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仲夏，陝西藍田北嶺一孔窯洞的土炕上，二姐呱呱墜地。那是個特殊的年代，生產隊分給每人的糧食根本填不平餓癟的肚子，地裡、溝裡、土坡上，只要是沒有毒的野草、樹葉都成了人們充飢的美食，公路兩旁的楊樹皮槐樹皮也都被人們剝得精光，煮著吃掉了。父親在西安工作，工資微薄，就是想買幾斤黑市糧，在城裡竟也尋不到。家裡每日的吃食，是母親放工後趕到溝裡坡上弄回來的刺薊（大薊）等「野菜」和得之不易的榆樹皮。就這些還得先緊著祖母、小姑、大姐吃，自己時常飢腸轆轆地去上工。
所以，二姐雖是足月生，卻僅有三斤重，實實在在是一個低體重兒。幾十年後母親回憶，剛出生的二姐，太陽穴和眼窩吸成深坑，面頰沒一點兒肉，肋子一根一根，骨節細細長長，尤其是二姐渾身上下裹著一層綠沫沫兒，哪裡是個人娃兒，活活一個小骷髏，叫人既心疼又害怕。在農家土炕的篾席上，由接生婆手裡的大剪刀剪斷臍帶的二姐，沒進行一分鐘Apgar評分（阿氏評分、新生兒評分），沒有複雜的儀器監護，沒有吸氧，沒有科學的護理，後來也沒有足夠的奶水吃，沒有奶粉煉乳，連麵糊糊都是奢望。
二姐就這樣，在特殊的天時裡，在「低標準」的餵養中，開始了人生。後來她身高不足一米六，矮於眾姊妹，和這先天不足及後天困窘有很大關係。「要想小兒安，三分飢與寒」，二姐的饑寒遠不是三分。那時家裡有兩面窯可以安身，但在1962年一面窯洞因霖雨倒塌，剩下一面窯，一時住不下全家人，年輕的父母面臨諸多困難，愁不堪言。直到1963年，生產隊派出勞力為家裡打了牆，1964年在窯前蓋起了兩間廈房，一家人終有了安身之所。1964年市場上能買到包穀了，父親可以買回些議價糧，國家也給些救濟糧，日子也就一天天過來了。
二姐從記事起，就到坡裡拾柴，溝裡放羊，做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十歲時，二姐背起母親給她縫的碎花布小書包，到大隊小學上學了。我們村是個小村子，四戶人家，離學校有五裡多路。二姐每天跟著上四年級的大姐，以及夥伴們上學去。書聲琅琅的校園，給二姐帶來了快樂。學校每個年級一個班，學生三十多人。二姐學習好，多次被選為班長和三好學生。二年級時，胸前別上了「紅小兵」的牌子——紅色塑料的牌子上印著「鏵咀坪小學」「紅小兵」等字。
那時家裡生活有了改善，每天可以喝上包穀糝了。一年到頭，家裡也會給每個娃花上四塊八毛錢，買兩節布做一身新衣裳穿。布鞋也是一年做一雙，大腳趾常會很快就把鞋戳出個洞來，母親會不厭其煩給補起來，一雙鞋一年要補許多回。
雖然年紀不大，勞動卻是第一必修課。每年夏忙，全大隊六個生產隊，學校給每隊指派一名本隊的教師，帶領隊上的學生去收割後的地裡拾麥。拾的麥上交生產隊，可以替家裡掙工分。拾的如果是純麥梢兒（麥穗），三斤半一個工分；帶麥稈兒，五斤一個工分。在家裡，也有任務：掃地、拾掇屋和抬水。抬水是大活重要活，村子遠離大村，不通電，吃水要到溝底一處「冒眼」（泉水）去挑，大人來回一趟要半個多小時。那時父親常年不在家，母親整日在地裡勞動，祖母也年逾花甲，三姐和哥哥更小，所以抬水就是大姐二姐的事。上午放學後抬一桶，晌午放學後抬四桶，兩個人起先抬多半桶，慢慢可以抬一桶，回程中要歇幾次，除過一個「轉彎」有幾米長的平路，其餘都是坡坡路，歇肩時要用一塊石頭將桶支穩。途中水總要漫衍出去些，一桶水抬回家常常成了多半桶。有時快要到家了，腳下一絆一滑，水桶一倒，全潑了，只得重新下溝去抬。
