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唐代的「服妖」到底是什麼嗎?

唐代的「服妖」現象主要表現為女著男裝、胡服胡帽及其他僭越禮制和倫理習俗的服飾行為，但並非所有越禮行為都被認為是服妖現象。本文通過分析《新唐書·五行志》的16個服妖現象，發現服妖現象關涉到唐代的兩件大事：女性幹政、參政及政治叛亂。凡是指涉到上述政治事件的服飾行為，都被視為服妖。服妖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問題，女著男裝培育了女性的男性化欲望，它構成了女性幹政的文化背景，也為女性幹政的合法化提供社會心理基礎。胡服胡帽等行為，因其造型的隱喻含義，表現了與叛亂、動蕩相似的邏輯結構和社會後果，從而也被視為一種妖象。史學家對唐代服妖現象的評價，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女性幹政和參政是一種妖象，女性的妖象會導致社會的禍亂。這就是唐代服妖論的意識形態本質。

作者簡介：喻仲文，男，湖北武漢人，藝術學博士，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羅雨，女，湖北恩施人，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碩士研究生。

「服妖」是中國古代主流社會對不符合禮制和常俗的服裝的一種蔑稱。
「服妖」之說，最早見於《尚書·洪範·五行志》，其文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漢書·五行志》亦云：「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貌不恭」和「風俗狂慢」是「服妖」的兩個重要指徵，前者是對服飾禮制的輕慢；後者是對風俗禮制的背離。「服妖」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1）服妖是對封建禮制的重大挑戰和背叛；（2）服妖是一種「妖象」「妖風」。它既是社會政治善惡治亂的徵兆，又是對政治統治的挑戰和威脅。因此，「服妖」實則是一個政治問題，只不過在古代社會，人們習慣用陰陽五行及讖緯學說來解釋「服妖」，使其變得異常神秘，如晉人幹寶《搜神記》云：「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為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又云：「晉武帝泰始出，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年，婦人出兩襠，加手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服飾的上下、內外形制與政權的統治形式相比附，是漢晉時期「服妖」的重要理論闡釋，也是政治統治通過陰陽學說和圖讖理論在服飾領域的延伸。漢晉以後，「服妖」在歷代皆有體現，其最著盛名者，當為唐代時期。此時的「服妖」廣為流行，一般老百姓也對流行的服妖之風仿效不止，形成了唐代壯觀的服妖盛況，《新唐書·五行志》列出了16種 「服妖」行為，涉及服裝、飾品、日用品等諸多方面。本文試從歷史文獻及圖像材料出發，探討唐代服妖現象的表現形式及其原因，揭示唐代政治對服妖論的影響。此研究不僅使我們清晰地把握唐代服妖說的本質，而且對我們正確理解當今光怪陸離的服飾現象，具有一定的歷史的借鑑和參考。唐代的服妖現象有多種表現形式，「女著男裝」是較為著名的一種服妖現象，流行於初盛唐時期。
《新唐書·五行志》載：「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敕令：「三品以上，大科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令：「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太平公主所著「紫衫、玉帶」乃三品以上官員常服，皂羅折上巾系男性的帽子，「紛礪七事」是五品以上武官所戴的七種佩飾。因此，太平公主是以三品以上武官的裝扮出現在宴會。我們認為，唐高宗和武則天責備太平公主，不因其男性化的裝扮，而因其武官的裝扮。在唐初至開元時期，唐代宮廷中「女著男裝」極為普遍，並非太平公主一人之好。《新唐書·李石傳》載：「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楊玉環穿著唐玄宗的錦袍，是當時的流行習氣，而非最高統治者的政治特權或道德豁免。唐代的繪畫作品提供了大量女著男裝的圖像證據，在唐代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見圖1）中，有三個著男裝的貴族女子。該畫中最前面的人物，穿著男性圓領窄袖袍衫，頭裹幞頭，腳穿皮靴，一些學者認為此人即虢國夫人。