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淥汀
讓艾琳做出「和父母休戰」決定的，是弗洛伊德的一本書。
那是七年前的事。「那時和父母的關係像根細線，稍用點力就能斷。」直到艾琳翻開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書中的「我」於半催眠狀態下做了個夢，夢裡的小女孩一直在哭泣，身邊散落一地碎酒瓶。艾琳被觸動了。她決定向父母提出「休戰」。「不想把和上一代人的關係徹底搞僵，不希望最後的結局是一地碎片。」
用艾琳的話來說，她的父母身上有「生活於中國小城鎮的五六十年代家長」的通病：恪守所謂「孝道」，篤信男尊女卑。從小到大，每次當她與父母討論起關於出身、性別和家庭道德倫理的話題時，父母全勝，「我全敗」。
2016年11月20日，武漢園博園父母相親會現場。他們和子女之間，也許有著巨大的價值觀鴻溝。圖/視覺中國
兩代人觀念上的隔閡像一道無法彌合的裂縫，隨著時間推移越扯越深。2008年，艾琳加入「父母皆禍害」小組。在這裡，她找到了「組織」，找到了抱怨父母的志同道合者。直到她在《夢的解析》中讀到「女孩哭泣」和「碎瓶滿地」的場景，才決定不再把父母視為「禍害」。
父母皆禍害？這個2008年創立之初只有幾百號人的小組，後來迅速壯大，如今擁有12萬多名成員。它憑藉令人目瞪口呆的組名和風格鮮明的話風，在輿論冷熱場裡行走了十年。
十年間，組員換了一批又一批，當年的「孩子們」有的像艾琳一樣，已與父母修好，有的仍堅守底線。他們以「在尊重社會倫理的前提下，抵禦腐朽、無知、無理取鬧父母的束縛和戕害」為宗旨，希望通過自身的堅持證明：「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這個所謂「真道理」，其實是個「偽命題」。
豆瓣「父母皆禍害」小組的宣言及部分置頂帖。
我們不是不盡孝道，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
從小到大，艾琳覺得自己一直被一種無形的觀念綁架，那就是「儒家傳統編制的孝文化」。
小時候，父母告訴她，「父母不管做啥事，都是為你好」；上學了，父親教育她，「女孩子不比男孩子，要更講規矩」；成年後，父母對她的要求是「要講『三從四德』，要遵守『倫理綱常』」。「我有個男同學畢業後辭了工作料理家務，被父母那一代人戳著脊梁骨罵。」
「可能是他們怕養老金太少，所以想通過觀念捆住我。」儘管有時會調侃，但艾琳更感無奈。兩代人觀念不合所導致的精神束縛，讓艾琳決定離開陝西渭南的那個老家。後來她自己總結，從一線城市到省城到縣城再到鄉村，這是一條「代際關係可調合度」逐層降低的城鄉鏈。想擺脫觀念上「禍害」自己的父母，就得往上遊走，就得往大城市走。於是，她去了南方。
離家是遠了一點，艾琳的心卻沒有因為距離而與父母靠得更近。和父母無休止的爭吵耗盡了她的精力，那些披著「孝道」外衣的告誡讓她瀕臨崩潰。這就是她加入「父母皆禍害」小組的原因。
傳統的「孝道」已經不符合年輕人對平等的親子關係的要求。圖/視覺中國
在「父母皆禍害」小組裡，普通成員統稱「小白菜」，名字源自那首《小白菜》——「小白菜呀地裡黃，兩三歲呀沒爹娘」。除了小組組長和普通組員「小白菜」，還有幾個「哪吒」。古代神話中哪吒頻頻反抗父母的權威，與「父母皆禍害」小組的定位不謀而合。
張坤是小組裡的三位「哪吒」之一，也是小組管理員。2008年年初，她翻譯了英國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說《自殺俱樂部》。霍恩比在書中提出了「父母皆禍害」觀點，當時的小組管理員覺得這個說法非常符合那些長期被父母束縛和戕害的年輕人，於是成立了小組。管理員找到譯者張坤，把她也拉進了小組。