二姐上初中時，我一歲。父親的工資是三十五塊錢，母親積極參加勞動，家裡的日子仍緊巴巴的。為了能餵飽六個娃的肚子，母親會不時掮（關中方言讀jian）上一口袋麵粉，搭車去「河北」（渭河以北）換包穀面、包穀糝，一斤麥麵可以換兩斤包穀面或包穀糝。隊裡分產時，也是母親最落寞的時候，因為只她一人掙工分，所以什麼都分得少。勞力多的人家，麥裝幾麻袋，我們只一細口袋；人家紅苕、蘿蔔幾老籠，我們只半老籠；包穀稈、麥秸人家幾大堆，我們只一小堆，且常輪到最後。然後母親推著車子，一群娃跟著回家來。有的年份年終結算時，我們家反而欠隊裡兩百多元錢。
這樣的境況下，二姐自覺懂得為家分憂。割草交隊飼養室，按斤兩算工分。暑假裡，二姐就和夥伴們去割草。二姐人瘦小，但手腳麻利，安分，選中一塊草地不挪窩子，「刷、刷、刷」就是一大把，捆好放一邊，大半晌就能割一大老籠（八十多斤）或一輕便車子（手推獨輪車，一百多斤）。一個暑假，她能掙四十多個工分。那時男勞力一天也就一個工分，女勞力只七分五個工（一個工分值三毛五分錢，年景好時五毛錢）。
另一「開源」門路，是在假期裡挖藥材。村子周圍的溝坡梁崖上，有的是遠志、柴胡、黃芩等。母親嫌天熱，不要二姐去。等母親上工走後，二姐收拾好屋子，給祖母做好飯等她吃畢後，提上籠偷著去。追一陣子，就追上幾個挖藥的鐵搭檔：小利、小品、亞娃、省省。為了挖到質優的藥，他們會跑十裡路，到北邊趙灣梁上去，那兒的柴胡、黃芩等都是老根，又粗又長。藥挖回來，將柴胡根剪下晾乾，砸遠志取根肉曬乾，將黃芩根曬乾後放籠中，放幾個小圓青石，再輕輕搖晃，撞去根外頭一層粗皮，再將金黃色的餘根晾乾。還有種叫「血統」（發音如此。學名應為「血藤」——編者注）的藥，根是血紅色的。
家門前的園子裡有十幾棵祖母種下的大杏樹，每年杏熟了，村裡人都來吃，留下一地的杏核。大姐二姐就把杏核收集起來，因為杏仁可以賣錢。砸杏仁是一件累活，大姐把杏核給弟妹們一人分一堆兒，一人一把洋錘一塊磚，圪蹴（蹲）那兒成晌地砸杏核，叮叮咚咚，經常蹲得腿都麻了。等磚頭上梭形的小坑布滿，裝杏仁的黃書包也「飽」了。看著書包裡一顆顆飽滿乾淨的杏仁，大家臉上都是笑。
藥材積攢多了，二姐就和夥伴們大包小包地背著，步行到十幾裡外的縣藥材門市部去賣。賣了錢，不捨得花一分買吃買喝。回來路過縣蔬菜公司，看那菜蔬真是誘人，揀人家買剩下品相不太好降價處理的茄子、洋柿子、黃瓜、辣子買一些，再背回家。路上渴得不行了，趴在路邊澆地的機井邊，喝一肚子涼水。有次二姐和三姐去賣藥，回來時經過縣土產門市部，恰巧櫃檯上一個淺黃的瓷盆子，因有一條璺（wen，裂痕），由一塊錢折價兩毛錢處理，兩人高興地買下來，輪流背著這個有五六斤重的盆子，歡天喜地回到家。母親把盆子拿去花五毛錢箍了，這個盆用了三十多年還好好的。
