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前,全世界人民迎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經過30個月的觀察,愛滋病患者「倫敦病人」被宣布治癒。這意味著,我們離戰勝這一曾經的「絕症」,又向前邁出了巨大的一步。
當天,《柳葉刀》子刊《柳葉刀-HIV》刊載了一篇文章:Evidence for HIV-1 cure after CCR5Δ32/Δ32 allogeneic haem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 30 months post analytical treatment interruption: a case report(案例報告:CCR5Δ32 /Δ32同種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分析治療中斷30個月後HIV-1痊癒的證據)。
在文章中,研究團隊發表了對倫敦病人停藥30個月的跟蹤觀察報告,得出結論:「經過30個月的HIV-1緩解期,在倫敦病人血液、腦脊液、腸道組織或淋巴組織中沒有檢測到可複製的病毒,外周血T細胞中供體細胞嵌合率維持在99%。我們認為,這些發現可以代表HIV-1治癒。」
自1978年愛滋病現世以來,其獨特的致病機制就成了橫在醫學家面前的難關。
這裡介紹一下愛滋病感染的原理:
在人體的血液裡有一種白細胞,是人體免疫系統的主角。當病菌侵入人體體內時,正是由白細胞負責將其消滅。
白細胞又有多個種類,比如淋巴細胞、嗜酸性粒細胞、巨噬細胞、單核細胞等。在愛滋病感染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淋巴細胞。
淋巴細胞又可以細分為B淋巴細胞、T淋巴細胞和NK淋巴細胞,各自擔負不同的作用。其中,T淋巴細胞的表面會分布不同的蛋白質分子,其中有2種——CD4和CD8——佔了多數。分布蛋白不同,T淋巴細胞承擔的功能也不同。
按照表面蛋白不同,T細胞就被分成了CD4+T細胞和CD8+T細胞。愛滋病正是通過CD4+T細胞進入人體。
人類的免疫系統是這麼運作的:當病菌進入人體後,巨噬細胞會首先開始將其吞噬,在吞噬同時,巨噬細胞會從病原體表面釋放出一個蛋白質分子,用來供免疫系統下次識別這種病菌,這就是抗原。
隨後,釋放出的抗原將傳遞給T細胞,CD4在其中扮演了抗原受體的角色,隨後,獲得了抗原信息的CD4+T細胞就指揮CD8+T細胞去殺滅病菌。
HIV病毒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的攻擊對象就是CD4+T細胞。HIV病毒通過識別並侵入CD4細胞,將自己的基因整合進了CD4+T細胞的DNA中。隨著CD4+T細胞的複製和繁殖,病毒實際上也在複製和繁殖。當病毒從CD4+T細胞中破出,細胞本身死亡。
因此在愛滋病人體內可以觀測到明顯的CD4+T細胞水平下降。
1996年,北京大學鄧宏魁教授在這個方向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他發現,除了CD4蛋白以外,HIV-1還需要一種叫CCR5的蛋白作為輔助受體,才能侵入宿主細胞。換句話說,只要切斷愛滋病和這種輔助受體的聯繫,或者乾脆從基因中拿掉這種蛋白的基因,就能對愛滋病免疫。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末在全世界引發巨大爭議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當事人賀建奎就是用CRISPR-Cas9技術編輯了嬰兒胚胎中的CCR5基因,使其失去功能,從而讓嬰兒從出生起就能免疫愛滋病。
這是關於愛滋病防治的研究方向之一,但是到目前為止,關於人類的基因編輯研究仍然存在很多技術和倫理上的問題,所以這方面的研究進展始終受限。
另一個方向是用「自然」的方法對人類基因做出調整。
鄧宏魁教授的研究結果出爐後,迅速掀起了CD4+T細胞和CCR5基因的研究。成果也是顯著的,就在當年,多個研究團隊同時發現,少數歐洲人基因組中含有CCR5基因一個罕見的突變型,稱為CCR5Δ32。
與普通CCR5基因相比,CCR5Δ32有一段長為 32 鹼基對的缺失,其表達產物無法被HIV識別和結合,因此可對HIV引起的愛滋病免疫。
後續數十年的進一步研究發現,在歐洲白人中,約有1%的人擁有純合的CCR5突變基因,即2個等位基因都是突變基因,基本不會感染HIV病毒,另外約有10%的人擁有雜合的的CCR5突變基因,即2個等位基因中只有1個突變基因,其感染HIV病毒概率也大大降低。
這一研究成果給通過非基因編輯手段治療愛滋病開闢了道路,第1個成果便是著名的「柏林病人」。
1995年,一位叫做蒂莫西·布朗(Timothy Brown)的美國人被診斷出患有愛滋病。隨後,他接受了「雞尾酒療法」,即高效抗逆轉錄藥物。
這種治療方法是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於1996年提出的,通過3種或3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來治療愛滋病,可以減少單一用藥產生的抗藥性,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複製,使被破壞的機體免疫功能部分甚至全部恢復。
