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夏公

夏 衍

對夏衍先生，人們都愛稱其夏公，既有親切，更有敬重之意。

上個世紀30年代，他便是上海地下黨的電影領導小組組長，新中國成立後，又長期擔任電影方面的領導職務，「文革」後，他仍是主持電影工作的主心骨。從左翼電影到紅色經典時代，他是新中國電影的帶路人，也是一面無形的旗幟。他有豐富的創作實踐，也有服眾的著述，更有培養人才的成就，電影人視其為權威，影界大伽張駿祥先生有一妙比：中國電影的「老保姆老園丁」，恰如其分，豈有他哉！

夏公的創作思想影響了幾代電影人，其作品也伴隨著幾代人的成長。

其實，他不僅是中國電影的開路人、領導者，更是革命家。20年代初，他赴東瀛留學期間，就經孫中山介紹，加入革命營壘。白色恐怖最血腥的1927年，他於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隨後長期開展地下鬥爭。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為人民立下許多不為人知的功勳。他是條「大魚」，敵人無數次撒網捕撈他，一次都沒有成功。可謂遇險無數，九死一生。

在「文革」中挨鬥的他一身瘦骨，被從臺上踢到臺下，令其「交代」都「幹了些什麼」。他說：「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訴你的。因為這個不屬於我應該告訴你的範圍。隨便你怎樣好了！」後來，他被關進牢獄，鎖骨被打斷了，右腿被踢折了，黨的秘密、組織的秘密、人命關天的秘密，他就是不說。吳祖光曾有詩云：「損目折肢事可傷，曾經百鬥戰魔王。齡同世紀功同壽，謗溢江河罪滿牆。」

這樣一個共產黨人，將自己從事的電影工作視為黨的事業的一部分是顯而易見的。20世紀30年代，從開場戲《狂流》始，到後來的《春蠶》《前程》《上海二十四小時》《脂粉市場》等等，他始終把階級壓迫下的苦難民眾作為關注的焦點。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百姓的疾苦與掙扎、知識分子的苦悶、彷徨與抉擇成為他作品的主題。特別是當中華民族面臨危亡之際，他怎麼可能將電影變成宣揚聲色犬馬、醉生夢死的勞什子，而必然將其變為喚起民眾奮起反抗、決絕戰鬥的鼙鼓和號角。他為田漢充實的劇本《風雲兒女》，以及《同仇》《白雲故鄉》《時代的兒女》《自由神》《女兒經》《壓歲錢》等等都是這樣的熱血之作、時代之聲。

夏公的「武器」除了電影，還有報告文學和話劇，如《包身工》《心防》《法西斯細菌》《上海屋簷下》等等。他在銀幕和舞臺上，兩棲作戰，都是心繫民族的前途與命運，充滿對人民的大愛，躍動著一顆赤子之心。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一生是與祖國命運、人民群眾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年輕時，我即把國家昌盛、人民幸福當作理想來追求。回首走過的路，無怨無悔。」

在夏公的電影花地上，有一片奇葩格外耀眼，那就是他改編的名作家名篇，這是夏公的拿手好戲，堪稱絕活。30年代的《春蠶》，由茅盾的同名小說改編。新中國誕生前夕的《風雨江南》，則改編自葛琴的小說《結親》。新中國成立後，他又相繼把魯迅和茅盾的小說《祝福》《林家鋪子》搬上銀幕。隨後，又將陶承的回憶錄《我的一家》改編成《革命家庭》，將巴金的《憩園》改編為《故園春夢》，將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改編成《烈火中永生》。這些作品，都是中國電影的力作，有的堪稱經典。

夏公之改編，絕非依樣畫葫蘆，既忠實於原作精髓，又不被原作所束縛，總是依據自己的審美精神和生活體驗，對人物和情節加以獨特的創造，賦予時代精神，使作品有所升華，或開掘出深一層的主題意義。

他在改編之後，常有深沉的凝思，寫下經驗之談。諸如《雜談改編》《談〈林家鋪子〉的改編》《漫談改編》《對改編問題答客問》等等。這些對實踐的審視、剖析和總結，既形成了夏公自己的理論，也為後學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鑑。放眼影壇，對於改編，既有系統的理論建樹，又有豐富的成功實踐，並將二者結合得如此完美者，惟夏公獨步。

著名導演如謝鐵驪、王家乙、謝晉、桑弧等都沐浴過他的恩澤。對謝鐵驪原名為《二月》的劇本，他改動有160多處，最後，將劇名加上「早春」二字，也是由他建議的。在分鏡頭劇本上，他再次提醒道：將《二月》還是改為《早春二月》為好，點出早春二字比較醒目些。同時，還對劇中人物的拿捏把握提出中肯的建議，譬如對於錢正興這個人物，就提示不能將他處理得很輕浮滑稽，更不宜醜化，等等。

《五朵金花》導演王家乙告訴我，劇本初稿寫的是金花十二朵，夏公搖頭道：「多了，只寫五朵。」隨後，作者邊寫他邊改，直到片子開機。對於影片的整體構想，夏公言辭鑿鑿：「拍一部輕喜劇。要好看，耐看，人人愛看。別擺架子說空話，政治口號會讓人疏遠，片子裡不要喊了。」王家乙一聽，有些驚訝，夏公一臉的笑：「你只管拍，出了問題，我負責！用不用我寫個條子？」王家乙連連擺手。其實周恩來總理對這部影片已有過原則上的指示，所以夏公底氣十足。

