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最近又開始講清史了，當然，閻崇年先生稱讚清朝的言論，也受到了一些網友的強烈批評，特別是他在最近的一次講課中提出的「清朝歷史地位突出論」，引起爭議，他的原話是：「清帝國在中國兩千多年皇朝歷史上應當說佔有突出地位，我認為清朝，這個時候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個時候清朝的八旗軍隊是世界上當時最強大的一支騎兵。」對於閻崇年在研究清史的過程中，有偏袒清朝的情緒，有的網友甚至專門錄製視頻來反駁他，並在視頻中總結了一句口頭禪：清朝啥也不是。好像要跟閻崇年死磕到底。今天，我們以閻崇年為中心來簡單聊一聊清史研究的學術史。
第一：清史研究學術史
在明清史研究領域，有很多的名家，我們之所以了解閻崇年，是因為閻崇年先生上過百家講壇，而更多的優秀學者是不為世人所熟知的。當然，這也很正常，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就是「象牙塔」上的工作，只有當我們專注於某一個專業時，才會了解到這個專業的學術最前沿和學術動態。
閻崇年在學術上真正的成就是滿學研究以及他提出的「森林帝國」的概念，當然，「森林帝國」的概念，成不成立？值得商榷，不過，閻崇年提出「森林帝國」、「森林文化」的概念，其學術貢獻在於啟發學術界對於「森林文化」的重視，釐清「遊牧」與「漁獵」的區別。在古代，我國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先後有匈奴、鮮卑、蒙古、契丹、女真等等，但是，各個少數民族的經濟形態是不一樣的，不能以遊牧一概而論之。鮮卑人、女真人早期的經濟形態，是漁獵經濟。但是，漁獵經濟能否上升為「森林文化」、「森林帝國」？恐怕閻崇年的很多說法難以服眾。
閻崇年先生在討論「漁獵」與「遊牧」的概念時，未能認清漁獵經濟與遊牧經濟的實質，實際上，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漁獵經濟是採集狩獵經濟的一部分，漁獵經濟所獲取的食物，完全取自大自然，捕魚，魚是野生的，狩獵，鹿也是野生的。而遊牧則屬於農業，因為牛、羊、馬都是人類馴化的動物，需要飼養，在農業革命之後，人類才有畜牧業，畜牧業屬於廣義上的農業。因此，遊牧經濟形態實際上比漁獵經濟形態更為先進，所獲取的食物也更加的穩定。契丹（遼）、女真（金）、滿洲（清），包括漢魏時期的鮮卑（北魏），在其早期的發展階段，固然是從森林中獲益，直接進行採集和狩獵，因為我國的東北地區擁有廣袤的溫帶森林和大量河流、湖泊，這些天然的森林和河湖，為人們提供了天然的食物，但是，一個部族的人口數量多了之後，肯定是要拋棄漁獵，轉而進行農耕和遊牧的。因為漁獵所能獲取的食物，不穩定，也無法長期保存。
八旗制度、「國語騎射」其實與漁獵經濟無關，更與森林文化無關，更多的是建立在圍獵經濟的基礎上，但是，圍獵並不是森林文化所獨有的，草原文化也有。蒙古騎兵，擅長騎射，與圍獵有關，圍獵並不是簡單的狩獵，而是四面合圍而獵，逐漸縮小包圍圈，然後在一個小範圍內射殺野生動物，圍獵主要不是為了獲得食物，而是為了訓練士兵的騎射技術。
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與《明亡清興六十年》，並非學術著作，亦非其學術成就，這裡面的很多內容都是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而已，但因為涉及的面過於廣泛，故而錯漏百出。
我們首先來簡單談一談清是研究的學術史，清朝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古代王朝，我們對於最近發生的事情，當然知道的信息最多，所以清朝的故事多。但是，長期以來，我們所了解的清史，往往是文學故事，而非真實歷史。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的檔案皆在紫禁城之內，普通人是看不到的，我們對於清朝的故事了解得多，對於真實的歷史則了解得少。由於大量的清宮檔案，存在於宮闈之內，所以，對於太后下嫁、順治出家、雍正篡位等問題的了解，往往出自捕風捉影的野史傳說和文學故事。
中國當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是誰呢？是孟森。孟森的代表作是《明史講義》、《清史講義》與《清初三大疑案考實》等等。孟森是現代清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在孟森之前，清史研究是傳統史學的方法，如《清實錄》、《東華錄》的撰寫，均是傳統史學。自孟森開始，清史研究才成為了現代學科。辛亥革命之後，大量的清宮檔案能夠被普通學者所看到，這也是清史研究成為現代學科的一個良好契機。
孟森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主要是用歷史學的方法考察清初的三大疑案，全書分為三章，分別是：「太后下嫁考實」、「世祖出家考實」、「世宗入承大統考實」，其中在《世祖出家考實》之後還有附錄《董小宛考實》。孝莊太后下嫁多爾袞、順治出家與雍正篡改詔書即位的故事，流傳已久，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呢？孟森均一一考證了。