因為該療法針對不同的愛滋病病情,將多種藥物靈活混合使用,和配置雞尾酒很相似,故而得名。
雖然無法根治,必須終身服藥,但「雞尾酒療法」的效果很好。只要按時遵醫囑服藥,大多數感染者雖然體內仍然攜帶有愛滋病病毒,但是不會表現出症狀,預期壽命也和健康人群差不多。
在接受雞尾酒療法後,布朗安然活了十幾年,但在2006年,他又被診斷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在3輪化療均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後,主治醫師、柏林大學查理特醫學院腫瘤科醫生傑羅 胡特爾博士選擇為其進行骨髓移植。
胡特爾醫生當時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為布朗移植含有突變CCR5純合子的健康骨髓幹細胞,在治療白血病的同時,徹底治癒他的愛滋病。隨後的2007年初,布朗接受了整個德國骨髓捐獻中心中唯一和其骨髓相同配型,且含有突變CCR5純合子的骨髓幹細胞移植。
1年後,布朗白血病復發,胡特爾醫生再次給布朗移植同一供體的骨髓幹細胞。之後奇蹟出現,布朗不僅白血病沒有復發,而且體內的愛滋病病毒已經檢測不到了。
隨後在2009年,胡特爾醫生將這一研究結果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標題為Long-Term Control of HIV by CCR5 Delta32/Delta32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通過CCR5Δ32 /Δ32幹細胞移植對HIV長期控制)。
文中明確提到,在停止雞尾酒療法20個月後,「通過RNA和原病毒DNA PCR測定評估,在(病人)外周血、骨髓或直腸黏膜中均未檢測到HIV-1病毒,只要病毒載量仍然無法檢測到,該患者就不需要抗逆轉錄病毒治療」。
這一結果基本上可以認為,布朗體內的「不治之症」愛滋病已經被完全治癒,未來他將真正成為一個正常人。事實上,由於這一結果過於驚人,胡特爾醫生首次公布研究結果時,還被《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拒收,直到2年後才正式發布。
此事在全球引發轟動,但由於布朗剛開始並不希望被媒體打擾,所以這些報導都是以「柏林病人」為名稱呼他。
相較於柏林病人,這次的倫敦病人有什麼特殊之處?為什麼柏林病人已經獲得成功,人們依然為倫敦病人的治癒感到振奮呢?
事實上,由於布朗治病的背景和程序較為複雜,出現了許多幹擾項,醫學界還不能100%確定,CCR5Δ32就是治癒愛滋病的原因。當時至少有3種因素可能對愛滋病治療產生了影響:
1、在為骨髓移植做準備時,醫生通過放療破壞布朗自身的免疫系統;2、CCR5基因罕見突變,破壞了病毒進入細胞的受體;3、他的新免疫系統攻擊了他的舊免疫系統的殘餘物。
除此之外,僅有的1例治癒可能存在許多偶然因素,醫學界還不能100%確定,這種治療方法在其他病人身上也能應用。
倫敦病人的成功則證明,治癒柏林病人並非「僥倖成功」,幹細胞移植療法是治療愛滋病的可靠手段。
倫敦病人是一位在2003年感染HIV病毒的人。和柏林病人人生軌跡相似,他在2012年出現病症後開始接受雞尾酒療法,但同年晚些時候,他又被確診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醫生決定採用骨髓幹細胞移植的方法治療,同時引入CCR5基因。
不過,倫敦病人最終只接受了1次骨髓移植,而且只接受了較低強度、比較溫和的化療,沒有放療,這點和柏林病人不同。
去年3月,主治醫師、倫敦大學學院(UCL)教授拉文德拉·古普塔在《自然》刊文HIV-1 remission following CCR5Δ32/Δ32 haemat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CCR5Δ32/Δ32造血幹細胞移植後的HIV-1緩解),公布了治療結果。
從結果來看,在停止雞尾酒療法18個月後,倫敦病人血漿中的HIV-1病毒複製數量低於1拷貝/毫升,已經處於無法檢測的狀態;同時,外周血CD4+T淋巴細胞中也檢測不到HIV-1 DNA;HIV-1特異性抗體和親合力也下降到與柏林病人移植骨髓後相當的水平。
這些結果基本可以說明,倫敦病人已經徹底擺脫了愛滋病的噩夢。而且治療過程的差異也排除了柏林病人是因為放療導致愛滋病治癒的可能,加強了CCR5基因突變和愛滋病治癒之間的聯繫。
不過在文章中,研究團隊謹慎使用了HIV-1「緩解」(remission)而非「治癒」(cured)的字眼,表示當時尚無法認定愛滋病治癒,必須經過長期觀察,確定血漿中沒有HIV-1病毒時方可得出結果。
又過了12個月,古普塔團隊在《柳葉刀》發表了本文開頭的那篇文章,確認了世界上第2例被治癒的愛滋病患者。
文章詳細記錄了倫敦病人在骨髓移植手術30個月後體內病毒的變化。
在第30個月(2020年3月4日)的檢測中,倫敦病人血漿中HIV-1病毒的載量依然處於無法檢測的狀態;在第28個月時,血漿中的CD4+T細胞水平已經從愛滋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