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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大家都可能有這樣一個共識：如果一個人有過犯罪記錄，那這個人可能在這個社會上寸步難行。然而，在美國矽谷，有一家上市公司卻開創先河，全職僱傭了三名刑滿釋放人員。這篇文章來源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原標題是What Happens After Prisoners Learn to Code?，作者SIMONE STOLZOFF在文章中詳細陳述了背後的有關故事。
圖片來源：FIEN JORISSEN
傑西·阿吉雷（Jesse Aguirre）是團隊協作工具Slack的產品團隊成員之一。每個工作日的早上，他都要參加團隊內部的標準工程會議，大家一起計劃當日的有關工作安排。程式設計師們也把這個會議稱作站立會議（standups）。這種會議一般不會超過15分鐘，並且鼓勵所有參會者站立開會。
站在阿吉雷周圍的，都是來自於矽谷頂尖公司的員工和美國頂尖大學的畢業生。阿吉雷今年26歲，高中肄業，截至目前，其成年過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Slack公司是阿吉雷的第一個全職僱主。在過去幾年學習和展開編程實踐的過程中，阿吉雷培養了一項可能是所有軟體工程師都必備的有用技能，即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阿吉雷以及他的另兩名同事林諾·奧內拉斯（Lino Ornelas）和查爾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是Slack公司內部發起的一項名叫「下一篇章（Nest Chapter）」的項目的首批成員。下一篇章項目，由Slack公司和為監獄犯人提供培訓的「最後一英裡（The Last Mile）」組織和凱洛格基金會（the W.K. Kellogg Foundation）等多家機構或組織聯合發起，旨在幫助那些曾經入獄的人在科技領域找到工作。
去年，當下一篇章項目在Slack公司內部啟動時，它還只是一個學徒項目，而且不保證最後能轉變為全職工作機會。本報作者亞歷克西斯·馬德裡加（Alexis C. Madrigal）在一篇專題文章中寫道，「提供學徒機會，而不是一份永久工作，雖然實際上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多個之前為入獄犯人辯護的律師仍然呼籲對這個項目設計的關注。」
這個呼籲的確是合理的。矽谷的確總是在採取一些表面措施，讓整個科技行業看起來更加公平，但實際上最後卻是「言行不一」，該做的仍然沒有做到位。
然而，去年六月，就在Slack公司準備IPO的前幾日，阿吉雷、奧內拉斯和安德森都獲得了Slack公司提供的全職工作機會，並且還獲得了股票期權。對阿吉雷和他的朋友來說，他們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他們能做好這份工作嗎？
雖然獲得了頂尖公司的「入場券」，但這也並不一定就代表著成功。「雖然一份工作真的非常重要，」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重返社會項目Root & Rebound執行董事凱薩琳·卡徹（Katherine Katcher）說，「但要重新回到社會卻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沒有其它方面的支持，單單一份工作通常也是不夠的。」
對於那些刑滿釋放人員而言，找到並保住一份工作的風險非常高。從加利福尼亞州的監獄系統釋放出去的人，三年內又再次因犯罪而鋃鐺入獄的比例，幾乎超過了65%。
為了減少再犯罪，為這些刑滿釋放人員提供一份全職工作算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之一，但如果一個人成年後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話，那要他找到一份工作，則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基於多種因素，包括針對有犯罪記錄的人員的歧視，有過入獄經歷的人員，其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六倍之多。
在本文刊登不久之前，阿吉雷在電話中跟我說，「當我得到工作機會時，我感覺像是還在讀大學就被選拔進入了NBA。然而，鑑於我的背景，我也覺得自己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去證明。」
阿吉雷最初接觸到軟體開發，還是他被監禁在加利福尼亞州偏遠地區的鐵木州立監獄（Ironwood State Prison）的時候。這個監獄以酷暑和漸進性改造項目而出名。
