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回歸野生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原文標題《金基德：回歸野生》，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12月11日，金基德因新冠肺炎在拉脫維亞去世。作為最有國際影響力的韓國導演之一，金基德的作品贏得了包括歐洲三大電影節在內的諸多國際榮譽，但他的電影和他本人在韓國國內飽受爭議。「人生對我來說就是，施虐、受虐和自虐。」金基德在《阿里郎》裡這樣總結，這六個字也的確足以解釋金基德的電影和他飽受讚譽和爭議的一生。

記者/宋詩婷

韓國導演金基德

被放逐的導演

如果不是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波羅的海小國拉脫維亞不會受到全世界電影人和影迷的關注。12月11日晚上，一則「韓國導演金基德因新冠併發症在拉脫維亞去世」的消息傳遍社交網絡。

還不滿60歲的金基德死了？因為新冠？死在一個叫拉脫維亞的地方？這大概是2018年「性醜聞」之後，我得知的第一條與金基德有關的消息，如此令人震驚，以至於多數人寧願相信它是謠言。但很快，消息得到核實，金基德的確因新冠在異國他鄉去世，因為疫情關係，家人甚至無法認領他的遺體。

這種與世界告別的方式太「金基德」了，儘管他無意如此。但在被邊緣化、被放逐的境況裡，孤獨地死在異國他鄉，這結局像極了他電影裡的那些邊緣人物。至此，他的人生與他的電影徹底融為一體。

直到金基德的死訊傳來，我才漸漸補全了他最近幾年的動向。就在他去世的當天，金基德還在拉脫維亞首都裡加的房產交易所有預約，他要在這座海邊城市買房，在異國定居，甚至申請永久居住權。但預約當天，他沒有出現。金基德「放鴿子」這種事沒人會太放在心上，畢竟這符合一位特立獨行導演的作風。直到朋友發現他一直失聯，並正式報警，警方才發現了這位外籍導演的下落，但一切已經晚了。

在到達拉脫維亞之前，金基德已經在東歐和中亞地區流浪了好一陣子。今年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俄羅斯及周邊國家，在哈薩克斯坦拍攝了自己的新作《溶解》，大部分演員和幕後團隊都是當地人，電影也用俄語拍攝。金基德與俄語世界電影圈的勾連很深，去年還出任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的主席。

電影《空房間》海報

今年接受採訪時，金基德曾說，早在十年前自己就萌生過邊旅行邊拍電影的想法，首先來了中國大陸、中國香港，然後又去了哈薩克斯坦、俄羅斯。

這倒是勾起了我的記憶。2015年，和金基德有關的消息頻繁出現在中文新聞報導裡，在電影節上、電影院裡，很多電影人和普通影迷都和他打過交道。那幾年正是中國電影市場大爆發的時候，與此同時，金基德對贏得韓國電影界的認可和尊重徹底不抱希望了。2012年，他憑《聖殤》拿到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作為一名電影導演，他的國際聲譽達到頂點，即便如此，韓國忠武路的電影人依然對他不屑一顧，韓國觀眾依然不願為他的電影買單。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金基德一度把目光投向了中國。在中國，他是最受推崇的韓國導演之一，名聲甚至早於樸贊鬱、奉俊昊和李滄東等人。在千禧年前後，中國影迷都是通過盜版的《春去秋來又一春》和「色情片」《漂流欲室》認識他的。

那年，金基德出現在北京，成為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的評委，到北京電影學院做交流，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影后分享中他流了眼淚，這一度成為被影迷口口相傳的故事。那段時間，總有人在各種場合偶遇金基德。他去世當晚，很多電影人和影迷曬出了與金基德的合影，那些合影大多拍攝於金基德頻繁出現在中國的2015年。

回想那兩年金基德與中國電影的「蜜月期」，我總忍不住想「如果」，如果傳聞中金基德想與中國影視公司合作的商業大片《無神》順利啟動，金基德是不是不會將自己流放至拉脫維亞，也不會以這樣令人震驚的方式離開？

傳聞中，為了籌備《無神》，金基德還曾去黃山和橫店勘景，但受「限韓令」影響，整個項目被耽擱了。那之後，金基德又回到韓國，也正是在那段時間，「性醜聞」事件爆發。

2017年，「Metoo」運動從好萊塢發起到席捲全球，韓國演藝圈也受到影響。韓國電視臺MBC的《導演手冊》播出了一期節目，名為《電影導演金基德，大師的真面目》。節目裡，三位曾和金基德合作的女演員站出來指控他性騷擾，其中就包括曾指控金基德毆打演員，並把他告上法庭的《莫比烏斯》女演員。節目中的指控相當具體，不僅指控金基德，與金基德常年合作的男演員曹在顯也在被指控之列。

