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少遠 ;來源|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撰文 / 陳少遠（穀雨特約撰稿人）插畫 / 李茵豆編輯 / 秦旭東
福建長樂，是我的家鄉。它曾以「偷渡之鄉」的面目廣為人知。1989年，我出生在這裡的一個漁鎮。我的性別很快稀釋了父母迎接新生兒的喜悅。
這種失望的情緒，在我兩個妹妹接連出生後越滾越大。母親躲起來偷生，終於在第四胎生下他們想要的兒子。
2018年春節期間，我在長樂街頭看到眾多尋親的「阿樂」，以及尋找女兒的父母，產生記錄這個群體和她們的故事的想法。
3月初，我從長樂出發，前往莆田，去尋找一個答案：為什麼在近半個世紀裡，我的家鄉有規模過萬的棄女，源源不斷地被送往莆田。她們出生在1960年代到新世紀初，像我和妹妹一樣，在一胎男兒出生前，因為性別被視為「多餘」。
因為性別偏好而被遺棄，在物質層面的遺棄，或精神層面的「遺棄」，是不少我們這樣的中國女孩的共同命運。我要前往的莆田，像個收集站點，虹吸著周邊地區的棄女，也張著支脈，從各地零散吸收被棄的女嬰和被拐的幼女。
我在尋訪中逐漸發現，莆田的棄女群體問題，呈現複雜的面向。不止有被棄群體思親尋親的心路，就如曾出現在公共視野裡的「江南棄兒」，兩個群體有類似的被棄而孤絕的情感體驗；也不止可追問她們為何被棄，如「邵氏棄兒」，兩者背後皆有當時政策的大背景；它還呈現為突出的女性問題——女性被棄、被辱、被傷害而無力自救的群體命運，極端而沉重。
家鄉古時就有棄溺女嬰的陋習，背後的輕女觀念成因複雜。而莆田接收這些被棄女嬰，也是因為輕女——她們多被買作童養媳，小時分擔莆田母親的重體力勞動，長大後嫁給養家哥哥，隨後又重複著多子多福的生育，早年的「阿樂」又買來新的「阿樂」，給好不容易生出來的兒子做童養媳。
半個世紀裡，她們就這樣陷入宿命式的循環往復。她們命途沉重，沒有受教育機會，婚嫁不自由，又背著世俗觀念，缺少改寫命運的抓力。
我坐在不同年齡段的「阿樂」面前，聽她們講述成長中隱秘的酸澀和苦楚。如果是「阿樂」聚集的場合，常是一個人在說，邊說邊掉眼淚，其他女人也陪著抹眼淚。我也跟著哭了幾場。
「倖存者」的愧疚
第一場哭是在曹小芹家裡。她生於1985年，住在莆田的山區小鎮上，盤山公路伸向高處，拐過一個接一個彎後，集鎮出現在敞闊的山頂。
三個小時的講述裡，我多次遞上紙巾，舒緩她激烈的抽泣。她最觸動我的，是她小時對讀書的渴望。
她流浪時，曾穿著髒破，走進村小，站在一年級教室的窗外，張嘴學拼音。校長把她當乞丐趕了出去。小時候在田裡幹活，見有小朋友背著書包路過，她都躲起來，害怕被同齡人問，「你為什麼不去上學？」如果如實回答，話可能在村莊流傳，她又會挨養母一頓打。
那已經是上世紀90年代，我的家鄉已經少有女孩失學的情況。長樂算是文教之鄉，貧家女孩擅苦讀，包括我在內的女孩考上縣城最好的高中，再考入名牌大學的情況已不鮮見。我們多被稱讚爭氣，父母辛疲供學，升學被視為一種回報。
莆田古來是福建盛產科舉狀元的地方，文教亦昌明。但好幾個80後「阿樂」告訴我，一天書都沒有讀過。她們是外來棄女，被視為「丫環」和「童養媳」，上學會助長見識，增加逃跑的可能性。