圖1：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在唐代周昉的仕女畫《揮扇仕女圖》（見圖2）中，一女性著圓領開衩紫袍男裝，腰束紅色蹀躞帶，正揮舞著團扇。另一位著男裝的女性身穿紅袍衫，手拿銅鏡。按唐代服飾制度，官職三品以上者服紫，四品服深緋，可知這兩位女官是唐代宮廷內官，前者當為美人（三品），後者為才人（四品），她們正在為更高等級的妃子服務。 圖2：周昉《揮扇仕女圖》（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女著男裝形象則更多。據學者統計，在有關唐代的考古發現中，共有29個墓葬出土有女著男裝的圖像（包括壁畫中的圖像和陶俑形象），總數達60多個。在唐代時期，女著男裝首先在貴族階層形成風氣，隨後又衍播到民間，《大唐新語》卷十載：「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在盛唐時期，平民階層的女子穿著與男性相同的服飾和鞋帽，極大地衝擊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級秩序。對於貴族女性而言，著男裝的首要功用是行動方便，在講究陰陽正位的封建社會，這雖是顛覆封建秩序的僭越行為，但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一方面它體現了唐代較為開放的性別觀念；另一方面，它促使唐代女性，尤其是宮中女官的身體和政治觀念發生改變。換言之，唐代宮廷女官的男裝使其獲得了身體行動上便利，那種基於男性角度的身體感知，進一步喚醒了女性的身體意識和權利意識，推動她們從男性的角度去認識社會及生活環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她們參政、幹政的欲望和野心。因此，女著男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女權意識，女著男裝的服飾文化，培育了女性的男性化欲望，它構成了女性幹政的時代背景，也為女性幹政的合法化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心理基礎。《晉書·五行志》云：「末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在漢晉時期的儒家學者看來，女著男裝是陰陽失範、女子幹政的不祥之兆。按照這種服妖理論，「女著男裝」無疑是嚴重的服妖行為，但唐代統治者並沒有按照漢晉時期的圖讖學說和陰陽理論將其妖魔化，而是以身示範，推動女著男裝風氣的傳播。在唐代以前，政治基本是男性的遊戲，但在唐代時期，女性當政、參政已較為常見。在宮廷之中，許多女官與皇帝及外官來往密切，一部分女官參與、幹涉甚至把持朝政，女著男裝就表達了女性參政的邏輯性和合理性：既然女性可以穿著男裝，那她也一定可以參與政治。因此，唐代時期的女著男裝，已經超越了服飾本身，它是唐代女性身體政治、服飾政治的重要表徵。從女性的角度看，女著男裝是唐代女性政治的符號化表達，它強化了女性政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在男性社會看來，它意味著女性幹政，是對政治的幹擾和破壞。因此，妖魔化女性就有著濃鬱的政治意圖，它既反映了唐代時期李氏與武氏之間的政治鬥爭，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對女性政治的偏見與蔑視。後世學者對唐代女著男裝的「服妖」之論，便是這種政治思想的產物。胡服是中國古代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及波斯等域外人穿著的服飾。胡服與漢人傳統服飾相對，後者一般為長袍深衣、寬衣博帶，而胡服則褊狹窄小，翻領、花邊。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來，胡文化對漢服的影響甚深。史載東漢靈帝好胡服，引起了京城貴族競相效仿，至隋代時期，胡服對漢服的侵染已十分嚴重，此時的服飾因襲北魏、北周，已然是胡漢雜糅。

《隋書》云：「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隋書》云：「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召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不難看出，隋代時期的男性服裝已深受胡服影響。《大唐新語》云：「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舊唐書·輿服志》：「其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於戎事。」儘管在考古出土的材料中，還未見完全胡化的漢族男子服裝，但唐因隋制，貴族常服的胡化是隋唐時期男性服飾的重要特徵，且被統治階層裁為定製。從《步輦圖》中可見，除了顏色和裝飾紋樣有所差別以外，漢代貴族與吐蕃的服飾，其結構形態相差並不大，折射出唐初服飾中的胡化現象。

