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書·五行志》「詩妖」的性質
胡祥琴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原刊於《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摘要：「詩妖」是一種多含惡言怪論的歌謠。《漢書·五行志》說：「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詩妖的出現同社會環境、政治狀況有密切的聯繫。《宋書·五行志》所錄「詩妖」48首或源於《樂府詩》，或源於社會底層，或興起於政治核心地帶，多以曲折的形式表達民眾或某種政治勢力對現實政治的憂慮及不滿，從一個方面折射出曹魏至劉宋時期詩妖產生時代的歷史面貌。
關鍵詞：《宋書·五行志》；詩妖；童謠；讖謠
「詩妖」一詞最早出現於舊題漢伏勝(伏生)所著《尚書大傳》之《洪範五行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晹，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歷代《五行志》在撰述「詩妖」時均引用這段文字作為理論依據。《宋書·五行志》在解釋「詩妖」出現的原因時，就引用《尚書大傳》中《五行傳》的有關文字為據：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晹，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惟木沴金。」
顯然，上述內容是對「金失其性」的原因和「言之不從」的表現及後果的解釋。古人認為「五行」與五事、方位、德運及帝王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因此，此處的「金」對應於五事中的「言」，「詩妖」即是「言之不從」的直接後果。
在古代，「金」（包括青銅與鐵等金屬）是製造武器的重要原料，也因此與戰爭發生聯繫。金與「言之不從」發生聯繫和古代的五行觀念緊密相關。中國古代有所謂「五事」配「五行」之說，所謂「五事」即貌、言、視、聽、思，古人認為它們分別對應於五行中的木、金、火、水、土。也就是說，「金」對應五事中的「言」，如君主的言論、號令，民間的輿論、歌謠均在此列。故而蕭吉認為：「人君言出令行則從，是以明君薄斂而厚祿，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則順民心。……若君失眾心，政令不從……飢貧不足，不足不敢正言，則先發於歌謠之口也。氣逆則惡言至、蟲蝗生，皆口事也。」是說人君的言論或號令符合民眾的要求時，就會得到百姓的擁護，這是金順其性的表現；相反，當君主言論失當，政令不從時，百姓的意志就不能得到合理反映，因此就會出現歌謠、惡言等「口事」，這就是金失其性的結果。班固認為：「『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顯而易見，此處所謂「言」從階層上講不只局限於君主，而且涵蓋民眾，從內容上講不僅包括言談，也涉及詩歌、謠諺。班固進一步解釋說：「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是說統治者的殘暴和壓制，使民眾缺乏合法有效的溝通渠道，只好以非正常的方式抒發心中的「怨謗之氣」。所謂「怨謗之氣發於歌謠」反映了詩妖現象的特徵和本質。自先秦時期開始，政治家就十分重視「言」的政治意義，故而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的說法。可見，「言」不僅關係到統治者能否端正名實，也關係到民眾的積怨能否自然宣洩，因此對於政治穩定的確具有很大意義。就此而言，班固等人的解釋應該說包含著合理的成分在內。不過將「言之不順」與「金失其性」乃至上天的警告、懲戒等現象聯繫起來，則顯然是西漢時人的附會。由上引《尚書大傳》文字可知，最晚自秦漢以來(《洪範五行傳》是秦末漢初儒生伏生或其弟子的作品)，人們已經將金與「言」並進而與「詩妖」聯繫起來，認為數者之間存在緊密的因果關係。就這樣，金既與戰爭發生了聯繫，又與言論、歌謠、「口事」相關。這種聯繫儘管符合古代的哲學邏輯，在古人看來也許是順理成章的，但從今天的立場看來則無疑是荒誕不羈的。
如果說以上所講的天人感應、五行相配是「詩妖」的思想基礎的話，那麼它還有一種顯著的特徵，那就是明顯的文學色彩。古代的思想家（如伏生）、史學家（如班固）之所以採用「詩妖」一詞，除了它以神秘的方式隱射政治之外，還因為這些隱射通常都採用詩歌的形式。魏晉時期，包括詩歌在內的古代文體十分發達，正是「詩妖」的這一特殊表現形式，使之與中國古代同樣流行的政治預言——「讖言」——有別。簡言之，同樣是用文字和言論隱射現實，但「讖言」一般採用的是拆字、諧音等形式，「詩妖」則重在以詩歌為表現手法，因此文字之間往往講求對仗、押韻、暗喻。如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道：「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又如晉海西公太和中，有這樣的民歌：「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這與「今年祖龍死」，「亡秦者胡也」等讖言相比，更顯含蓄，更具文學之美。