寫作過程中，我曾在朋友圈曬了自己整理的書架照片。曹小芹留言：「有文化真好」。她外出打工後，才跟工友學會普通話和認字寫字。她有著天然的生動表達，把自己苦痛的經歷用紙筆寫出，再用手機一個字一個字敲出，發在尋親平臺的微信公號上，看哭了很多姐妹。
也有80後「阿樂」和我說，小時候自己不能上學，只能在家看著弟弟做數學作業，弟弟掰著手指數不清楚，她一看就會。
曹小芹大哭，像她這樣的極端案例，從小在繁重的農活和頻繁的虐打中長大，連爭取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都沒有。我也跟著哭，想起來時的山路邊，遍地茅草，隨風起伏，「阿樂」們就像野地裡粗韌的被任意砍割的荒草，命不由主。
後來，我把感受和一位專注女性權益的女律師交流。她說，女人的命啊，就是風吹油菜籽，有人落在肥地，有人掉在薄田。
尋親志願者王姐也和我交流了類似感受。她1980年出生，要找1989年後出生的三個妹妹。她母親為了生兒子，連生了九個女兒。她家因為養著六個女孩，曾被嘲笑是開尼姑庵的。她心想，為什麼父母不把她送出去，這樣就可以不用忍受嘲笑。
長到八九歲，她聽說，長樂被送走的女孩，是到莆田用來餵蟶和養魚的。這是謠傳，早年間有販嬰「媒婆」隨意將死嬰扔在池塘的情況，傳回了長樂，演變成一句大人嚇唬孩子的話：如果你不乖，就送你去莆田。
想到被送出去的妹妹這麼命苦，王姐幼時心裡便打下了主意，長大後要去找妹妹。
長樂的尋親志願者中，不少是她這樣的人。對比「阿樂」，沒被送出去的人幸運得太多。我和王姐，都像一場性別偏好挑選戰役裡的「倖存者」。
這種女性間的共情經驗隨著與「阿樂」群體交往愈深而愈堅固。還有幾位男性志願者，他們要找姐妹，也想通過志願服務舒緩心裡的歉疚——正是為了他們，姐妹才被送了出去。
為了「找一個娘家」
另一場哭是在翁蘭香家裡。翁蘭香、林雪瓊和林美鳳三姐妹，都是 「阿樂」，尋親路上沒有找到父母，卻姐妹先相認了。
在莆田接觸的「阿樂」群體中，她們三姐妹的境遇相對較好，都擺脫了童養媳的宿命，過上了富足安樂的生活。而林雪瓊的鄰居，一個水靈的姑娘，卻守著傻哥哥，生了一胎又一胎孩子，還肩負著沉重的養家負擔。
林美鳳說，即使不是童養媳，「阿樂」在相親時也備受歧視，她們是棄女，生家不要她們，養家也不留在家裡，有人會想「我們為什麼要？」在局地的婚姻市場，她們被視為貧窮的瘡疤，「總比別人矮了一些」。
尋訪了仙遊縣後，我對莆田「阿樂」群體的境況有了更深的了解。仙遊現屬莆田市，但兩地民風迥異，早年也不在一個行政區劃。仙遊很多養女並不積極尋親，也不像莆田「阿樂」一樣心懷怨念。她們多和養父母感情不錯，成長過程中遭虐待的只是個例。
兩地相鄰，為何棄女群體的境遇迥異？規模的區別是一個原因，仙遊抱養棄女的村莊，分布在和莆田相鄰的地帶，人數少得多。
另一個原因是，仙遊農村女性並不需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少有幼時艱辛勞作的記憶。而在莆田，傳統上男人外出經商或讀書，女人要承擔重體力勞動，外來棄女既是童養媳，又是勞力，社會地位是最低的。對「阿樂」的集體偏見，成了一種當地文化。
我想，「阿樂」們現在成規模尋親，有人是在彌補關於身世的缺憾，有人卻是想尋找社會關係支持。她們作為弱勢女性，從出生到成長，再至婚嫁後的生活，都難改失怙的困境。很多人說，尋親是為了「找一個娘家」。