最後一英裡組織提供的培訓計劃中，主要是針對服刑人員開展商務和軟體開發有關技能。在最初的一個月培訓中，阿吉雷和他的服刑人員都沒有機會碰電腦。他們主要依靠書本和筆在紙上編程。他的第一個編程項目，則是重新為In-N-Out漢堡創建了官方網站，而這個過程中，他也只僅僅依靠了該連鎖企業官方網站主頁的列印稿作為參考的。
德魯·麥加希（Drew McGahey）是Slack公司的工程經理，他負責管理這三個首批學徒。對於他所稱的沒有既定解決方案的「空畫布問題」，他們三個學徒的實際解決問題能力，最初讓他大吃一驚。「回想他們的經歷，這一切也似乎合情合理。」麥加希說，「他們都是在沒有網際網路的環境中學會了如何編程，他們有強大的驅動力。」
但從最開始，阿吉雷就很清晰地認識到，即便一個人從監獄刑滿釋放出來過後，他的這項恥辱也會仍然跟隨於他。對Slack公司的部分客戶而言，他們明令禁止其供應商允許有犯罪記錄的人訪問其資料庫。這三個學徒最初都被安排在自動化測試團隊，其主要的工作則是編寫測試程序，確保其它工程師編寫的代碼質量。他們三人之所以被分派在這項工作，其原因也是因為這項工作完全無法接觸客戶數據。
即便是正式加入Slack公司之前，他們三個人要搬到矽谷，也算是不小的挑戰，畢竟要接受這份工作，他們就不得不搬到矽谷，而這也意味著，他們的假釋，需要涉及其它的司法管轄區。
轉交假釋案例，不僅是一個漫長的官僚過程，而且要找到能夠允許有犯罪記錄的人居住的廉價房屋，特別是在住房市場緊張的舊金山灣區，就已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了。
據阿吉雷稱，在他最初合租的房屋中，因為其中一名室友無法接受與有犯罪記錄的人居住在一起，他最後也迫於壓力不得不搬離了那個地方。在後來跟一個朋友合租了大約一年時間後，他又接連找了50多處公寓，直到最後找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住所。
「找工作是一方面的事情，畢竟大家都知道有犯罪記錄的人真的很難再找到工作。但另一方面，找房子也同樣會遇到這個問題。」同樣有犯罪入獄記錄、如今在Slack公司擔任下一篇章項目的「重返社會經理」肯雅塔·利爾（Kenyatta Leal）如是說。
利爾是一名教練，其主要工作職責是在住房、理財、職場規範等他自己曾經歷並挑戰過的領域相關問題，向阿吉雷、奧內拉斯和安德森提供支持與輔導。除了利爾之外，他們三位學徒每個人都還有一名技術導師、一名工作文化導師和一名職業教練。
此外，Slack公司的非盈利夥伴都還會在住房、假釋以及搬遷等問題方面向他們提供必要的協助，同時還會向Slack公司的員工普及有關刑事司法方面的知識。這一系列工作和安排，能夠讓阿吉雷在職場環境中受到更多的歡迎和認可，儘管他的背景可能與其它同事不盡相同。
阿吉雷從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林伍德市長大。他所成長的社區，是洛杉磯南部一個以拉丁裔為主的社區。
在阿吉雷11歲時，他們舉家搬遷到了東部的橘子郡（Orange County）。沒過幾年，阿吉雷就和當地的一些幫派成員廝混在了一起。他曾因一些輕微罪行而被當地警方傳喚，但這些罪行，比如用粉筆在電線桿上做記號，最終並沒有受到嚴重指控。
2010年3月13日，當地一名幫派青年拉蒙·馬加納（Ramon Magana），被一支裝有鳥槍彈藥的獵槍擊中身亡。據現場目擊者所述，阿吉雷並不是槍手。但根據警方的證詞，阿吉雷把槍遞給了最終扣下扳機犯下罪行的那個人。阿吉雷因此而被控謀殺未遂、侵犯人身和與幫派有關係等多項罪行。在他剛滿18歲的幾周之後，他就被判無期徒刑而入獄。
當時針對阿吉雷的判決，還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抗議。
2014年，加利福尼亞州某上訴法院宣判，針對阿吉雷的辯護無效，而且他的初審判決還「引發了酷刑問題」。在隨後的重審聽證會上，阿吉雷的刑期縮短至了7年，另外根據州政府針對幫派活動的法律規定，還要額外加刑10年。
2017年聖誕前夕，阿吉雷得知，基於其服刑期間的模範表現和工作道德，時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傑裡·布朗（Jerry Brown）籤發取消了他的10年加刑懲罰。那時，阿吉雷已經獲得了高中同等學力測試證書（GED），並且完成了相關編程培訓，而他的服刑時間也接近了8年。所以，他隨後就立即獲得了釋放。
圖片來源：Fien Jorissen
2018年，Slack公司CEO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Stewart Butterfield）以及一群同事參觀了位於舊金山北部的聖昆丁州立監獄（San Quentin State Prison 監獄）的最後一英裡項目。在了解到該項目的嚴謹性和服刑人員開發的軟體質量後，巴特菲爾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阿吉雷被釋放之際，Slack公司也啟動了有關工作，為下一篇章項目的最終發起及成立奠定了基礎。