總之，「詩妖」是以韻文形式出現的異常言論。它是中國古代天人感應及五行思想折射於詩歌的一種特殊產物，雖然兼具文學與神學的色彩，但又與一般意義上的詩歌、讖言並不相同。班固所謂「怨謗之氣發於歌謠」一語，大體可以概括中國古代正史《五行志》中「詩妖」現象的基本內涵。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
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樂府詩歌十分繁榮的時期……那些通俗樂曲，源出民間，後被貴族文人採擷、改制、仿作，譜成許多樂曲。此一時期，無論官府還是民間，都十分流行敘詩作謠，詩歌、謠讖成為人們抒發胸臆的普遍方式。從時間斷限上講，《宋書·五行志》所錄「詩妖」主要反映的是三國兩晉這一歷史時期的時代特點，較《漢書·五行志》、《後漢書·五行志》內容更加豐富，來源也更加複雜。從類別上講，《宋書·五行志》48首「詩妖」主要有「百姓謠」、「民謠」、「童謠」、「京師謠」、「地方謠」等。依據「詩妖」文體的不同以及來源或表達方式的差異，可以將其分為以下幾類：
（一）出自底層社會
《宋書·五行志》「詩妖」中有不少來源於民間，它們多以「百姓歌」、「百姓謠」、「民歌」、「民謠」、「民間謠」、「民間雲」等為名。例如：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慾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雲「黃頭小人慾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謠云：「蘆生漫漫竟天半。」
「百姓歌」、「百姓謠」表達了普通群眾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大多帶有嘲諷的語氣，體現出吟誦者對現實政治和自身生活的憂慮，「民間謠」、「民歌」等也具有同樣的性質。
（二）出自文人之手
宋代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主要輯錄漢魏到唐、五代的樂府歌辭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謠，分為十二類。《宋書·五行志》中有的「詩妖」，可見於傳世本《樂府詩集》的「雜歌謠辭」中，此類樂府詩不一定能配上音樂，用以傳唱，但因魏晉南北朝這類文體的詩歌、讖謠很豐富，作者為適應時代變化將其採錄，見《樂府詩集》出版說明「雜歌謠辭，是徒歌、謠、讖、諺語……雜歌謠辭和新樂府詞是不入樂的」等解說。個別內容還零星散見於其他部分，是可以配樂和唱的。收入《樂府詩集》中的這部分「詩妖」，多帶有憤恨悲苦的腔調。《宋書·五行志》說：
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這首「折楊柳」沒有具體歌詞，從語義判斷，開始在講戰爭引起的苦難，結尾反映出戰爭失敗的無奈。據撰述者解釋，該詩反映了晉武帝皇后楊氏遭晉惠帝皇后賈后殺害的過程，雖短短數語，但含義明確。《折楊柳》是樂府歌詞，橫吹曲中有《折楊柳歌辭》和《折楊柳枝歌》等。橫吹曲是樂府歌曲名，是一種馬上演奏的軍中之樂。其辭具有「兵革苦辛」之意，正和詩妖屬性一致。
《宋書·五行志》還記載了一首《懊惱歌》，同樣收入《樂府詩集》：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伎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這首《懊惱歌》講述的是，桓溫之子桓玄篡位建立桓楚，旋即被劉裕率領的義兵擊滅，其宮女及其同黨、家屬被作為軍賞賜送，四處流落的悲慘境況。據作者「民忽作《懊惱歌》」云云，則該詩似應由當時民間所作，它被收入《樂府詩集》乃是此後的事情。檢索《樂府詩集》，可以發現與《懊惱歌》同名者共十四首，上述《宋書·五行志》「詩妖」《懊惱歌》即是其中之一。
通過對《樂府詩集》收錄的兩首詩妖的分析，可以得出，《宋書·五行志》部分詩妖是可以配以曲調，用以傳唱。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十分喜愛謠讖之作，從某種程度上講，詩妖是雜歌謠辭等此類文體在政治生活上的體現。
（三）出自兒童之口