對於金基德的私生活，韓國娛樂圈早有傳聞，但所有傳聞都不如這期節目所產生的影響之大。金基德被女演員告上法庭，雖然最終因證據不足沒有被起訴，但一向不討好的金基德徹底激怒了韓國電影界，妻子、孩子也不堪輿論壓力，離開了他。金基德不得不將自己流放，以躲避譴責。那時，他大概不會想到，韓國這個成就他也拋棄他的故鄉，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電影《聖殤》為金基德贏得了威尼斯電影節最高獎——金獅獎

忠武路的「敵人」

金基德是韓國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最多次數的導演之一，但即便是他最忠誠的粉絲也不得不承認，最近十年，除了《聖殤》和自傳性質的《阿里郎》，這位野蠻生長的導演似乎靈感枯竭了，再也沒能拍出和他早期作品一樣精彩的電影，一部也沒有。

雖然《聖殤》斬獲了威尼斯電影節最高榮譽，但那遠不是金基德最好的作品。和《聖殤》相比，我更傾向於他在2011年坎城電影節上得到「一種關注大獎」的紀錄片《阿里郎》，至少後者裡面有更純粹和真實的金基德。

「你現在為什麼拍不出電影？你的問題是什麼？」很少有導演願意在公眾面前如此展現自己的挫敗，但金基德可以，因為在他的價值體系和過往的電影裡，失敗似乎是註定的。

拍攝《阿里郎》的那段時間，金基德患上了抑鬱症和社交恐懼，那時，唯一能與他交流的就是困擾他的攝影機。於是，他用《阿里郎》記錄了自己與自己對話，自我的多面性相互撕扯的過程。

電影裡，金基德一人分飾三角，三個角色仿佛是他的多重人格。在《收件人不詳》《春夏秋冬又一春》《壞小子》等金基德最著名的那些電影裡，主人公都是沉默寡言，甚至喪失語言能力的，但在《阿里郎》裡，主角金基德是個無休無止自我辯論，拼命與自我對話的人。

因為社交恐懼，金基德把自己關在帳篷裡，這很容易讓人想到很多他曾經的電影。《欲望漂流》裡，男女主角被隔絕在一個漂在水中的房間裡，無處可以停靠；《春夏秋冬又一春》裡，寺廟位於湖中央，也與外界隔絕；《雛妓》和《壞小子》裡，淪為妓女的女人都被封閉在自己的小房間裡。很多曾經出現在他電影中的令人生理不適的鏡頭也出現在《阿里郎》裡，比如，在鏡頭前粗暴地自殘，吃喝拉撒毫無顧忌地呈現，曾在《收件人不詳》裡出現的自製手槍也出現在金基德自己手中，他一度企圖終結自己。

金基德在《阿里郎》裡坦率地暴露了自己，同時，也暴露了他那些離經叛道的電影與他自身的關聯。電影中有個段落很打動人，金基德重看自己的電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看到自己年輕時飾演的和尚光著身子拉著沉重的石塊艱難前行時，金基德落淚了。

或許這是我的過分解讀。一方面，《阿里郎》裡的金基德被《春夏秋冬又一春》的命運感和悲觀底色打動了；另一方面，金基德的抑鬱症和社交障礙裡有太多不被認可、不被理解的成因存在，而《春夏秋冬又一春》是唯一一部得到忠武路的電影人和觀眾普遍接受和認可的電影，它在金基德個人的電影史上擁有特殊的地位。

沒錯，即便沒有「性醜聞」，在韓國，金基德也從來不是一位討人喜歡的導演，這與金基德「入行」的時機有關。金基德的成長背景並不符合當時韓國主流價值的喜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秉承著一套標準的美式價值觀，年輕人應該接受良好的教育，拿到好學歷，並融入主流社會。但金基德不一樣，他早早就離開了學校，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一家工廠打工，後來又入伍參軍，在法國流浪了三年，以學畫為由，卻沒拿到任何學歷。這種出身背景，在忠武路不好混。入行之初，他瘋狂地寫劇本，半年寫三個，全都拿去投獎，這樣拼命寫了三四年，才終於得到編劇獎和資金獎勵，爭取到指導自己的處女作《鱷魚藏屍日記》的機會。這部低成本處女作毫不意外地沒能贏得好的票房，影評界和韓國電影圈的評價也不盡如人意，這是更令金基德感到挫敗的事。

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爭取本土電影權利的「光頭運動」之後，韓國電影加快了商業化的步伐。所謂「商業片」，基本就是向好萊塢商業電影、類型電影學習，在當時，那是忠武路電影人的發展方向，《鱷魚藏屍日記》和金基德的所有電影都不在這個框架裡。