在Slack公司內部，還有一個名叫Slack for Good的慈善部門，其存在的目的，則是為了提高某些特殊群體在科技領域中的人數比例。
「從我們公司角度而言，我們的兩項核心價值觀是包容和同情。」該慈善部門的負責人迪皮特·羅哈吉（Deepti Rohatgi）說，「這個項目，不僅是接近美國國內目前極其重要問題的有效途徑，而且還能讓內部員工清晰地認識到，這些價值對我們自身也非常重要。」
在最初接受下一篇章這個項目的嚴格面試過程中（其流程與Slack公司面試任何入門級軟體工程師的流程類似），阿吉雷和其它兩位候選人成功地從10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
「如果你想要了解某個社會問題，那你必須近距離接觸這個問題。」曾經也在聖昆丁州立監獄服刑、並且也參加過最後一英裡培訓項目的利爾說。當利爾還在服刑期間，他曾見到了美國科技加速器Rocketspace的創始人鄧肯·洛根（Duncan Logan）。當利爾刑滿釋放後，他又去了洛根的公司，並且工作了五年時間。
「這對我而言，算是一個徹底性的改變。原本蝸居在6X9英尺的牢房裡，幾乎沒有任何決策權，突然之間，你就成為了21世紀淘金熱行列中的一部分。」利爾說。
如今，利爾不僅會幫助學徒們融入新的文化，同時更重要的是，他還會幫助公司其它成員更好地了解曾經入獄到底意味著什麼。在美國，每年有大約60萬刑滿釋放人員重返社會，一家公司僱傭三名曾經被監禁的軟體工程師，對應對重返社會的巨大挑戰並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像Slack公司這樣的項目，的的確確能夠幫助這些重返社會的人員感受並認識到其價值感和自尊。」卡徹說，「但與此同時，我也希望給這種旨在期待科技公司來提出解決方案的做法提個醒。我們必須支持像Slack這樣的公司，此外，我們還必須意識到，針對人文關懷的服務，比如在住房、醫療以及社會支持等方面，仍然有許多非盈利機構和公共機構的身影，但私營企業卻基本上沒有了身影。」
Slack公司的一位發言人稱，他們意識到，下一篇章這個項目，無法解決關於重返社會的更廣泛挑戰，但與此同時，Slack公司也希望，至少在公司內部，以及通過其與非盈利機構的合作關係，能夠幫助解決那些有過入獄記錄的員工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除了給阿吉雷、奧內拉斯和安德森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之外，下一篇章這個項目所帶來的最大影響，可能是在Slack公司內部，甚至整個科技領域，都出現了對他們的觀點轉變。
在僱傭多元化多渠道人才方面，Slack公司的包容度和有關表現已經算是矽谷企業中的「先鋒行為」了。制定一個針對僱傭有入獄記錄的工程師的藍圖，或者更廣泛一點，改變現有員工對有過入獄記錄人員的觀點與看法，可能會導致公眾輿論發生巨大的轉變。
在公司層面，Slack也已曾多次召開會議，普及有關刑事司法的知識，甚至還提供了「重返社會模擬器」，讓員工得以體驗在出獄之際可能遇到的種種挑戰，比如如何找房，或者如何在機動車管理局登記註冊等。
在過去幾年中，Slack公司有超過200名員工都曾到訪聖昆丁州立監獄，與正在服刑的有志於在科技領域發展的人員進行指導、交流和學習。
「當我們開始進入Slack公司時，內心仍然是惶恐的。」利爾承認稱。有些員工在與他們這些有過入獄記錄的人員共事時，仍然會體現出猶豫不決的狀態，也有些人則認為這個項目可能會分散公司的注意力，從而無法完成更重要的事項與任務。但利爾也同時提到，通過跟Slack公司員工的交流，他有信心也能夠去改變這些人的觀念與看法。
在成為Slack公司的正式員工半年後，阿吉雷的生活非常平靜。工作上，他已經是團隊中資歷較深的成員之一，所以新入職員工都還會諮詢尋求他的意見和看法。
每逢周五時，阿吉雷還會組織編程人員開展活動，幫助其它的工程師了解測試自動化工作的具體流程。大多數時候，阿吉雷都會與奧內拉斯和安德森共進午餐。「我現在很感激生活中的各種小事物，比如搭乘共享汽車並且隨時下車，通過手機下單點外賣，並且隨時都可以打電話給我的媽媽。」阿吉雷說。
如今，阿吉雷的工作重心及目標，是成為一名高級軟體開發者。他還希望轉變成為一名前端工程師，從而可以讓他更直接地參與用戶交互環節的有關功能開發工作（當然，為移動端應用開發有關功能，並不會讓工程師接觸到客戶信息）。
前不久，在Slack公司位於舊金山總部頂樓的玻璃會議室裡，我當面詢問並了解了阿吉雷的職業目標。
「我不喜歡思考太遠的東西，畢竟事情總是在變。」阿吉雷說，「但從今開始的五年後，我希望自己在工程師職責領域有所建樹，同時也希望我的個人經歷與故事，能夠讓更多的人改變他們對和我有類似背景的人的看法。」
對於阿吉雷在橘子郡的朋友來說，雖然他們不知道軟體工程師的具體工作，但是他們知道科技類行業。阿吉雷也嘗試鼓勵他們去學習編程，並且還給他們提供了有關書籍。
「我告訴他們，編程絕對不像那些在傳統老企業時所做的工作，」阿吉雷說，「這是全新的內容。」
譯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