民國初年，教育部發現了清朝禮部收藏的歷科殿試試卷，在殿試試卷中，攝政王前面往往冠以「皇叔父」、「皇父」的名號，再加上之前有很多的野史、筆記中有「太后下嫁」的傳聞，一時之間，人們普遍相信孝莊太后曾經下嫁過多爾袞，但是，孟森均認為這些野史、筆記的說法不足為信，清朝皇帝稱多爾袞為「皇叔父」、「皇父」是尊稱，無法證明孝莊下嫁。多爾袞可能與後宮妃嬪有染，但此人未必是孝莊，而太后下嫁一事則絕無，孟森還引用了《朝鮮李朝實錄》中關於清朝的史料來研究清史，李朝第16任國王李倧曾經問清朝使者，「皇父攝政王」一語到底是何意？清朝使者回答這是「與皇帝一體」的意思、因此，當時的人就已經認為「皇父攝政王」，去「叔」字，是「太上」、「二帝」之意，表明多爾袞的地位如同皇帝，如果有太后下嫁一事，《朝鮮李朝實錄》必然會提及。
關於順治出家一事，孟森經過考證之後，也斷定順治是出痘而死，並沒有在五臺山出家。雍正篡位一事，孟森則認為康熙一朝，爭奪太子之位，是皇太子胤礽、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與皇十四子胤禵之間的事情，雍正作為皇四子，並未直接參與其中，而是暗中經營。孟森說：「世宗（雍正）之位，內得力於隆科多，外得力於年羹堯，確為實事。」康熙皇帝明明知道隆科多、年羹堯能夠幫助雍正即位，為什麼還要任命年羹堯為川陝總督，任命隆科多為九門提督呢？因此，隆科多與年羹堯的職位安排，已經表明康熙皇帝心目中的繼承人就是雍正。
清朝皇帝對於先世之史，往往極力隱諱，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前，「無人敢言之，世人亦幾忘之」，比如，清朝先世之史，實源於明朝建州衛，但是，清朝統治者極力否認，認為清朝皇室並未臣服於明朝，孟森在《建州衛地址變遷考》一文中，運用詳盡的史料，考證出了建州衛的發展變遷，得出結論，認為「清室之先，起於明之建州衛。」
孟森在《女真源流考略》一文中，系統闡述了清朝先世世系，認為「清之部族，實為女真。」女真的歷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靺鞨、漢魏時期的勿吉、肅慎。當時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則提出了「滿洲外來說」、「滿洲一詞非來自中國本土」等觀點，孟森則在《滿洲名義考》一文中運用中國古代的史料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認為「滿洲」一詞源於《隋書》、《唐書》中的「瞞咄」，在隋唐時期，靺鞨的渠帥稱之為「大莫弗瞞咄」，「莫弗」是什麼意思呢？女真人稱長老為「馬法」，馬法即是《隋書》與《唐書》中的「莫弗」。「瞞咄」一詞則來源於文殊菩薩的佛號，文殊菩薩的梵文名，可音譯為「曼殊室利」，「瞞咄」即「曼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興盛，我國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信仰佛教，因此，靺鞨人將首領尊稱為「大莫弗瞞咄」。孟森對建州衛的變遷、女真源流等問題的研究，證明了清朝皇室源自明朝建州衛，後金的歷史最遠可追溯至女真、靺鞨、勿吉、肅慎，說明了滿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其歷史源遠流長，而非日本學者所說的「滿洲外來說」、「滿蒙非中國論」。
所以，關於清朝先世史、清初三大疑案，早在民國時期，第一代清史研究早有定論。閻崇年先生所講的「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興六十年」等諸多問題，在學術界早有定論，閻崇年先生的貢獻，就是把這些象牙塔上的知識，傳播給了大眾，讓非歷史專業的人士，也能夠了解到明朝和清朝真實的歷史。他在演講的過程中，為了體現「明亡清興」的主題，有偏袒清朝的意思，讀者心中亦有感覺，這裡涉及到的是歷史評價的問題，每一位學者對於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都有自己的評價標準，這都無可厚非，但是，也應該允許有不同的意見，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清初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對明末清初的歷史有隱諱之處，我們在學習清史的時候，一定要跳出清人的框架，多看一看別的材料。不應過分關注《清實錄》、《滿洲實錄》、《滿洲源流考》等書籍，因為這些史書都是清朝統治者官修的史書。
第二：閻崇年過分誇大努爾哈赤的功績
閻崇年在《正說清十二帝》一書的第一章《天命汗努爾哈赤》中，將努爾哈赤的功績歸為十件，還說：「有一本美國歷任總統的合傳，提到各屆總統值得歷史學家肯定的歷史功績，有的一二件，多者也不過三四件，有的一件沒有。」閻崇年先生似乎在說：看吧，美國歷屆總統的功績不過一二件，三四件，有的一件都沒有，而努爾哈赤的功勞有十件，可見，努爾哈赤是多麼的偉大！關於這一章的錯漏之處，歷史學家李治亭先生早就指出來了，李治亭長期從事明清史研究，他認為努爾哈赤的功績只有三件，一是創立後金政權，二是統一了紛亂的女真諸部，三是向明朝宣戰，拉開了明清戰爭的序幕。