不僅如此，他所關注的邊緣人物，電影裡過於殘忍和暴露的畫面，陰暗的價值觀，都與當時的主流電影方向背道而馳。尤其是韓國女觀眾，很多人批判金基德的性別觀念，認為他的電影侮辱和貶低女性。他的電影有種挑起人不適感和憤怒的魔力，即便在威尼斯電影節放映，《漂流欲室》裡將魚鉤塞入女主角下體，又拉出的鏡頭也讓觀眾噁心、嘔吐，甚至爆出傳聞，有觀眾在現場暈倒。

雖然在國內不被認可，但金基德一直是備受國際電影節和影展關注的韓國導演。從第三部電影《藍色大門》成為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開幕影片起，金基德就是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常客，他那些低成本、短周期、打遊擊式拍出的另類電影總在歐洲市場受到關注，他把自己稱為「在歐洲受歡迎的韓國導演」。

在國際影評人看來，金基德電影裡那些生活在大橋邊的流浪漢，生活在巴黎角落裡的中東人，在美軍基地邊遊走的社群，漂流在水上的妓女……這些人褪去了社會性的枷鎖，貧窮和階級客觀存在，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欲望都是生理性的，是野蠻的，因而極具震撼力。就像金基德的傳記《野生金基德》這個書名一樣，他和他的電影都有一種野生感。

電影《收件人不詳》被金基德認為是投射了最多個人經歷的電影

傷痕累累的孩子

如果說《阿里郎》為大眾呈現了一個成為電影人並逐漸陷入瘋狂的金基德，那《收件人不詳》就提供了一些金基德之所以成為金基德的線索。他自己也說，如果有哪部作品最像他自己，那一定是《收件人不詳》。

那是金基德的第六部電影，講述了一個臨近美軍基地的小村莊裡發生的故事。生活在村莊裡的治歆和父親的關係就是金基德父子關係的畫像。金基德也有一位經歷過「6·25韓戰」的父親，在戰場上多次受槍傷，留下了嚴重的神經痛後遺症。病痛和挫敗感讓父親成為了一個暴躁的人，金基德曾多次回憶自己膽戰心驚的童年，父親「就像頑固的高高在上的君主，只會用震耳欲聾的聲音發號施令」。父親的壓迫感讓金基德成為一個小心翼翼的孩子，在父親面前，他不敢輕易開門關門，連在餐桌上遞餐具也會感到不安。暴力和體罰一直伴隨著金基德的童年，小學時在課本上塗鴉被發現，父親會在他的兩個小腿肚上各抽100下。

那時候，唯一讓金基德感到安全的場所就是家裡的衛生間，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在金基德後來的電影裡，狹小的密閉空間一次次出現。

金基德沒能上大學，走一條當時被韓國主流價值所崇尚的階級晉升道路，也是因為父親對於教育體系的不信任。他早早結束學業，進了工廠工作。幾乎是為了躲避父親，金基德進了海軍，主動成為一名軍人。但他之前不知道的是，軍隊也是一個充滿階級差異、不平等、暴力和陰暗的地方，這在他後來的很多電影裡都有所暗示。

不光是《收信人不詳》，金基德的很多電影裡都有殘疾人角色，這或許也和他的個人經歷有關。從軍隊退伍後，去法國畫畫為生之前，他曾短暫地在教堂、殘疾人收容所幹體力活兒。

在談到《收信人不詳》時，金基德曾說，他很難憎恨父親，因為父親也是受害者。他和電影裡的父親一樣，30年後才拿到勳章。幾十年裡，每年的6月25日都寫信給國務總理，訴說自己為國而受的傷痛和後遺症，希望國家給補償，但每次收到的都是「無據可查」的回覆。

父親對金基德的性格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野生金基德》裡有個細節令我印象深刻：十五六歲時，金基德拿著1000元買900元的東西，當店家找給他100塊錢時，他都會莫名生出一種抱歉和內疚，好像自己不配讓別人多付出這樣一個找錢的額外勞動。

演員曹在顯一直記得，在拍攝《鱷魚藏屍日記》時，有一次金基德遲到了，怒氣衝衝的製片人當著導演的面把金基德打了，那次金基德哭了。那是1996年，金基德已經是個36歲的中年人，面對權威和暴力，他依然膽戰心驚。

曹在顯還講過一件關於金基德的小事。在法國拍《野生動物保護區域》時，金基德一瘸一拐，後來大家才知道，他的腳趾化膿了，流出的膿液把他的腳掌和鞋底連在了一起。他去醫院檢查，醫生讓他做手術，他拒絕了，決定自己治療。他親自動手，挖出了化膿部位的腳指甲，說是要讓傷口轉換腐蝕的方向，最後竟然痊癒了。曹在顯從沒見過對自己這樣殘忍的人。

「人生對我來說就是，施虐、受虐和自虐。」金基德在《阿里郎》裡這樣總結，這六個字也的確足以解釋金基德的電影和他飽受讚譽和爭議的一生。

（參考資料：《野生金基德》，金基德、鄭聖一等著，範小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