那時上學費用不貴，每學期小學一塊五，初中兩塊五，高中六塊。姐姐們挖藥、砸杏仁的錢，足夠幾人交學雜費了。可是為了掙這些錢，二姐也遭過罪。一年暑假挖藥，受熱得了「鵝口瘡」，口腔甚至咽部和扁桃體都生了潰瘍，說不出話。祖母帶著去了西安，父親趕緊送到兒童醫院。醫生看後訓斥他：你們真是膽大，這病再遲來兩天，娃可就危險了。在西安治病期間，祖母心疼二姐，每天領著她，從父親的未央路食堂走到土門十字去坐電車。這路電車的司機中，有村裡答民和淑葉兩口子，坐他們的車不讓買票。祖母把二姐擱車最前頭，二姐看著街景，一高興，就忘了嘴裡的疼。
圖2 1980年12月8日，二姐（前）和夥伴在村前溝沿，後為小利。
二姐病好後，祖母帶她回家，路過東侯村祖母的外甥鴻道伯伯家，又在那裡住了半個月。東侯村地處灞河川道，莊稼以豌豆為主。二姐沒事時，拿一個搪瓷缸子，去撿人家收豌豆時遺在路上的豌豆粒，拿回伯伯家煮豌豆面吃。那個暑假，用二姐的話說，「因禍得福」，美美地快活了一個假期。
兩年的初中生活很快結束，其時升高中靠學校推薦，二姐順利升入洩湖中學。二姐把她的所有書本，背到公社供銷合作社，賣了八毛五分錢，捨不得花，就地在合作社買了一個「火條」籠（秦嶺山中一種紅色藤條編成，比竹籠結實），背回家。這糞籠用了有七八年。
洩湖中學是普通中學，離家、離縣城都有二三十裡路。上學要住校，一間宿舍（兩間房）上下兩層大通鋪，可住下全班女生。二姐周末回家一次，搭汽車車費一毛錢，捨不得，來回都是步行。好在同路有一大幫子同學，也不孤單。禮拜天，二姐早早吃過晌午飯，背上饃布袋，一路叫上凱迎、小利、容珍等同學，匯集成六個人的大隊伍，說說笑笑的，二十多裡路走起來灑灑落落，一點不累。二姐的同學們，不論嶺上還是灞河川道的，從家拿的饃都是金黃的純包穀面饃，冷了又硬又糙。母親給二姐蒸的是麥麵和包穀面做成的「兩攪饃」，好吃多了，常被同學們「瓜分」。除從家拿饃，還往學校食堂交麵粉、包穀糝，換成糧票。早、晚喝包穀糝糝，泡上帶的冷饃，中飯是二兩糧二分錢的湯麵。川道的同學書霞和二姐是知交，她喜歡吃二姐的「兩攪饃」，當二姐斷頓後，書霞會不時請二姐去她在學校近旁的家裡去改善夥食，吃頓米飯。書霞的父親是村裡的幹部，家裡情況挺好，她怕嫂子知道了不喜歡，就把米飯和菜扣在碗裡，偷偷放到鍋下的箅子上，等二姐去時，飯還是熱的。
十八九歲正是愛美的年齡，可那時卻難得有新衣服穿。開始二姐穿了大姐的綠中長布褲子，同學們都羨慕：到底人家爸爸在外頭工作，穿這麼好的衣裳。後來大姐收回褲子，二姐又穿起自己的灰卡其布褲子，褲子屁股磨破了，母親給補了兩塊大圓補丁，一塊是新布，一塊是舊布，顏色一深一淺，同學們才不說什麼了。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但這所鄉村高中校園裡，並不怎麼抓學習，學生也是隨波逐流，大家經常說：「念書有啥用啊，不學數理化，只要有個好爸。」學生們經常要去學校農場勞動，或去條件艱苦的村子「支農」。記得一次去支農，幫一個村裡平整土地，幹活的場面很熱鬧，每個班一面紅旗，大喇叭隨時廣播各班的進度，大家爭先恐後，幹勁十足。二姐由於會包疙瘩兒（餃子），就在灶上幫灶。做飯的水要下到村前的深溝裡去取，兩個同學抬一桶，一趟得一小時。除勞動外，女同學最熱衷的事，是納襪底兒、納鞋底兒、勾線網子。襪底花樣繁多，簡直美不勝收；線網子有蓋茶盤的、蓋被子、蓋桌子的，很是好看。二姐當時沒鞋底納，向隔壁大媽要了五雙鞋底，二姐帶到學校，一針一線納完，「手藝」練了出來，大媽說比她都納得好。