閻崇年則將努爾哈赤的功績誇大為十件，一：統一女真各部；二：統一東北地區；三：制定滿文；四：創建八旗制度；五：促進滿族形成；六：建後金政權；七：豐富軍事經驗；八：制定撫蒙政策；九：推進社會改革；十：決策遷都瀋陽。首先努爾哈赤並未統一東北地區，真正統一東北地區的是皇太極，再次，努爾哈赤創建的八旗制度，源於金代女真人的猛安謀克制，真正將八旗制度完善的是皇太極。最後，「促進滿族形成」、「制定滿族文字」其實談不上功績，因為統一女真各部之後，滿族的形成，滿文的創立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努爾哈赤創立後金政權，拉開了明清戰爭的序幕，固然是其兩大功績，但是，這兩項功績並不是什麼社會變革。明清易代，是中國古代的一次改朝換代而已，明清戰爭，是中國古代的一次王朝戰爭，一個腐朽沒落的明王朝正在衰敗，一個新興的清王朝正在興起。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國古代的周期性的改朝換代，不應過分誇大明亡清興的歷史意義。明代到了萬曆、天啟、崇禎年間，已經腐朽沒落，就算沒有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政權取代明王朝，也有李自成和張獻忠建立的大順政權或者大西政權取而代之。明清之際，起兵反明的不僅僅是努爾哈赤，還有李自成和張獻忠，這是明王朝正在衰落的體現。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反明，拉開了明清戰爭的序幕，明清戰爭發生期間，英國正在爆發資產階級革命，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標誌的一個新的制度的誕生，這就是君主立憲制，此時，正是清康熙二十八年，因此，在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下，努爾哈赤起兵，並不是什麼社會變革，只不過是中國古代的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換代而已。我們研究清史，為何要誇大努爾哈赤的歷史功績呢？
由此說來，努爾哈赤的唯一的歷史功績，就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為皇太極統一東北地區奠定了基礎。我國東北地區的女真各部自金朝滅亡之後，即陷入混亂，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統一了女真各部，是有積極意義的，而努爾哈赤之所以能夠統一女真各部，其原因在於明王朝的衰落，明朝在女真各部的影響力逐步下降，給了努爾哈赤一個機會。
在過分誇大努爾哈赤功績的同時，閻崇年又過分貶低了雍正皇帝的功績，在《雍正帝胤禛》一章中，閻崇年主要是圍繞「九子奪嫡」這個問題而展開的，把雍正繼位、雍正的死因說成是歷史之謎。其實，關於雍正繼位的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歷史謎團了，民國時期，第一代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先生已經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了，康熙皇帝任命年羹堯為川陝總督，任命隆科多為九門提督，是有意讓皇四子胤禛成為繼承人，雍正篡位之說並不準確，在學術界早有定論的事情，閻崇年卻要故弄玄虛，大談特談「九子奪嫡」，雍正進行的一系列改革，閻崇年卻不列為功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雍正帝推行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改土歸流等措施，對康乾盛世的延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些改革都不是算作是雍正皇帝的功績。關於雍正皇帝的死因，也不是什麼歷史謎團，在《雍正朝起居註冊》、《世宗憲皇帝實錄》等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雍正朝起居註冊》記載道：「（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戌時，上疾大漸，召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至寢宮，授受遺詔。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世宗憲皇帝實錄》與《雍正朝起居註冊》的記載是基本相同的：雍正皇帝是病死的。《雍正朝起居註冊》是根據日講起居注官記載的一手資料而編寫的，對於研究雍正朝的歷史來說，這已經是最原始的資料了，如果《雍正朝起居註冊》不可信的話，其他的資料都不可信，然而，閻崇年卻故弄玄虛，糾結於雍正帝得什麼病而死的，生生地把這個問題弄成了雍正帝死因之謎。皇帝的病因是宮廷秘聞，不會留下最原始的資料，有的時候，歷史記載也不需要記載皇帝到底是得什麼病而死的，大事小事都記載，哪有那麼多筆墨？雍正帝就是得病而死的，不是被毒殺，也不是被刺死，起居注和實錄上面已經明確了，至於他到底是得了什麼病，無關歷史大局，實屬無討論必要。
