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葛稚川移居圖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闢，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在這個意義上，杜甫可謂是李白的益友。
我們今人讀古詩時，是不可能在缺乏訓練的情況下，避免將自己時代的好惡、價值觀自然而然地代入詩歌之中，作出自以為是的評判的。我們也不能避免選擇性失明：只看見自己喜歡或希望看見的，而看不見自己不喜歡或不懂得的。
在這首詩中，杜甫的「直」與「諒」與「多聞」，對今人而言，就很不直觀。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首句是對彼此生活狀況的慨嘆，次句是對李白於今人而言奇怪又不感興趣的生活趣味的客套——雖然當面要表示對朋友非主要事業領域的無傷大雅的個人品味的關切，好像愛屋及烏一樣，但誰真的在乎海子練氣功沒成就地磁倒轉的特異功能？當代人一般為之傾倒的是後兩句，當然是懷著讚許、歆羨、雖不能及心嚮往之的態度。所以這首詩是一闕積極浪漫主義的生活方式的頌歌，是大詩人李白的生平寫照——當然是在推崇的意義上！他好像以他的天才贖盡了現代世界裡渺小的我們如果去過這種生活的可能的罪過，至少是麻煩，但是作為大寫的「我」們，他樹立了這種狂浪恣肆的生活的權利！
然而如果細讀蕭滌非、張忠綱二先生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的本詩注釋，或許會有迥然不同的看法。除了第一句之外的每一句，都將顛覆我們不學無術的想當然耳。
「未就丹砂愧葛洪」，是足以提供不同斷句的歧義句。究竟是李白還是杜甫本人「愧」，還是不辭知己地代為作出了二人的「愧」，這就首先是個問題。但這還在其次。杜甫對於丹砂是什麼看法，和對葛洪的看法是一致呢，還是區別對待呢？他究竟在表達，李白（與杜甫）未就丹砂雖好，然而相比於曾經同樣未就丹砂時的葛洪，就遜色了；還是在表達，李白（與杜甫）沒有像葛洪一樣去就丹砂是令人遺憾的？
坦率地說，這個困惑是不會有主觀之外的答案的。因為根據《晉書.葛洪傳》，這個人物無論就與不就丹砂，都那麼令人仰慕，書於竹帛，真是實至名歸！在葛洪的身上，有一種後世稱為「純粹求知的熱忱」或「對真理的愛」的光芒，這片光芒透過《金匱藥方》和《肘後備急方》，一直撒播恩惠到如今。某種意義上，我把它稱之為「吉人自有天相」的內涵。而無論是李白還是杜甫，他們二人的生命中，確實都少一點葛洪式的靈光。
在史書中，葛洪一生不懈地尋求避世煉丹，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意識到天下已亂，而他無能挽狂瀾於既倒，只好在政治上、社會上獨善其身的同時，以醫術救拔苦難者的生命或健康，以知識啟迪蒙昧者的心胸，使追求真理的生活方式能夠替換功名利祿來主宰靈性。他的願望始終被不同的權勢者或多或少地阻攔或成全，他在活著的時候確實不曾得到過完全的自由，但他卻明哲地保全了完全的道德和尊嚴，惠及了知識固有的能力所能惠及的最大範圍。李杜二人都是崇敬葛洪的。在亂世中，僅憑一己之力而能夠做到這一點，又怎麼能不使人敬仰呢？
至於丹砂本身，它作為比道籙或拂麈更引發與聚焦欲望的符號，其在觀念上的存在，或許遠遠重要於它的實際功效，至少對李杜這樣的人而言。因為詩人用酒拌想像力達到的功效，比丹砂更便捷迅速，需要的條件也更少。雖然對漢武帝這樣的人，詩歌的局限性較為明顯。我們在《史記》裡讀到的武帝本紀如同一則笑話，但我深信，司馬遷並不是在諷刺。我們已經是現代人了，現代精神為我們解構崇高的同時，也更輕而易舉地消解了迷信，正如普魯斯特在《貢布雷》中所言「歷史發現那些在教堂的彩畫玻璃窗上被描繪成合十跪拜的歷代男女君王，生前無不以血腥鎮壓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把君王想像成聖賢，或構造成聖賢，是建立皇極①的手段，第一代這樣做的古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持久的戰亂之中，這些精明的倖存者有足夠的自知之明，意識到由一個「殺、盜、淫、妄、貪、嗔、痴、慢」大滿貫的人來制約眾多無法自制的同類，從長遠的總體利益上說，比眾多同類互相廝殺與制約更有效。歷代君王和權貴幾乎從不出這八字牢籠②。只要他們不過分地侵犯了同類的利益，總有滔滔江水般的讚許掩蓋不幸者的哭泣。所以，司馬遷如實地寫下了一幅君王肖像，反倒使後世充滿了不適與猜疑。誠然，司馬遷的時代是一個建立了不少功勳的時代，是一個足以令民族自豪的時代，但作為一個比武帝本人更好地捍衛了皇極的太史公，有什麼必要對一個以一己之私動搖了皇極的人客氣呢？