《新唐書·五行志》載：「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服妖也。」沈從文先生云：「所謂『胡服胡帽』，即衿袖窄小條紋卷口袴及軟錦靴等」唐代初期的女性服飾，受北方胡人服飾影響，衿袖窄小；盛唐時期，衿袖又重新變得肥大寬闊，裙子也變得肥碩頎長，以致唐玄宗及唐文宗不得不下旨規定襦袖和長裙的尺寸。「條紋卷口袴」是唐朝女性流行的胡風服飾，一些學者認為是波斯袴。唐代時期，男性常服為圓領長袍、六合烏皮靴，女性身穿圓領長缺袴袍，腿套條紋褲，腳穿半靿軟靴或尖頭軟鞋，這種形象在段蕑璧墓壁畫、昭陵墓室壁畫等唐代壁畫中實例頗多。

唐初秉承北齊、隋代遺制，胡服、胡帽十分流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效仿高昌、回鶻、 波斯等胡人服飾，如窄小的衿袖、圓領或翻領、缺骻袴、條紋袴；二是初盛唐流行的羃䍦、帷帽、錐狀渾脫花帽等胡帽；三是新奇古怪的各式髮髻，如半臥髻、倭墮髻、假髻等等。沈從文認為，唐代女性著胡服前期主要受高昌、回鶻文化影響，表現為高髻、尖錐形渾脫花帽、翻領小袖長袍、小口袴及軟錦透空靴等等；在唐憲宗元和以後，主要受吐蕃影響，表現為蠻髻、椎髻等髮飾及烏唇、黃粉臉、八字細眉等化妝樣式。安史之亂後，唐代服飾尤其是女性服飾的胡化現象基本衰落。早在南北朝時期，漢人與胡人長期雜居相處，其服裝呈現出相互融合的面目，實際上二者難以區分，如《周書》記載高昌的服飾習俗時說：「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太平御覽》「高昌」條引《北史》說：「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襦裙，頭上作髻，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語。」 從新疆考古發掘的材料看，二者的確極為近似，稍有差別的是唐代高昌地區的翻領樣式較多。以服裝本身而言，唐代女性與當時北方許多少數民族的服飾融合度較高。女性服裝的胡化並沒有引起史學家的過多責難，上文所謂的翻領、缺骻袴、條紋袴等胡化的女性胡服都沒有受到批評，被斥為服妖的，主要是變化多端的胡帽。《舊唐書·輿服志》云：「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䍦， 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則天之後，帷帽大行，羃䍦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羃䍦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羃䍦本是北方遊牧民族男性用來防護風沙的帽子，《舊唐書·吐谷渾傳》載：「男子通服，長裙繒帽，或戴羃䍦。」 羃䍦周圍有較長的垂裙（見圖3），可遮蔽全身，既有遮蔽女性面目的作用，又有裝飾之美，新奇而又時髦。高宗永徽以後，羃䍦被「施裙及頸」的帷帽取代。在唐代畫家李思訓《明皇幸蜀圖》（見圖4）中可見該形象；

圖4：李昭道《明皇幸蜀圖》 （藏於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在陝西、新疆等地的唐代墓葬中，也出土了頭戴帷帽的女性騎馬雕塑和帷帽的實物遺存，證明帷帽在初盛唐時期確曾十分流行。

唐玄宗時期始，帷帽被一種新的胡帽——靚裝露面的替代。從功能上看，胡帽從全身遮蔽到無所遮蔽，是胡帽日益便利化的演化過程；從美學上說，這也是審美風尚演化和文化間交流的過程。

胡帽的演變被史學家們斥為「服妖」和「預事之象」，其理論的邏輯性何在呢？其所預示之事又是什麼呢？女性胡帽從「羃䍦」到「渾脫花帽」的演變，既是胡帽從隱蔽到顯露的過程，也是一個反叛和衰變的過程。首先，它是叛亂之象。羃䍦的引入本是為了強化封建禮教，而它卻因新奇的樣式瓦解了禮教，成為反叛者。其次，它是衰變之象。胡帽由遮蔽全身，到遮蔽臉部，一直到無所遮蔽，這是功能逐漸衰變的過程。上述景象與「安史之亂」極為類似。作為胡人的安祿山，在玄宗朝廷備受恩寵——正如羃䍦和帷帽在唐初為婦女喜愛一樣，最後露出狼子野心，發動軍事叛亂，導致唐朝由盛轉衰。因此，「婦人預事之象」指的就是唐代婦女胡帽的演化，暗示安史之亂的發生及唐代政治由盛轉衰的歷史命運。這就是它被稱為「服妖」的真正原因。 唐代男性的服裝胡化跡象明顯，但未見史學家斥之為服妖；唐代女性豐富多彩的翻領繡花袖口衫、小袖長衫以及條紋袴等等，也未在服妖之列。可見奇裝異服、胡服等不能簡單等同於服妖，它們之間存在一個隱形的區分和判斷的標準，那麼這個標準又是什麼呢？根據《新唐書·五行志》的「服妖」條，我們製作了唐代」服妖」案例的圖表。