第三：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滿學？
晚清民國以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大家都集中在中古史，即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在中古史領域，可以說是名家輩出，其中最著名的學者就是陳寅恪。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是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四大導師。陳寅恪到清華大學任教，是梁啓超推薦的，當時的陳寅恪沒有學位、沒有著作、沒有名氣，可謂是真正的三無學者，但是，梁啓超說：「我也沒有學位，可也算著作等身。但我所有著作總和都比不上陳先生幾百字。」後來，鄭天挺則稱陳寅恪為「教授的教授」，陳寅恪在清華大學講課時，連朱自清、馮友蘭都經常來旁聽，姚從吾則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鄭天挺是清史研究的著名學者，現在的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為什麼是明清史研究的重鎮呢？就是因為鄭天挺先生在南開大學任教期間創辦了明清史研究室，姚從吾先生是遼宋金元史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中國當代明清史學科研究的奠基人是誰呢？是孟森與蕭一山。孟森的代表作是《明史講義》、《清史講義》與《清初三大疑案考實》。蕭一山被稱之為「清史研究第一人」，代表作是《清代通史》與《太平天國叢書》。孟森與蕭一山為什麼被稱為清史研究的奠基人呢？因為中國傳統的學問是：經、史、子、集，經學排第一，史學排第二，晚清民國時期，大部分的學者自幼都擅長經學，當然，在中國古代，治經學，也需要了解史學，然而，中國傳統的史學著作都是紀傳體史書，《史記》、《漢書》既是史學著作，也是文學著作，還是史料。到了晚清時期，隨著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一些學者開始用現代史學的方法來重新審視中國古代史，陳寅恪、孟森、蕭一山都是在傳統史學向新的史學理論體系轉型階段過程中出現的名家，他們有著深厚的考據學功底，熟讀中國古代的文獻資料，又了解新的史學理論，因此，能夠提出很多新的理論，並且小心求證。梁啓超的《新史學》可以說是當時史學轉型的一篇代表性長文，我們有時間可以讀一讀，這樣才能體會「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的區別。關於晚清民國時期的歷史學研究，可以用傅斯年的話來概括，那就是「歷史學不是著史」、「史學只是史料學」。
到了近代，研究歷史，不再像司馬遷、班固那樣著通史了，而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專題式論述。在20世紀的20年代，明清史研究還迎來了一個好時機，那就是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在盛京（今瀋陽市）還發現了《滿文老檔》，清朝的檔案可以說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資料。
因此，清史研究，更多的是圍繞檔案而展開的，以問題為中心，並且長期以來，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與討論中，存在「厚今薄古」的現象，明清史的著作、小說、影視劇，不勝枚舉，而我們對於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和討論則要遜色一些，當然，這也很正常，畢竟明清的資料多，而唐代以前的資料少，研究明清史的學者雖然多，但是，並未出現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師。
滿學是以滿族研究為中心的學問，包含滿族的歷史、語言、文字、民俗等等，滿學是清史研究的一部分，滿學的內涵與清史的內涵有時候是重合的。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又說：「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滿學和敦煌學，其實也很相似，「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清宮檔案、《滿文老檔》的發現，即是清史研究和滿學研究的新材料，「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清宮檔案與敦煌文書的命運也很相似，今天，歐美國家的圖書館、檔案館，均藏有大量的清宮檔案，這些珍貴的檔案正是在那個動蕩、戰亂的年代裡，被他們掠奪過去的。民國時期，發現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實際上是清宮檔案的劫餘，有的檔案被清朝統治者焚毀了，而焚毀的原因竟是檔案太多，宮廷無地方保存，而有的檔案則流向了海外。歐洲和美國的清史研究、滿學研究也很發達，歐美國家的清史研究和滿學研究，最早起於傳教士，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為了和清朝皇帝拉近關係，往往會學滿語，因為滿文是字母文字，歐洲的文字也是字母文字，對於歐洲人來說，寫滿文，比寫漢字要簡單一些，歐洲人通過學習滿文了解清朝，無疑是一條捷徑，因此，歐美國家的滿學，正是建立在滿語的基礎上。