「痛飲狂歌空度日」,是一個充滿典故而又勾連李白人格特質的句子。先說痛飲，本詩注釋說，這並不簡單是一個愛飲酒的說辭，而包含一個《世說新語.任誕》篇裡的名士的定義：「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注釋的典故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別是這首詩明顯應該寫於《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之後，那麼熟讀《離騷》，自然可拓展為熟讀《楚辭》，這便可看作杜甫的自我批評。雖然李白也未必就不分享這一特點。如果李白也分享這一缺點，那麼對「痛飲」的針砭，不可謂不痛徹！我們現代人可能從來沒有想過，杜甫也許是這個意思：你我並非奇才，只是整日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楚辭》，便自以為是名士了，這樣碌碌無為地虛度光陰，就是你我鎮日的營生！當然，如果我們一定要忽略這個典故，認為它太過牽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即便沒有這個典故，它也依然表達了虛度光陰的孟浪和茫然。
不過，這裡夾了一個「狂歌」，意思便複雜而深沉起來。狂歌是春秋時代楚國人陸通字接輿的標誌行為，在《論語.微子》中有這樣的記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闢之，不得與之言。」
而《莊子.人間世》裡也有另一番記載：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文獻刻畫了兩個頗為不同的接輿形象，儘管都是披髮狂歌者。《微子》中的楚狂，似乎還沒有完全熄滅用世之志，看見孔子又心緒激蕩起來。《人間世》裡的楚狂則似乎看透了政治對人類生存的異化，向孔子諷諫了他的生活方式的不可取。
「狂歌」這個典故的分量，與「痛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古典文學之中，「狂歌」這個詞幾乎是被孔子和莊子的定義所壟斷的修辭，如果真的僅僅想表達字面的含義，則最好另擇詞彙。杜甫當然不會不懂這個規矩。何況，李白有一句名言，發表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他流放夜郎遇大赦之後次年所作的著名歌行體《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事實上，整首《廬山謠》幾乎帶有天鵝絕唱的意味，是對李白開闔佚蕩的一生的總結，襟懷曠朗，也是一首可以使人忘懷他所有缺點的偉大詩篇，全篇錄下：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
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廬山秀出南鬥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
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掛三石樑。
香爐瀑布遙相望，回崖沓嶂凌蒼蒼。
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裡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
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