本來1978年年底二姐高中畢業，但上面通知要再上半年。在1979年的半年裡，學校格外重視教學了，學習抓得特別緊，無奈荒廢了兩年時間的學生們，已經力不從心，無從學起。最終，全年級兩個文科班近一百人，只考上了一個嶺上的女生。鄰村的郭小利補習了一年，考上了師範學校，成了一名小學教師。
畢業後，二姐在大隊編織組（設在大隊小學院內）幹了兩年多，主要生產用於外貿出口的坐墊和門帘。用包穀殼兒（關中方言，指玉米外衣）編成長辮，再用針線團起來，就是坐墊；纏起來，做成各式各樣的穗子，用針線串起來，就是門帘。其中若嵌入藍、紅二色的花樣，就更漂亮了。二姐是編織組的技術員，上面有了新花樣，由二姐到公社學回來再教給其他人。編織組幹活計件掙工資，活兒可帶回家去做。晚上在煤油燈昏暗的燈光下，母親和二姐一起，做活一直到深夜，這樣二姐一個月可掙到五十多塊錢——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九口之家，算是一筆很豐厚的收入了。
秋忙後，二姐也和鄰居小利去收包穀殼兒，八分錢一斤收來，一毛錢一斤交給編織組，掙一點辛苦錢。兩人帶上兩個饃、一個大麻袋，一大早出發，走得遠時天麻麻黑才能回家。一次二姐到更北邊的深嶺上去收，有家人一聽是半嶺上的，非常熱情，又是端來開水，又是要留吃飯，原來她家娃子（兒子）「年齡大得很很，還沒訂下媳婦」，想讓二姐在下邊給她娃說個媳婦。二姐問她娃多大，她說：「實在不好意思給你說啊，我娃都七歲啦！」
後來父親給二姐在西安找了份工作，在西安北郊皮件廠做「北京兜」的內殼。那時的北京兜，就像現在的名牌皮包，背著出門很是體面，年輕女孩照相時都要挎在肩上的。不過皮件廠不管吃住，二姐住在北大街安遠飯館父親處，步行上下班，走得快也要半個小時。中午吃飯在皮件廠食堂，一毛六分錢一碗湯麵，幹一晌活下來，一頓要吃兩碗湯麵，還需再吃一個自帶的饃才夠。
圖3 1981年2月16日，二姐（前右）和編織組的工友們在大隊小學教室前。身後為布景（教室的條麻石臺階清晰可辨）。
二姐在皮件廠待了兩個月就不幹了。因為有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有三站路），一個高個子男人「跟蹤」她，她走快那人也走得快，她走慢那人也走得慢，二姐嚇壞了，於是辭工回家。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二姐要為即將的結婚做嫁妝了。
二姐在大隊編織組時，經一個高中同學的姐姐的婆婆介紹，開始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時一門親事要經過很多程序，這些程序一個都不能少，並且都要嚴肅認真對待。正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儀式中，一個女孩子，走向一個陌生的男人，走向自己真正的生活。
見面。男方是介紹人娘家門中的侄兒，初中文化，有一兄一姊一弟一妹，其父是村支書。他家地處灞河川道，地勢平坦、土地肥沃，離嶺上我們家有十來裡路。