王家乙拿著尚方寶劍，率領攝影王春泉、美術盧淦、作曲雷振邦等一干人馬，乘著一條獨木舟，沿瀾滄江順流而下，去橄欖壩接地氣，又去大理三月街、蝴蝶泉等處採風⋯⋯他們終於採擷到生活中的芬芳，將一部人美、歌美、景致美、人情美的影片呈現在觀眾面前。

影片映出，一個美字驚豔了影壇。不僅贏得國內的觀眾，也受到海外影迷的追捧，它先後在46個國家和地區映出，創下當時國產片在海外發行的最高記錄。在第二屆亞非電影節上，王家乙贏得「最佳導演」的盛譽，主演楊麗坤捧得「最佳女演員」桂冠。

夏公的創作並非順風順水，也曾承受過巨大壓力，甚至被威脅，被批判，被罷官。

對於將陶承的回憶錄《我的一家》搬上銀幕，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就再三阻撓，開始稱不知道有陶承這麼個人，言外之意她是假的，不真實；繼之，又聲言回憶錄所歌頌的是錯誤路線，並威脅道：「片子拍成了我也不看！」

夏公不以為然，反駁道：「即便在錯誤路線時期，為黨犧牲的同志，我們也應該銘記他們，學習他們那種勇敢地為人民的利益、為黨的事業奉獻自己的精神。」

康生並未就此罷休，1962年12月，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遞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由此展開對夏公的圍剿。夏公精心扶植的《早春二月》，成為炮製「大毒草」的證據；傾注夏公激情的《烈火中永生》，遭到江青的橫加撻伐。夏公嘔心瀝血創作的一部部優秀影片都變為他的「罪狀」。就這樣，夏公成了「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代表，他的文化部副部長也被罷了官。加之，夏公太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底細，到了「文革」，他豈能不被「旗手」打入大牢呢。

在電影藝術家中，夏公是最有名望的革命家；而在革命家中，他是最有成就的電影藝術家。夏公是集大愛小愛於一身的人。生活中，他有許多雅好，愛貓、愛集郵、愛畫、愛花，充盈著詩情。

夏公愛貓如子。他曾有過一隻非常疼愛的大黃貓「博博」。「文革」中他被抓走後，貓咪一直等著主人回來。「博博」很有靈性，一遇到「造反派」來抄家，它就趕緊爬到樹上，或躥上房頂藏起來。「博博」天天等著主人歸家，整整等了八年零七個月，等得它身體不支了，不能進食了，仍堅持在家裡等著，等著，終於等到老主人出獄的那一天。當夏公拄著拐棍回到南竹竿胡同113號的家，「博博」神也似的站了起來，跑了過去，用身體擦蹭著夏公那條被打折過的右腿，「喵喵」地叫著，眼裡透出無限的眷戀⋯⋯第二天，它便倒在地上再也沒有起來。為此，夏公傷心多日。

夏公是位集郵大家。他藏有1878年我國印製的第一套郵票清代龍票，包括大龍票、小龍票和紅印花票，皆為稀世珍品，價值連城。他把包括這些郵票在內的233件珍貴郵品，悉數捐給了上海博物館。與此同時，夏公還把珍藏的「揚州八家」稀世珍品25幅，齊白石30幅，及吳昌碩、黃賓虹等名家101件書畫，捐獻給了浙江省博物館。他把自己的小愛，奉獻給了大愛。

因工作機緣，我得以多次見到夏公，每次聽到他講話，總讓人長見識，叫人感到新鮮。凡抨擊時弊，令人振聾發聵。

在編《中國影人詩選》時，我收錄了1984年夏公致宋振庭信中的那首打油詩《整人》，詩云：

聞道人須整，

而今盡整人。

有頭皆須剃，

不剃不成頭。

有人皆須整，

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

頭還是我頭。

整自由他整，

人還是我人。

請看剃頭者，

人亦剃其頭。

請看整人者，

人亦整其人。

這雖然是一首打油詩，內涵卻不可小覷 。

這是夏公對整人的厭惡、反思和省悟。縱觀幾十年風雲變幻，他飽嘗榮辱沉浮，透過這詩，可窺見其內心的坦然、淡定和從容、達觀。

那一年，在民族文化宮舉辦電影界的重要座談會，我擔任記錄。會議結束後，我送夏公回去，同他握別時，覺得他的手很有力量，讓我很驚訝；更驚訝的是，他拉著我的手，問及我的工作和寫作的一些情況，激勵和關愛打從中來。夏公儘管身系要務，卻還記掛著下面的工作人員，叫人頓生感慨。

1995年2月6日，享年九秩又五的夏公溘然長逝，以他為代表的一個時代——中國電影的紅色經典時代落下了帷幕。可我的心頭一直響著陽翰笙老在為《中國影人詩選》的序言中，引用夏公的那首詩：

獻給一個人，

獻給一群人，

獻給支撐著的，

獻給倒下了的，

我們歌，

我們哭，

我們「春秋」我們的賢者。

天快亮，

我們誦贊我們的英雄。

已經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憊了的聖·克裡斯託夫，

回頭來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這累人的，

快要到來的明天。

他沒有走，在銀幕上，在書卷中，在心庭裡。

百年夏公，一個大寫的人，矗立在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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