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這首詩自古以來引起了截然不同的評價。從詩歌藝術的角度說，意見基本是一致的。但從思想的角度說，激起了衛道士的憎惡③，但持理解寬和態度的佔多數。從今人無關利害的看法說來，更有意思的是李白這首詩隱隱呼應了（至少）兩首作品，一首是他自己的《古風五十九首》之「大雅久不作」，另一首則是杜甫的這首本詩。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我們讀李白的「大雅久不作」，何等文質炳煥，彬彬有禮，斯文高雅，從精神到風度，從歷史哲學到政治友愛，無不表現出春秋時代受過最高教育的貴族君子氣質。仿佛是同孔子悵望千秋的青年阿爾西比亞德——這真是無可比喻的出此下策，只是想感嘆，即使孔子親自調教李白，也不會有更出色的詩篇。李白和阿爾西比亞德確實有相似之處。像阿爾西比亞德這樣的性情素質，仿佛是任何顏料去染他，他都能體現出那種顏料最鮮明的特點，假如他遇到的是貴重的顏料，他就呈現出全部的優點，好像人間典範。但奇怪的是，他並無定性。最貴重的顏料之後，依然可以被別的顏料上色，而且同樣體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
在李白這裡，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到「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是一種人格，也是一種預感到命定之不祥的展望，某種意義上，我們讀者似乎也不能不產生錯覺與疑問：他究竟是不是那隻不幸的麒麟呢？
後來的哲學家海德格爾乾脆取消了所謂錯覺與疑問，而代之以肯定的答覆：我們每個人都是那隻麒麟。真正平等。從前佛法對此的解釋是，業力牽引，流浪生死，是貶義而非中性的真正平等。佛法還有另一種真正平等，但和這裡不同，既非貶義，也非中性。自從海德格爾發出了這個存在之諭之後，近百年來，奇蹟般的，希聖們似乎確實都絕跡了，人間再也沒有值得一提的事物了。是時間到了，還是洩露了天機？
但是回到李白，他預感到他會被捕獲嗎？他好像確有預感。後來的人生似乎也證明了這一悲劇。李白獲釋了，如同麒麟其實也獲釋了。但是麒麟獲釋之後呢？李白告訴我們：
「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
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這樣的麒麟是代代有的，在他之前有謝靈運，在他之後也還有別人。也許李白想起了杜甫的贈言，「未就丹砂愧葛洪」，他認真地思考了杜甫的話，不會因為有了前代麒麟的例子，這一代的麒麟便會消蹤匿跡。因為如果沒有人間世情的經歷，麒麟又如何確定自己是麒麟呢？正如在孔子的年代，它又如何遇上孔子呢？沒有它的經歷，也就不會成就它的道。可是經過了便是經過了，他對此生此世都不再有留戀。無論就與未就丹砂，他都不覺得愧葛洪。他只想親近葛洪，親近所有已經解脫的麒麟。
這首詩真正令人困惑的還是開頭：「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裡，怎麼能得出「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的自詡？或者，真正令衛道士不安的是，「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之後，是否就可以「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了呢？真正令所有人不安的是，李白距離他們所不知道的阿爾西比亞德，究竟有多遠？或者說，李白真的理解楚狂接輿的品性嗎？難道能夠將楚狂接輿同阿爾西比亞德畫上等號嗎？
李白說他不願是阿爾西比亞德。他真實的意思是明白的，他被阿爾西比亞德脅迫了，但在被脅迫之後，他意識到，他一生都被愚痴脅迫了，不是從阿爾西比亞德開始的；他還意識到，如果沒有被愚痴脅迫，他不會知道什麼是愚痴。這其中並非毫無真理性可言，因為這其中包含譴責，不是對個人際遇中的不公正之處的譴責，而是對政治本身的有限正義的譴責④。他一定深深記得杜甫當年驚心動魄的勸警⑤：
「飛揚跋扈為誰雄？！」