楊靜怡提起，有一年春節，兩個嫂子都回了娘家，她卻沒有娘家可走，也沒有親戚可串。五歲的女兒問她，「媽媽你為什麼不回娘家？」她說不知道家在哪兒，女兒笑她，「媽媽真笨，找不到自己的家」。
採訪前期我不理解「娘家」是什麼概念，等慢慢走進她們生活的情境，才知道它意味著什麼。「阿樂」們當童養媳，沒有其他的社會關係支持，遇到了事，沒有人為她們「撐腰」。
學者何定華在研究童養媳的文章中說，中國舊時代的婦女大多靠娘家的庇蔭求得一點苟生的權利，但童養媳連這點起碼的保護都喪失殆盡。在20世紀後半葉，將莆田的這些童養媳拘囿於家的，仍然是類似的原因。
莆田還有一些童養媳，當年是「黑婚」，沒有結婚證，丈夫發了家，就拋棄了她們，她們不知道怎麼辦，只能躲在自己的孤島裡哭泣。
結束對三姐妹的採訪後，翁蘭香的丈夫送我離開小區。這對夫妻半世打拼，相濡以沫。他告訴我，家裡房產證只寫著翁蘭香的名字，因為她直到現在，心裡還是沒有安全感。
「阿樂」們抱團而暖
還有一場哭是在莆田埭頭鎮的花店。那是「阿樂」們平時為尋親採集DNA血樣的站點。
埭頭鎮位處莆田古來的「界外」，「阿樂」成群。採訪過程中，我密集地被五六個姐妹的愁苦命途衝擊。有人長期被丈夫家暴，採訪期間，她丈夫不時走近，她只敢輕聲訴說，邊說邊哭。採訪數度中斷，一個「阿樂」的痛處引著其他「阿樂」也一齊哭起來。
「阿樂」的背影。
這個花店，也是「阿樂」們平時經常聚集話閒的站點。因為同樣的命，在尋親路上相識，她們彼此親切，有說不完的話。到了周末，她們常聚到一個人家裡，成了沒有血緣關係的姐妹。尋親志願者群體也愈加緊密，他們像個大家庭，互相幫扶。
比如林財金，作為年輕「阿樂」們的乾媽，大家願意和她說貼心話。話題涵蓋和養母的矛盾，尋到親後和生家的隔閡，以及童養媳婚姻的寡味等等。她常勸她們，如果有能力，最好從不幸福的婚姻中跳出來，爭取自由。「但是她們多數沒有能力，沒有條件。」林財金心疼這些命苦的女人們。
「阿樂」們身上多有堅韌、寬忍、善良的品質。當志願者的「阿樂」，攤販、廠工、文員等職業身份都有，空閒時聚到一處，義務幫其他「阿樂」採集血樣檢測DNA，並安慰她們，放棄怨念，忘了曾經的苦難，向前看。
因為圍聚，抱團而暖，獨立自強的女性意識也在這個群體間逐漸暈染。
「阿樂」的背影。
1985年生的陳樹芬，這個經歷了被生父販賣、被養父強迫和養家哥哥結婚的女人，說出了自己對「阿樂」群體命運的觀察：「從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決定了我們是物品」。她如今的社交網絡籤名寫著：「女人要像男人一樣高傲，不要活得自卑自謙」。
翁蘭香也是一個要強的女性。因為從小被歧視，她做任何事，都要比別人努力幾分。她現在希望女兒可以一路升學，「只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女人才能擁有選擇自己人生的資本和底氣」。這個棄女身份的母親認為，男女永遠不可能平等，「不管在哪方面，吃虧的永遠是女孩子」。
我離開時，陳樹芬和其他「阿樂」把我送到花店門口，站著目送我離開，她們對我說，「這些事我們平時都不說了，你來了，我們才說給你聽」。陳樹芬還開玩笑，以前販嬰的「媒婆」家是棄女的「批發站」，現在活下來、長大了的「阿樂」聚集在花店，這裡也像個「批發站」。