首先是初步見面。大姐陪著二姐，跟隨媒人去了他家。進了家門，坐下後，其父先來說話，問這問那的好半天，大約是看口齒是否清楚，二姐很鎮靜，一一回答。說了半天話，快到飯時，大姐、二姐起身告辭，他們家裡熱情留飯，只得留下來吃飯，飯是其嫂擀的硬扎扎的鹼面。也見到了他——中等個子，濃眉大眼，白白淨淨的。後來三姐一看到他，記起來兩年前她和小二姐三歲的我哥哥用輕便車子推了一口袋包穀，去這個村子磨糝糝（那時我們村及周圍村子沒有電磨子），在他村油坊（兼磨坊）做活的就是他，當時腰裡勒著草繩，衣服上油膩膩的。他母親待人很熱情，當時還邀請三姐和哥哥去家裡喝水。
初步見面約兩個月後，他父親和對方媒人來到我家——也就是說，他們家同意這門親事——定下了正式見面的日子。
川道的人向來因地理條件優越愛笑話嶺上人，他們料定見面這一天，凡我們家去的人，保準是「一人一雙新布鞋」。事實上當時也的確如此，嶺上人出門、走親戚都很鄭重，會穿上平日捨不得穿的新衣服，當然也包括新布鞋。何況這次是給二姐見面，更要注意形象，每人真就準備好了新布鞋。然而見面的前夜，下了一夜雨，路上泥濘，新布鞋是不能穿了。於是去的伯母、母親、小姑和大姐，穿著雨靴，二姐穿了一雙籃網球鞋，讓川道人的預言落了空。
正式見面，他家給了二姐「四樣禮」：一身衣裳（格格白的確良撮口衫子、中長布褲子）、一雙襪子、一雙布鞋和一個北京兜。
訂婚，也叫下帖。二姐訂婚在見面一年後。
訂婚先扯布。扯布一般在訂婚的前一天，地點在縣城。如果趕上個好日子，縣城的商店裡會有很多扯布的人，一律是女方在前邊選，男方跟後面付錢，所買的東西可能各個不同，然而人們的表情言語卻家家相似。有從很偏遠地方來的，女方自己不知道買什麼布好，於是就跟在別家後面，看人家買什麼，自己就跟著買什麼。
扯布那天，二姐叫了高中同學書霞、大姐、大姐的高中同學亞維和三姐作陪，他家出動了他、他哥、媒人等也是五人，他們一人騎一輛自行車，正好一輛馱一個人，去了縣城。事先說好扯兩百元的布，結果只扯了一百多元，有兩米四的紅色、天藍色滌綸、卡其布各一節（一米二就可做一件衫子），等等，滿滿一包袱。
訂婚當天，在他家舉行訂婚儀式，其實就是吃一頓飯。為了「聲勢」大，家裡發動親鄰，共去了五席客（一席八人），在他們村引起了「轟動」。第二天，他們家要送布，並送彩禮。其時，如果男方各方麵條件都好，彩禮官價二百四十元；倘若男方有女方「談嫌」的，彩禮就得三百六十元。彩禮送來，女方家要回男方十元。他家的彩禮，自然是二百四十元。他家送布、送彩禮，來了兩席人。那天吃的是臊子麵和炒菜。我們家給準新女婿的回禮是一身衣裳、一雙布鞋、一雙襪子、十五個雞蛋。
結婚。1984年元月21日（癸亥年臘月十九日）二姐結婚。結婚前，仍要扯一次布，不過這次扯的布，比訂婚那次要檔次高、樣數多些，因為也許婚後幾年都沒指望再買新衣、新布了，尤其是嫁到弟兄多的家庭。在縣城買了幾身成衣後，二姐叫上好友西婷，去了西安，買了純毛毛線、雙喇叭收音機（六十元，很大，上四節電池，在以後很長時間裡，都是村裡最好的收音機）、門帘等，花了三百元。
結婚當日一大早，媒人、新女婿、陪女婿的、抬箱子和花架子的，一伙人就來了。家裡一邊請他們坐席吃飯，一邊收拾布置嫁妝。