張坤不認為這個小組在無理取鬧地「博眼球」。在她看來，「小白菜」和「哪吒」在群裡「亮自己傷口」的過程，不是刻意渲染代際關係疼痛，也不是想拉深與父母間仇恨，「今天的憤怒，是為了明天不要繼續生活在憤怒中」。
而每一個將成為「小白菜」的組員，在進入小組後都會看見一句話：我們不是不盡孝道，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
子女與父母之間的矛盾，也許只是他們想生活得更好更自由。圖/《小別離》劇照
「父母一直以來都把我當附屬品看待。」
艾琳第一次進小組的感受是：「找到了組織。」
在這個小組裡，每天都有人貼出自己與父母關係鬧僵的經歷，每天都有人曬出不被父母一代理解的「罪狀」。
艾琳每天和組裡的「小白菜」們一起「串聯」，在群裡向自認為不稱職的父母「開炮」，手段也非常多樣：有的張口便叫「公禍害」「母禍害」；有的像寫討伐檄文一樣貼出自己與父母間的矛盾；有的守在電腦前，時不時跟帖回復築起組內「言論高樓」；有的轉載心理分析師和作家的作品，曾撰文抨擊「中國式孝道」的心理學家武志紅、寫《致女兒書》的王朔都是他們膜拜的「靈魂導師」兼「心靈知音」。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艾琳感覺小組裡的氣氛正在加速「變壞」。「很少人去提建議，更多人是洩私憤。」她感覺這個小組越來越像一個負能量集中營，「每次和其他組員聊天，抱怨彼此父母的不是後，都有想自殺的衝動」。
「父母皆禍害」小組容易變成一個負能量集中營。
2010年，被小組裡越來越集聚的「負能量」壓垮的艾琳把自己的豆瓣主頁清空，一一刪除在小組裡的帖子和回復。看了《夢的解析》後，她試圖主動緩和與父母間的關係。但是這種期望通過自身改變來帶動父母的行為，在部分組員看來是徹底地向上一代「投誠」。
「父母一直以來都把我當附屬品看待，要我改變他們？休想。」組員李浩說。他這種「決不妥協」的態度，在組內也有一定「群眾基礎」。「他們通過體罰虐待我時，他們通過謾罵侮辱我時，他們幹擾我工作、戀愛、生活時，怎麼沒想想要改變自己？」
在「父母皆禍害」小組裡，有一個「父母對子女傷害歸類」的帖子，把代際間的傷害分為直接肉體傷害、間接人格傷害、家庭狀況造成的情感傷害、試圖控制孩子的人生和其他類別。
李浩佔了其中的「好幾條」：年少頑皮時，父母體罰他；入學讀書時，「考試低於80分就得挨打」；大學畢業後，「倆人死活逼著我回老家做公務員，不回就派人監視我，幹擾我生活」。每次反抗時，父母的一句「我們為了誰啊，還不都是為了你！」讓他無言。與艾琳一樣，李浩對「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這句話深惡痛絕。
「中國最大的謊言，就是被儒家文化灌輸的那句『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李浩說。
2016年1月31日，杭州，小年夜前一天，一單位12位員工跪拜自己的父母，行傳統拜年禮儀，並發給父母過年壓歲錢。圖/視覺中國
「我無法想像天堂的樣子，因為我在地獄太久。」
五年前，張坤在北京和小組裡的幾名「小白菜」吃了頓飯。雖然平時以管理員的身份與無數組員打過交道，但見到真人，還是第一次。
「有要去留學的小姑娘，有出版行業的小帥哥，都是些活力四射的年輕人。如果不走近他們，你完全無法把他們和抱怨父母的那些『小白菜』聯繫在一起。」張坤說。