清人杜文瀾在《古謠諺·凡例》中指出，謠之名目甚多，他按時代、地域、人物將謠分為幾類，並將兒謠、女謠、訛言等歸為童謠。他認為：「《風俗通·皇霸》篇載趙王遷時童謠。《史記·趙世家》童謠作民訛言。今從《風俗通》。」這樣看來，無論謠之名目有多少，但大體上都可歸為童謠。統計顯示，《宋書·五行志》48首「詩妖」中，有16首是通過「童謠」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如：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吳孫亮初，童謠曰：「籲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雲。
這兩首詩妖皆以童謠的方式出現，雖寥寥數語，卻反映出具有歷史轉折性的政治事件。第一首講述的是，司馬懿於魏明帝景初二年消滅遼東公孫淵反叛，回歸途中遇明帝病重，疾馳回去接受託孤的事。這是司馬懿政治生涯的轉變時期，卻也是曹魏政權厄運的開始。第二首講的是，孫權去世後，年僅十歲的孫亮繼位，由諸葛恪輔政，後諸葛恪在權力鬥爭中被殺，屍體被拋石子崗的悽涼事件，這首詩妖言語之間帶有較強的惋惜之意。
（四）反映地域特徵
《宋書·五行志》48首詩妖中，還有標明具體地域者，諸如「京師歌」、「江南童謠」、「江南歌謠」、「吳中童謠」、「河北謠」等均屬此類。如：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於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幹寶雲「不知所斥」，諱之也。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洽相繼亡。
晉成帝鹹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謠言。
這些謠讖帶有明顯的地域特色，關注的是與該地域有關的重大政治事件，其所涉及的地域在當時都是該政權的政治中心，如第一首中之「京師」應指曹魏政權都城「洛陽」，最後一條「河北謠」是關於暴君石虎的，石虎是後趙政權的第三代繼承者，後趙政權曾定都河北邢臺。
其他
「詩妖」中有一些讖謠不屬於以上各類，它們以更加詭秘的方式出現，帶有某種神異跡象。如：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
在古人眼中，熒惑星的出現意味著戰爭的來臨，隱沒則意味著戰爭的結束。這首「詩妖」描寫的是熒惑星化為小兒，通過童謠傳達天命，預測未來的故事。吳承學認為在古人的觀念中，童謠之所以能代表神意，是因為它們乃熒惑星之精降臨，變成童子而為的，故具有神意。
由以上五種分類研究看出，「詩妖」大多來自民間，具有明確的地域特徵，一般以童謠的方式表達，因其體裁特徵是詩歌，所以大多被樂府收錄，部分被配以曲調，用以傳唱。由分類研究可以看出，《五行志》中的詩妖有著相當豐富的內容和形式。實際上，我們還可以從「詩妖」所反映的政治事件的性質去界定它的類別，如有描寫政治鬥爭的、有關百姓生活的、還有佔卜吉兇的等等，但由於這幾種類別之間相互摻雜，很難準確定位，因此不易區分。
《宋書·五行志》「詩妖」主要反映一定時期的政治、軍事鬥爭，「預測」某些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的結局，通過「金失其性而為災」的方式，揭露統治集團「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的行徑。從詩妖反映的內容來看，大體折射出以下一些重要的社會歷史，如：司馬氏禪代曹魏、孫吳政權的敗落、賈后幹政與八王之亂、東晉的紛爭戰亂、前秦苻堅的敗亡等。
（一）關於曹魏政權和司馬懿集團的對抗
《宋書·五行志》有三首「詩妖」反映曹魏末期，政權逐漸旁落司馬懿的過程。其一：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在位十三年，曾用年號太和、青龍、景初，太和共六年，即公元227—232年，這時正值曹魏國力強盛，任命司馬懿做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和蜀國諸葛亮周旋，諸葛亮斬馬謖，上書自貶都是這時期的事情。從這首詩妖出現的時間和內容判斷，它在描述三國時期的魏蜀戰爭。但《宋書·五行志》的撰述者卻將其解釋為曹爽和司馬懿的鬥爭，因太和年距曹爽被殺之年相隔多年，可見，《宋書·五行志》「詩妖」撰述者為證明某些論點而不惜採取牽強附會的方式。其二：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這首「詩妖」描寫的是公元237年，遼東公孫淵拒絕入朝，自稱燕王，魏明帝派司馬懿率軍徵討遼東。到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馬懿誅滅公孫淵，回返途中，適逢曹睿病重，司馬懿急回接受託孤之事。此後，司馬懿與大將軍曹爽共同輔政，但最終殺害曹爽，掌控曹魏政權。其三：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索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該「詩妖」講述的是魏齊王(曹芳)時期，一場試圖支持曹氏對抗司馬氏的政變。此時司馬氏權勢日益龐大，歌謠解說一個名叫朱虎的人可以處理這種情況，楚王曹彪的小名正好叫朱虎，他是曹操的兒子，曹芳的叔祖父。王凌等人正是聽到這樣的謠言才決定擁戴曹彪，但還沒起兵就被司馬氏察覺，王凌、曹彪皆被處死，由此可見，司馬氏勢力已強大到無法扼制的地步。