在16個服妖現象中，涉及男性的有5項，分別是「趙公渾脫」帽、「英王踣」巾、道士著道服執事、軍士「斫某王頭」及 洛陽人巾幘等。「趙公渾脫」帽與「英王踣」巾被列為服妖，與帽子和巾子本身無關，而是因其稱謂是不祥之兆。「渾脫」本為胡帽的一種，但長孫無忌使用該帽，則暗含諧音「婚脫」，有「脫離、反叛」之意。長孫無忌與李氏王朝有婚姻之親，功勳卓著，後因反叛之罪獲死。趙公渾脫預示著長孫無忌的叛亂，故稱「服妖」。「英王踣」諧音「英王僕」，即英王顛僕、顛沛之意，暗示政治叛亂引起的顛沛流離，又因該帽是唐中宗為藩王時的帽子，該帽便被視為藩臣叛亂 ——「安史之亂」的預兆。「斫將軍頭」「斫尚書頭」及 「為我作某王頭」，從語言上說，皆是以下犯上，造反叛亂之象。
男性服妖的另一個案例是道士穿道服 「視事」，這種行為雖違背了唐代的官服制度，但它為何是妖象呢？我們認為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道士與唐代的政治有莫大的關係。唐代李氏王朝遵奉道教，許多貴族女性都曾入道觀修行，如楊貴妃道號「太真」，太平公主道號「太平」。此外，道教崇奉 《道德經》，《道德經》尚陰柔，認為柔弱勝剛強。在初盛唐的政治氛圍中，這可是女性強權政治或女性幹政的理論基礎。可見，只有當一種服飾行為被認為與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才可能被斥為「服妖」。《新唐書·五行志》列出的16項服妖，11項都與女性有關，佔70%。這似乎表明：「服妖」者基本都是女性，或者說女性偏愛於「服妖」。女性服妖的主角主要有楊貴妃、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韋後等宮官或外戚，只有一則涉及平民婦女，其實質是影射女性幹政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動蕩，反映了史學家對女性政治的擔憂和批評。太平公主著男裝毫無疑問是女性參政、幹政的象徵。韋後、韋後妹奢侈的生活行為被稱為服妖，表面上是批評其奢靡的生活，實質上是抨擊女性幹政、外戚幹政。這一點在第六項對韋後行為的批評中有明確的表達。韋後以婦人為齋娘，以祭祀之服執事，暗示韋後幹政、淆亂朝綱。楊貴妃的服妖表現於兩點：一是穿衿袖窄小的胡服；一是「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胡服是胡人的象徵，是胡人亂政即「安史之亂」的預兆。但假髻和黃裙為何也是服妖呢？在晉代時期，假髻已被稱為服妖。《晉書·五行志》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髲既多， 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為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假髻盛行之時，晉孝武帝去世，天下大亂，很多人失去了真正的頭（生命），婦女無頭（假髻）而到處借頭（假髻），這是社會動蕩的預兆。對於楊貴妃而言，假髻所蘊含的象徵則更為豐富。假髻亦稱「義髻」，史載安祿山乃楊貴妃的 「義子」，故假髻又是「安史之亂」的預示之象。黃裙非奢侈之物，但它是庶人之服。太和六年，唐文宗敕令：「諸部曲客女、奴婢，服絁紬絹布，色通用黃、白。」流外官即勳品以下的官員，與庶人相當。楊貴妃乃正一品內官，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卻對庶人、曲女的黃裙頗有興致，這是其人生變故及政治動亂的徵兆。安史之亂後，楊貴妃流難蜀地，最後被縊而亡，與庶人的命運何其相似，黃裙似乎是其最終命運的預示。另外幾個服妖現象，如圓鬟椎髻、烏膏注唇、啼裝、囚髻、拋家髻等，也與「風俗狂慢」的髮式和妝式無多大關聯。唐代的髮髻和面飾極為豐富，有些是受胡文化的影響，如烏膏注唇，但是否歸於服妖之列，與其造型的象徵意味有關。圓鬟椎髻是「上不自樹」之象，象徵著皇帝無能。烏膏注唇與圓鬟髮飾相結合，狀似悲啼，時稱「啼妝」。政治動亂上可致君臣異位，下可致百姓流離、骨肉離散，故「啼妝」是社會動蕩、民生艱難之兆。「囚髻」「拋家髻」「琉璃釵」等，邏輯與此相似。「囚」 即「囚徒」，「拋家」即「離家」，「琉璃」諧音「流離」，這些話語類似於「言妖」，是政治動蕩、叛亂的不祥徵兆。基於此，我們就能理解吳人的「高頭草履，纖如經綾谷」被斥為服妖的原因：這種僭越禮制的行為不僅僅是對正統秩序的破壞。更重要的是，吳人在草鞋上的「陰邪泰侈」文飾，使人聯想到胡人、胡靴及「安史之亂」，這就是其被視為服妖的真正原因。唐代的服妖現象，實質上關涉到當時的兩件大事：一是女性參政、幹政；一是政治叛亂。前者的代表是武則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兒、韋後等。外戚幹政是女性幹政的直接產物，因此，唐代的服妖也折射了中國古代社會對外戚幹政的反感。對唐代影響最大的政治叛亂當屬「安史之亂」，被稱為服妖的16種現象中，60%都直接或間接與安史之亂有關。