天津的80後康莫就是這樣一位組員。康莫表示，武大畢業後，她在香港讀了研，隨後獲得歐盟委員會的全額獎學金。但父母並不同意她出國，「我媽說，如果出國就燒了我的書，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回國後的這些年，康莫多次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醫院，接受過電休克治療，也服用了大量精神類藥物。康莫曾嘗試前往國外工作，但母親堅持同往，結果兩人的籤證同時被拒。母親告訴她，如果想去其他城市工作，那她一定要陪同，兩人可以租一套房，睡一張床。
如今的情況對她來說更加嚴峻：朝九晚五地工作，不被允許；出門見朋友，不被允許；銀行卡、身份證、學位證，全部監管；每天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睡覺。
剛加入「父母皆禍害」小組時，康莫發了篇兩千多字的帖子，把自己被父母「軟禁多年」的狀態在組內分享。小組內部每條關於「父母對子女的傷害分類」，康莫幾乎條條都佔。
「我無法想像天堂的樣子，因為我在地獄太久。」這是文末收尾的一句話，也是她失去人身自由多年間的切身感悟。
康莫剛住院時的照片。圖/受訪者提供
「很多孩子的父母確實嚴重失職。」
雖然加入「父母皆禍害」小組，但康莫對這個組名及「小白菜」的稱呼並不推崇。「這些叫法會給人一種很弱小、很想放棄改變的感覺。」康莫也提到，當前的法律和社會力量，確實沒有給這些子女足夠的支持和保障。
但代際間的裂縫還在越變越大。幼年開始並延續至今的父母之間的爭吵，母親對她的詆毀、辱罵、恐嚇，以及母親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讓康莫基本放棄了通過改變自己來帶動父母改變的嘗試。「有時候我就坐在那兒吃口奶片，我媽都會湊過來說：不是你在吃，是魔，是鬼在讓你吃。」
像康莫這樣被父母限制人身自由同時無法尋求解決方案的組員，在「父母皆禍害」小組裡不算少數。在管理員張坤看來，很多孩子本質純真，是父母的陳舊觀念、粗陋習性和不正確的育兒觀，在青少年時就為孩子圈定了一個無形籠子。
「我們有的是向下的施壓，缺乏的是向上的問責。」張坤還記得2010年時那輪「媒體轟炸」。「當時媒體都想做這個小組的報導，這也可以理解：父母都是禍害，這報導能不火嗎！」
而當一篇篇報導出刊後，輿論場又掀起了一輪輪對小組內容定位和價值取向的大批判。「最常見的攻擊，是說我們反社會。」張坤說。她當時覺得有些委屈。「不搞個聳動的組名，社會能重視嗎？」張坤認為，組裡很多孩子的父母確實嚴重失職，「在他們的體罰、虐待、控制、擺布下，小孩有苦說不出」。
「這種行為（指責在群裡控訴自己被父母虐待和歧視的孩子），就像去指責一個被強暴的無辜女孩兒。」張坤說。
紐約街頭，父親為兒子撐傘的照片多次在網絡上熱傳。人們對童年父子關係的懷念，也說明了年輕人對正常親子關係的渴望。
如今的康莫對短期內徹底改善代際關係已不抱希望。「很多人會說，不少50後的父母因為時代背景原因，自己本身就經歷過家庭暴力，所以不知道如何愛孩子。這種說法其實站不住腳。自己受過的苦難不該通過給予孩子相同的苦難來進行心理補償。」
康莫說，她如今期盼的是有朝一日能夠恢復法律上的自由，也就是撤銷父母指定她住所和管理她財務的監護權。「這樣我以後就完全可以經濟獨立了。」
「父母皆禍害」小組，如今仍然人來人往。張坤希望看到的是，未來有越來越多尋求主動改變的艾琳。「來小組發洩、抱怨，沒問題。但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在小組待過後，能漸漸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有人來，我們歡迎；有人走，我們也同樣微笑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