以上三首詩妖儘管情節離奇，但都是以現實政治為依據，既說明司馬懿專權對曹魏政權威脅之嚴重，也說明老百姓對該政治事件的敏銳觀察力。
（二）關於孫吳政權敗落的記載
《宋書·五行志》有關孫吳政權敗落的「詩妖」共有六首，其中關於諸葛恪輔政、誤政直至死亡的有兩首，描述孫皓殘暴統治的有三首，其他有一首。關於諸葛恪的謠讖，本文第二部分已作交待，此不再贅述。孫皓是三國時期有名的暴君，有關他的謠讖則帶有強烈的不滿情緒。
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皓尋遷都武昌，民溯流供給，鹹怨毒焉。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島渚，吳九州島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逾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第一首「詩妖」反映出孫皓遷都武昌，勞民傷財，百姓不予配合的情景。第二首講的是孫皓的使者造書於石印山的事件，從這首「詩妖」體現出的傲慢語氣判斷，應該是孫皓派人刻意造書以壯大自己聲威的。從此後他更是變本加厲，直至失敗，成為晉武帝的俘虜。
（三）賈后幹政與八王之亂
賈后幹政在西晉歷史上影響極大，它是西晉由統一逐步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通過「詩妖」可以看出，無論是皇室貴胄的司馬氏集團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對賈后懷有戒備之心，厭恨之情躍然紙上。
晉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為嘆。」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楊太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後字也。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三月纏汝鬃。」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眾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
上述兩首「詩妖」都與賈后有關，實際上反映了兩起政治事件。第一首講的是賈后誅滅楊氏集團，為其進一步幹政掃清道路。晉惠帝司馬衷是晉武帝司馬炎之子，母親是楊皇后。據史書記載，司馬衷為人痴呆，開始執政時由楊皇后的父親楊駿輔政，其皇后即為歷史上有名的賈皇后。文中涉及的「河內溫縣」應是司馬氏的祖籍地，此地人自然更加關心司馬氏政權的興衰，因此造出這樣的讖謠。兩火就是司馬炎的「炎」字，楊皇后名叫「寄蘭」，此處「秋蘭」即指她。這首詩妖預言楊駿及其女被賈后集團迫害致死的過程。
第二首反映的是賈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的鬥爭，最後以太子被殺害、賈氏被族滅而結束，但換做趙王司馬倫當政之後，西晉卻再次面臨傾覆的危險。按照五德終始說，晉是金德，金色白，「沙門」是太子小名，他是晉惠帝的太子司馬遹，母親並非賈皇后，而是謝才人，這就決定了太子的悲慘命運。「南風」是賈后字，「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文中「南風吹白沙」預示賈后將殺太子，「遙望魯國何嵯峨」中的「魯國」是賈后之侄賈謐的封地，這裡講的是賈后將與賈謐聯手，危害太子。後一句是關於司馬倫的，司馬倫利用賈氏殺死太子後，又利用民怨族滅賈氏，自己卻試圖學司馬懿禪魏，當上西晉皇帝，但卻使八王之亂走向最高潮。
（四）有關東晉戰亂歷史的記載
《宋書·五行志》有關東晉的詩妖有二十多首，主要涉及蘇峻叛亂、王恭誅王國寶、桓玄篡逆、盧龍作亂，等等。從東晉眾多的「詩妖」內容判斷，東晉政權始終戰亂不斷，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饍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也。