二姐的嫁妝，有木箱一對兒，內裝以前扯布所得的布料、衣服等。被子四床、床單八個（三個洋布單子、四個家織的粗布單子、一個塑料單子），這些都用紅毛線捆在箱蓋上。花架子（又叫十絡格）上，擺放大小物件，計有：收音機、鐘錶、兩個門帘、兩個電壺和洋瓷盆子、塑料盆子、甩子（拂塵）、刷子、傘各一個，以及雪繃鏡（其上印著一對鳥兒，擱桌上，是日後的「梳妝檯」）。此外，二姐給婆婆、姑姑、大姑姐、嫂子及二姐夫每人布鞋各一雙，並襪墊兒一雙（直接襯在鞋裡面），給公公、大哥的西式枕頭各一個，給小姑子尼龍襪子一雙，給小叔子皮帶一條。
這些東西中，除由婆家出資在縣城、西安買的以外，鐘錶、電壺等都是二姐幾年做活攢的錢買的，其他如布鞋、襪墊兒等針線活，是二姐出嫁前一針一線做成的——這些東西擺在花架子上，村子裡的人都會參觀、品評，看這個新媳婦的針線活手藝咋樣，也就知道你能行不能行。
另外，家裡要給二姐買一對「長命碗」——小的細花瓷碗和兩雙筷子。二姐夫家來的陪女婿的，帶一方新手帕把碗筷包起，提回去，當晚兩人吃餛飩用。還要買兩個鏡子，去婆家的路上，二姐、二姐夫一人手裡提一個，起到避邪的作用。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木梳盒，也叫餛飩盒。二姐的木梳盒，是花五塊錢買大姐的。木梳盒分兩層，上層放木梳，下層裝餛飩——也就是捏得很小，如小指肚大的餃子，按兩人的年齡，一歲一個。木梳盒由當時十七歲的哥哥提著，到二姐夫家，他家須鄭重地接過這個盒子，同時給提盒子的人一個大紅包。哥哥最終得到了五元錢的紅包。臨到二姐要出門時，母親還要給二姐一錠「墜腰錢」——用紅紙纏裹起來的九十九個一分錢硬幣。
一切準備停當，兩個新人拜過高堂後，娶親的隊伍就可以出發了。這時是新女婿最緊張的時候。村裡的孩子和門裡、近鄰的姐妹嫂子們要「耍女婿」，將新郎抹成大花臉。此時，陪女婿的就要奮力擋著護著，但最終會和新女婿一起被抹得有紅是白。鬧完了，抬箱子和花架子的精壯小夥子們把收音機開得震天響，一路聽著廣播，說說笑笑往回走。然後是兩個新人，陪女婿的、送閨女的幾人。再後面，就是娘家親戚組成的送親大軍（一般都是男客，女客則留下來吃飯），浩浩蕩蕩，我們又去了五席客。
當天，他們家來的一個「硬女」的，帶來八個硬碟饃、八個大禮饃（這禮是不用回的）。無怪乎人們常嘆：養女一場，最後只落得十六個饃。父親和母親那天並不去親家，而是留在家裡招呼客人。等客人散盡，庭院復靜下來，父母面對著十六個饃，不知道是什麼心情。想要再見到二姐，得是兩天以後他們回門來時了。
而在二姐夫家，熱鬧隆重婚禮中的二姐，則永遠告別了自己的少女時代，為人婦，而為人母，開始了一個農村婦女真正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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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文選自《老照片》第130輯
二姐的少女時代
文圖 | 齊曉芳
馮克力 主編
2020年4月 山東畫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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