我所使用的《杜甫全集校注》中本詩對於「跋扈」的注釋參證，引用了《詩.大雅.皇矣》和《詩.大雅.卷阿》，《後漢書.朱浮傳》和《後漢書.梁冀傳》，《北史.齊高祖紀》和崔篆《慰志賦》。跋扈的最初語彙發源於《詩經》中的「畔援」或「伴奐」，鄭玄的箋註解釋為「自縱馳之意，猶跋扈」。這是跋扈這個詞的經典來源。但是在《後漢書》中它變成了貶義，一個被用來形容統治者視角下的起義軍，一個被倒黴皇帝用來形容心腸歹毒的謀逆者。到了《北史》中，它是高歡用來警告太子不臣之輩的囂張氣焰的形容。而在崔篆《慰志賦》裡，則是對上古神話時代逞勇鬥狠並不惜毀滅世界的傳說人物的形容。可以說，杜甫使用這個詞非但沒有任何賞識、讚美或驚嘆的意味，反而充滿了憂慮、規勸、批評、責備！
而李白如今以深深的歉意告訴當年的朋友：「除了『先期汗漫九垓上』，我無言以對。因為我做不到『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這一生，我喜愛翠雲裘，我喜愛綠玉杖，沒有珍饈美饌，我食不下咽。在廟堂裡，如果我被當作王侯，我會是王侯的典範，你們期待什麼品質，我就展現什麼品質。可是如果我不活在眾人的豔羨裡，不活在眾人的崇拜裡，我甚至並不在乎仙人的自由，更何況葛洪的有限自由。如今，生命要結束了，我總算度過了這光芒萬丈又不乏驚險的一生，我知道了失去自由的恐懼和痛苦，我發現死亡值得期待。但是這一生，我確實並不能區分，為人所尊敬和為人所仰慕的不同。假如真如你們所言，是有區別的，那麼在我看來，為人所尊敬，並不值得追求。至於這是不是飛揚跋扈，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們一定要做衛道士，這就是李白要對我們說的話；如果我們不追究什麼是美，那麼李白就是美⑥。這也就是詩歌曾對柏拉圖說過的話。這是詩的本性，或者說這是某種詩的本性。
這難道是麒麟的本性嗎？
註：
①《杜甫全集校注》本詩注釋採用了徐幹的《中論.夭壽》作為「痛飲狂歌」中「狂歌」的一個參證，而徐幹這篇文章本身則討論了「壽」作為《尚書.洪範》「九疇」之九「饗用五福」的第一福的含義：根據好人無好報或好人短命的現象引發的「流芳千古即為壽」的獨善其身自覺論和「命理非關善惡，勸善無非教化」的愚民功利論，做出了自己的「王澤之壽」、「聲聞之壽」和「行仁之壽」三層次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的既相區別又相統一且相互制約的思考。十分令人讚嘆！其中《尚書.洪範》「九疇」的第五疇即為「建用皇極」。而「皇建其有極」則須「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自然包括第一福「壽」。武帝是否以他自身的德能賜厥庶民以五福，這是他是否建用皇極的標誌。徐幹的文章意味深長，但也充滿無奈。故本文就《尚書》皇極說申而論之。概而言之，司馬遷以精神的方式重新正確頒布了曾被現實錯誤頒布的五福。
②《史記》中所載孤竹國國君二子，《地藏經》中所載一切智成就如來在家時和鄰國國王，都不屬於這類君主。
③劉辰翁曰：「『我本楚狂人』，此為桀態。」（《唐詩品匯》卷二十六引）
④因為李白對永王李璘的支持並非全無道義可言。假如社稷是不可動搖的，那麼是否真的可以逼迫玄宗退位？假如玄宗確實是被迫退位，太子的做法是否依然還符合太子的行為準則？假如太子不合乎行為準則，擁護另一位皇子是否真的大逆不道？但是假如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後果而已，那麼最初，所有的帝王都無法擺脫的權力制衡對於國家而言的危險和其中不可能不存在的善惡不分所構成的政治生態與權力結構，以及這一切引發的和被縱容的惡性競爭，對於參與者而言，不是愚痴的罪惡淵藪又是什麼？這是千古以來人們同情和喜愛李白的真正背景。因為李白確實代表了人性：那就是相比於覺悟，有著更大的業力的惰性；在有限正義的可怕後果沒有因緣而完全展現出駭人的景象之前，大多數人都會更認同李白杜甫的人生選擇而非葛洪、世尊或柏拉圖。
⑤《杜甫全集校注》本詩注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一冊，P100。
⑥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和《小希庇阿斯篇》均展開於對美好行為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