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作者：孔新峰（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教授，濟寧幹部政德教育學院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
9月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面對新形勢新挑戰，習近平主席呼籲世界各國深思「世界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聯合國」這一重大問題，並就後疫情時代聯合國作用的發揮提出了主持公道、厲行法治、促進合作及聚焦行動等四點建議。習近平主席特別強調：「踐行多邊主義，不能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只開藥方，不見療效。」這句話援引了「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這個典故。這個援引已非首次。2015年11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關於世界經濟形勢的發言中就提出了「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語出《周禮·冬官考工記》的開篇部分。其原文為：「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作」就是「起」的意思，「作而行之」實即「起而行之」。「或坐而論道」與「或作而行之」，連同後面的四個「或」字句，共同構成了邦國之「六職」，即國家之事的六種職掌。而此「六職」，又是基於人們「德能事業」的不同而各自賦予的。其中，「坐而論道」對應「德」，「作而行之」對應「能」，「審曲面執」對應「事」，後三者「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地財」及「治絲麻以成之」則對應「業」。《周禮·冬官考工記》隨後專門強調，「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而「審曲面執」及以下，則分別可謂之「百工」「商旅」「農夫」及「婦功」。
由此可見，原典意義上的「坐而論道」與「起（作）而行之」，對應了彼時治國理政的主體——分別偏重「德」與「能」、「論道」與「行事」的王公與士大夫。「王公」之「坐」與「士大夫」之「作（起）」只是表象，其深層邏輯在於某種樸素意義上的「政務—事務」分工——「政務」的判準在於「論道」，「事務」的判準在於「行事」，職司嚴明方可施治有序。同時，無論「坐而論道」抑或「起而行之」，對於「道」（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的尊崇乃是一以貫之、徹始徹終的。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語義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中西，現代社會區別於古代與中古社會的一大重要標誌，或許便是「行動的人生」（Vita Activa）對於「靜觀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的全面取代。「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一是早已從其原初語境之中獨立出來，分別指稱貶義的「袖手空談」與褒義的「積極行動」；二是往往兩者連用對觀，今人已慣用「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表達「行動勝於空談」的意思。舉凡「與其坐以待亡，孰若起而拯之」「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等，不一而足。
縱覽新形勢新挑戰之下的世界，執迷於「強權即公理」「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信條，搞單邊主義、雙重標準、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已是江河日下；而公道、法治與合作的人間正道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孔子嘗言：「力行近乎仁。」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不能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之」，具有其明確指向：主持公道、厲行法治、促進合作是「論道」，而聚焦行動則是「行道」。我們由衷地希望世界各國「論道」「知道」而「行道」，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在聯合國旗幟下實現更大團結和進步。
《光明日報》（ 2020年09月24日 11版）
[ 責編：曾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