在唐玄宗以前，服妖基本只涉及女性幹政的預事之象。安史之亂後，服妖則以政治動蕩和叛亂為指涉，凡暗示著動蕩和叛亂，即為服妖。

由於安祿山、史思明是胡人，與胡人相關的胡服、胡曲、胡食等亦受牽連，如《舊唐書》云：「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靴。開元來，婦人例著線鞋，取輕妙便於事，侍兒乃著履，藏獲賤伍者皆服襴衫。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 故有範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

史學家對唐代服妖現象的評價，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亂對唐代社會的影響，也反映了唐代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女性幹政和參政是一種妖象，女性的妖象會導致社會的禍亂。這就是唐代服妖理論的意識形態本質。唐代的「服妖」現象，主要表現為女著男裝、胡服胡帽及其他僭越禮制和倫理習俗的服飾行為。但是，並非所有的僭禮越俗、奇裝異服行為都是服妖。是否被列於服妖，存在著一個隱性的標準，即該行為是否指涉唐代的兩大政治問題：女性幹政、參政及藩臣的政治叛亂。女著男裝本質上是女性幹政、幹政的象徵，胡服胡帽則象徵胡人安祿山、史思明的政治叛亂。在安史之亂之前，服妖主要關涉到女性參政和幹政，其主體多為貴族女性，尤其是級別較高的宮官。安史之亂後，服妖主要與叛亂和動蕩之象有關，它反映了安史之亂對唐代社會巨大影響。女著男裝既體現了唐代較為開放的性別觀念，它也影響到唐代女性，尤其是宮中女官的身體和政治觀念。換言之，唐代宮廷女官的男性化服飾，在給其帶來身體上的便利的同時，也進一步喚醒了女性的身體意識，推動她們從男性的角度去認識世界，從而刺激了她們把持朝政的欲望和野心。從這個角度說，女著男裝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女權意識，這種服飾文化培育了女性的男性化欲望，它構成了女性幹政的視覺文化背景，也為女性幹政的合法化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心理基礎。胡服、胡帽等服妖行為，也並非因其狂慢輕佻的形式而獲此汙名，而因其造型影射、象徵著政治叛亂和社會動蕩。在《新唐書·五行志》列出的16項服妖現象中， 11項都同女性有關，這似乎表明「服妖」基本都是女性的事，或者說女性偏愛於「服妖」。這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女性幹政和參政是一種妖象，女性的妖象會導致社會的動蕩。這就是唐代服妖理論的本質。文章來源：《理論月刊》2019年10期，注釋從略。素材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後臺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