝對東夷的戰爭，消耗了國力，還導致商朝都城兵力空虛，被周族趁虛而入。《史記》記載，牧野之戰兩年前，周武王有過一次試探性的軍事行動，周軍到達河洛地區後，其他部族不期而至者，有八百多個，但是武王認為時機尚未成熟，班師西去。因為商朝的武力依舊強大，如果與商朝常備軍硬碰硬，並沒有必勝的把握。後來商朝之所以傾巢遠徵東夷，而沒有對周族加以提防，是因為文王姬昌之前的示弱策略，成功騙取了帝辛的信任。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商朝自祖甲之後，昏君輩出，統治集團日益腐化，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奴隸、平民怠工、逃亡以及武裝暴動不斷發生，統治危機直到帝辛繼位後也沒有得到有效緩解，這就直接導致了牧野之戰的倒戈。另外，帝辛大規模起用地位低賤的人做官，造成了統治集團的分裂。雖然帝辛之前的先王也起用地位很低的人，但可能做得沒有帝辛這麼過分，把王族親貴完全晾在一邊。統治集團成員的出逃，一方面削弱了商朝的實力，另一方面可能為敵國帶去了商朝內部最核心的機密，所以周武王才能準確把握伐商時機。所以，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並非帝辛個人的失德，而在於商朝末期的幾位君主在政治、軍事上的一系列失策。周族伐商的原因並非帝辛殘暴不仁，亟需解民倒懸，而是為了替先王復仇，順便奪取盟主寶座。另外，氣候變化也可能是商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商朝是中國歷史上氣候最溫暖的時期，中原地區熱量充足，雨水豐沛，植被茂盛常綠，一年四季動植物資源都十分豐富。因此商朝人雖然主要靠種植業獲得食物，但只要春天播下種子，就不用太擔心收穫，況且狩獵、採集也能餬口。正因為商朝人民用不著花費大量時間和力氣去耕種，所以女性在體力上的劣勢不是很明顯，社會地位與男性相比並不懸殊；所以商朝能經常發動對外戰爭，不必顧及耽誤農耕；商朝人可以在青銅器、玉器工藝上精益求精，不必憂慮餓肚子；可以陶醉在酒香中，不必擔心釀酒浪費糧食。而黃土高原上的周族人，生存環境要惡劣得多。所以周族以農耕為立國之本，正如《豳風·七月》中描述的那樣，人們要一年到頭忙於稼穡，才能吃飽飯。可是隨著氣候逐漸變冷，狩獵、採集和原始種植業收成越來越少，周族人精耕細作的生存方式就體現出了優勢。而在農事上不甚用心的商朝人，經濟狀況大不如前，統治者卻繼續窮兵黷武，必然會導致國勢衰弱。所以周族克商，也存在著某種必然性。司馬遷《史記》，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孫淼《夏商史稿》，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顧頡剛《古史辨》，陳年福《殷商甲骨文摹釋全編》，翦伯贊《中國史綱要》，張豈之《中國歷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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