滿學很早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注意，在20世紀初的時候，日本的滿學研究開始興盛，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有天然的語言優勢，因為日本人也使用漢字，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學者的滿學研究、清史研究，往往是為日本侵略中國服務的，所以，提出了很多的謬論，比如「滿洲外來說」、「滿蒙非中國論」等等，對此，中國學者為了糾正這種錯誤，進行了艱苦的考證工作。
清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清宮檔案是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中國人更應該研究好我們自己的歷史，保護好我們自己的歷史文獻。
在學習清史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先讀一讀前人的學術著作，對早就有定論的學術觀點不應該進行故弄玄虛般的論述，這無益於清史研究，有的時候，甚至會誤入歧途。早在民國時期，孟森先生對清朝先世之史、清朝先世世系、清初三大疑案就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並且駁斥了日本人的某些錯誤觀點，今天的我們，在學習清史的時候，首先就要讀一讀這些經典著作，而不應該想當然。
關於清史研究的學術史，內容繁多，本文限於篇幅，茲不贅述，我們在學習清史的過程中一定要追求客觀、真實的歷史，還歷史本來面貌，既不要過分讚揚清朝，也不要刻意貶低明朝。整體而言，中國古代歷史進入到明清時期，是在走下坡路的，明清易代並不是什麼社會變革，只是一次改朝換代而已。明清時期，中國的經濟都是以農業為基礎，中國文化都具有內向性，與漢唐時期的開放性、包容性，都是無法相比擬的，整個的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緩慢，並無顯著的變化。明清統治者處理與西方的關係，其舉措基本一致，將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的活動納入到朝貢貿易體系之中，仍然將他們的活動視作傳統的「納貢」，並且嚴格限制海外貿易，對海外貿易漠不關心。雖然，西方國家有大量的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但是，明清統治者仍然固守傳統的小農經濟，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仍然是農業稅，視商業為末業，在財政發生困難之際，往往加徵農業稅，從未考慮過徵收商業稅，這種做法，已經落後於世界潮流，正因為中國的經濟是以農業為基礎，政府主要徵收農業稅，所以，明清統治者才不重視海外貿易，因為海外貿易不會顯著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不重視海外貿易，視商業為末業，本身也不是某一個皇帝的過錯，而是中國的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決定的，中國位於季風氣候區，光照、降水量、土壤條件配合得非常好，中國的氣候是雨熱同期，非常適合農作物生長，在長江流域能達到一年兩熟，土地甚至也不需要休耕，中國的糧食產量能夠供養大量的人口，並且自給自足，這也是中國人口數量眾多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不需要通過海外貿易獲得糧食，海外貿易無法獲得生活必需品，當然，人們也就不重視海外貿易，而這種情況在歐洲是截然相反的，西歐的緯度位置比較高，雖然降水量豐富，但是光照資源不足，西歐的小麥、大麥不僅畝產量低於中國的水稻，而且西歐的土地需要休耕，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內，歐洲人在冬天是缺糧食的，如何度過漫長的冬天呢？靠鱈魚。英國人、荷蘭人當年在北大西洋揚帆遠航，發現了紐芬蘭漁場，其實就是給歐洲帶來了一個大糧倉。歐洲不產香料，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人們為了保存食物和調配食材都必須用香料，香料成為他們的生活必需品，而獲得香料，必須進行遠洋貿易。在古希臘也是如此，古希臘多島嶼、多山地，地形崎嶇，不適合糧食作物的生長，古希臘城邦的糧食需要依靠貿易活動，希臘人只種植葡萄樹和橄欖樹，而橄欖油是不能當糧食的，古希臘的農業是典型的商品化農業，因為商業可以獲得生活必需品，所以，希臘人才重視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