她已經和自己的不幸和解了。現在的家庭幸福，很好地寬慰了她，和前夫生的大兒子也在理解她。2018年春節遊神，成年兒子在鄉間要騎馬巡遊，選了她幫他牽馬繩。前夫和她恢復了養家兄妹的關係，養家從婆家變成了娘家，時間衝刷著他們曾經的尷尬。
第四場哭，是在第一篇文章發布後的深夜。我在美國生活的小妹妹，在我分享的《莆田棄女》報導的連結下留言，說自己小時候如果不被送回來，可能也和曹小芹一樣嘗試自殺了。
她是我母親的第三胎女兒，曾被送給本鎮一戶人家養。聽聞養母虐待她，我父母在她六歲時接回了她。
我和她，從小都恐懼會重蹈上一輩女性那樣的命運。她高中畢業後，像家鄉不少年輕人那樣，選擇去美國打工。我則打定主意去北京上大學。
我安慰小妹妹，我們都長大了，嘗試和解吧。她回復，即使是現在，她仍然沒有辦法理解父母為了生男孩而把她送走。因為小時沒養在身邊，她和我母親始終親近不起來。
我理解她的感受。我現在謀得文職，耕字為生，母親常為我驕傲。但聊起過往，她仍會說，如果你是男的就好了。她指的是，她若運氣好，第一胎就生得男兒，完成了任務，就不會沉陷在那些壓著她喘不過氣的艱辛中，她的生命可以輕鬆許多。
在一路的成長中，這種性別身份的刺痛始終像石頭一樣壓在我和家鄉其他女兒的肩頭，我們在努力頑抗著輕女的偏見。
作者家鄉梅花古鎮。
小時候，我總覺得我的家庭是不正常的，同學家都只有一個或兩個孩子，他們的家庭才是對的，是符合政策的。在鄰居口中，我們也沒有名字，我因為排行被稱為「老大」，直到我考了大學，爭了氣，他們才漸漸以我的名字呼喚我。
2018年，因為尋訪這段舊事的緣故，母親才告訴我，原來一些同學的「正常」家庭，是把「多餘」的女兒送走了。
長樂和莆田都在改革開放後積累了不少財富，但一些沉痾式的民風民儀沒跟上改革發展的腳步。這些古老的幽靈，罩在如流的豪車、高企的樓盤、繁榮的商圈上空，不易消散。
即使現在家鄉女性的境遇改善了很多，新生女嬰也不會再被任意棄溺，輕女的邏輯還是頑強地活在鄉人的觀念中。我在外地受了高等教育後返鄉生活的女同學，還有人因為沒生出男孩被婆家輕視。
我聽聞有「阿樂」尋到親後，生家並沒有回應以熱情的擁抱。她們陷入情感落差，怒而斷絕了聯繫。
貧富的隔閡也在阻礙尋親。長樂人聽聞「阿樂」在莆田多數過得悽慘，認親後為了紓解歉疚，常會給棄女一些經濟補償。這個款項在鄉間也演變成類似彩禮喪費的攀比事項，由此讓一些送出棄女的貧家父母憂慮認親成本。
蔡淑萍後來尋到了親，遭遇的卻是生母的冷臉。她們語言不通，生母一再躲避她的交流嘗試。
蔡淑萍沒有放棄修補裂隙的努力。因為生父告訴她，她還有四個妹妹也被送出去了。她怕妹妹們回家時因為冷遇而心寒。
其他「阿樂」們也在努力，她們從網上下載了學家鄉方言的教程。這樣，和不會說普通話的生父母和長輩們，他們可以有共通的語言，更親近些。
而我，不需要太費力氣，和「阿樂」們已經有太多共同的感受。作為一個漁鎮姑娘，我只是僥倖跳下了那條孤苦飄搖的命運之船，上了岸。
她們中有人也如願找到了回家的路，家人團聚後，有些像我的家庭一樣，因為曾遺棄了女兒，仍有裂隙待修補。而盡力理解與和解，可能是我們與父母們，在此後的人生中，最為明亮的那條路。
（文中曹小芹、楊靜怡、陳樹芬為化名，本報導由騰訊穀雨計劃支持，騰訊公益、騰訊新聞出品，授權騰訊獨家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