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啟用的新導演拍的第一批電影，反響都不錯。老導演萬仁的《胭脂》，柯一正的《娃娃》，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李安的《推手》。居然都成功了。
中影的人開始接受我，說這個副總也蠻能幹的。李安的第二部片子就得了柏林金熊獎。所以基本確定下來，每年都可以啟用四個新導演，一代一代，像陳玉勳、林正盛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很多機會也來了。他們也都很爭氣，運氣好，潛質也都非常不錯。
認識李安，是因為他在紐約念書時，寫了兩個劇本，參加臺灣比賽，《推手》拿了第一名，最佳劇本，《喜宴》也得了優秀劇本。新聞局就給了他一張機票，到臺灣領獎。他那時在尋找拍片的機會，接觸了很多人，到最後都沒談成。後來他就到中影來找我。
一見面，就好像熟的不得了。他就穿一條破牛仔褲，藍色T恤，都磨損了，站門口。我說你幹嘛站在那，進來啊。我們倆就這樣子一談就談兩個鐘頭。完了之後我說，李安，你想做導演，我願意支持你拍一部電影。他就問我拍哪一部？我說，當然是《推手》，誰要拍第二名的劇本。其實我那時候沒概念，才跟他這麼講。他說你給我一天回去考慮。我說，就一千兩百萬臺幣，多一毛都沒有。
他回去後，就到處跑，去問人家哪裡能租器材，多少錢等等。之後差點合作不成功，因為那時候臺灣有個片商，也是跟李安談。但是他當時就跟李安說，要把推手拍成一個喜劇，重點就放在爺爺跟孫子之間的趣味上。李安當然很不滿意。第二天早上9點，李安就來了。
其實對我來說，我只是給他很多方便。之所以會做《推手》的製片，是因為當時一次給李安一千兩百萬，他要跑到紐約去拍，錢一定不夠。所以要控制得特別緊，每一毛錢，都不能遲到，一遲就慘了。那這個誰能保證？就只有我，我是副總，隨時盯著，錢是否寄到美國了。這就可以給李安很大的安全感。
這部電影，李安吃過很多苦。錢這麼少。他在美國的製片，每天都在拍攝場地。比如每天要看那個飛機，什麼時候飛過，他要算到幾點幾分。李安當時拍那個場景只有20分鐘，必須拍完。拍這個電影時，他都被製片罵哭了。哭完之後製片說，好，哭夠了喝杯咖啡，上工。
在臺灣，中影一直是龍頭老大。如果你要講臺灣電影，幾乎就是一部中影的電影史。但中影的問題是，它要拍電影，得經過黨部的批准。所以中影早期的片子，多少是帶有一些愛國意識什麼的。我進去後，會扭轉一點，說電影是個藝術。當然我們不否認電影裡教化的東西，但是不能矯枉過正。
在中影，我們也沒有賺錢的壓力。碰到我這種人，也不懂什麼是壓力。也沒人管我，所以我也很佩服當時的總經理。當時讓他來，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我的個性，不善於應付電影界的牛鬼蛇神。他就跟我講，很簡單，喝酒吃飯是他的事，拍電影是我的事。他說到做到，這個人非常好。
但《推手》是賺錢的。即使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總體上也是持平的。
我和蔡明亮在圖書館時期就認識了。他那時就是個很有潛力的人。但我常和他開玩笑：「你拍這樣的電影，你認為你的觀眾有多少？」他說，我只想找知音，要慢慢的，我今天找到一百個知音，下部電影就有兩百個，再下一部有三百，總有一天我會累積很多。我就說，你有沒有想過，你這個電影是一百個，下一部變五十個，也有可能啊，因為你把別人都嚇走了。
其實對蔡明亮來講，他第一部電視劇《不了情》收視很好，他那時很有決心。他拍《青少年哪吒》時，也是可以很有商業性的。但他把結局改掉了。因為那結局是我幫他寫的，看起來好像很有張力。可是到了蔡明亮手裡，他不要那份張力。我也沒講一句話。他的電影就是這樣。
後來我就覺得，也許是太多的現實壓力，到最後，他稍微有點走火入魔。那部《天邊一朵雲》，我說，你怎麼拍這樣的電影，叫我怎麼出來替你站臺。我如果跟人家講，這是個藝術電影，觀眾都不來了，觀眾已經對你的藝術害怕了。可如果我說，這是個色情電影，是不是打人一耳光。
所以那部電影我沒有太細看過，到今天都沒看。為什麼？因為不好說，人家一定會問你，一問你明天就上報紙。所以我就沒去首映，後來給了我一盤錄像帶。我想，這拿回家看也不好啊，放辦公室看，員工也會覺得老闆在幹嘛。後來就擱在那兒。奇怪，還真有人看，因為它不翼而飛了。
我也跟蔡明亮說，你拍這個電影，人家連挑逗的興趣都沒有。
「對了，我就是要做這個，是讓人看了之後一點性慾都沒有的。」蔡明亮說。他的目的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