這首詩妖講述的是晉成帝時，蘇峻叛亂的政治事件，「大馬死，小馬餓」，大馬喻指晉明帝，小馬喻指晉成帝，明帝去世時，由五歲的兒子成帝繼位，大權由成帝舅庾亮掌握。「高山崩，石自破」，此處「高山」應指蘇峻，「石」指蘇峻弟蘇石。這首「詩妖」產生於晉明帝時期，預測的事件卻是明帝死後，成帝執政時期的蘇峻叛亂。當年，權臣庾亮想藉故制裁蘇峻，致使蘇峻叛亂，殺到健康，劫持成帝至石頭城，使成帝遭受挨餓之苦。後來庾亮、溫嶠、陶侃等人的大兵趕到，殺掉蘇峻，其弟蘇石負隅頑抗，但蘇峻已如高山一樣崩塌，蘇石自然也只能算作負隅頑抗了，應驗了高山崩，石自破的謠讖。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昇平不滿鬥，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鬥，不至十年也。
晉哀帝司馬丕是成帝的長子，在他統治初期，就出現這首童兒歌。第一句「昇平不滿鬥，隆和那得久！」中的「昇平」是晉穆帝的年號，「不滿鬥」是不滿十年的意思，果然，穆帝統治不足七年。「隆和」是哀帝的年號，「不得久」暗指哀帝統治不會長久。哀帝自然對這首謠讖很厭惡，也很懼怕，為了避諱竟將年號由「隆和」改為「興寧」。但老百姓似乎不願意放過他，即使改為興寧，又來一句「亦復無聊生。」哀帝為了避免自己國祚短促的命運，就在興寧二年相信方士之言，追求長生之術，結果食丹太多中毒而死，似乎正應驗了那句讖言。「帝信方士言，斷谷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辛未，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指的是與上述哀帝事件有關係的另外一個政治事件。「桓公」，此處指桓溫，而「陛下」已是晉海西公奕了。據史書記載，隨著桓溫權勢的增強，晉室皇族成員及其大臣對其懷有一定的戒備之心，「晉室衰微，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桓公入石頭是太和六年的事情，當時桓溫率大軍進入健康，並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廢黜皇帝司馬奕，立簡文帝司馬昱為帝，而自己卻專擅朝政。
（五）有關前秦苻堅敗亡情況的反映
苻堅是前秦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位前期重用漢人王猛，勵精圖治，最終統一北方，與東晉南北對峙。然而，383年發動有名的淝水之戰，最終以失敗結束，前秦從此陷入混亂，各民族紛紛叛亂獨立，苻堅也被羌人姚萇所殺。以下「詩妖」正是淝水之戰前後苻堅陷入矛盾中的寫照。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偽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鬥當滅秦。」「魚羊」，鮮也；「田鬥」，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為慕容衝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這兩首詩妖是對苻堅生死成敗的預言，第一首志在暗示苻堅將在江湖邊失敗，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圖。第二首講的是淝水戰後，前秦元氣大傷，表面歸服苻堅的鮮卑、羌族將領紛紛叛秦自立，最終為其所滅的事件。
綜上所述，詩妖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抒情詩歌，也有別於秦漢以來盛行的讖言。它以詩歌為載體，以現實政治為素材，以鞭撻統治階級為目標，旨在抒發百姓心中的怨憤之氣。通過對《宋書·五行志》所載詩妖性質的探討，可以這樣概括它的特點：首先，詩妖的出現和一定的社會環境有關，一般情況下是盛世少，亂世多，或關注政權興衰，或關注政治人物的宦海沉浮，而很少與普通百姓的生活相關。其次，詩妖大多興起於民間，來源於百姓，還有一定的地域特性，且部分被樂府收集，配以曲調，用以傳唱，具有形式多樣、類別複雜的特點。第三，詩妖所反映的內容並不能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宋書·五行志》所錄每首詩妖后，都附有該志撰述者的解釋，這些解釋難免有牽強附會的一面，因此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必須根據撰述者的解釋以及相關史料的相互佐證，才能客觀揭示其所折射的真實歷史成分。第四，詩歌是通過精煉而形象的語言高度集中地概括並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體裁，費爾巴哈說：「言語是一種充滿著秘密的、魔術般的東西。」《五行志》中的「詩妖」用詩歌式的語言表達時人對政治的見解，正是利用了語言「魔術般」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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