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閉塞，脆弱，兇險。這是玻璃的世界，也是我們的生活。
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文：李婷婷
一
玻璃窗
去年 6 月，我去深圳處理戶籍的事兒，12 日晚上，深圳大雨，飛機延誤，我到我哥家已是凌晨 4 點。第二天，就在我還昏睡的早上 9 點，一百米外的隔壁小區，一家水果店門口，一扇從天而降的玻璃窗砸中一個路過的 5 歲男孩。水果店的監控攝像頭記錄了全程：店門口人來人往，一對年輕母子走近，媽媽一手撐傘一手牽著兒子，男孩穿淺粉色短袖，他鬆開媽媽的手， 百無聊賴地甩動起兩隻胳膊——嗙！——一扇從 20 層掉落的 玻璃窗把男孩和他媽媽手中的雨傘一塊砸倒在地，窗框變形，玻璃渣子飛濺。
那個 5 歲男孩搶救了三天後去世了。他們一家來自福建莆田，在華強北電子市場有一個檔口，住在全是 7 層小樓的城中村，和事發小區只隔了一條馬路，那天他們僅僅只是路過那棟得把頭抬到 180°才能看清全貌的 35 層高樓。五個月後，我再次來了深圳，這次是作為一個記者出差，關於高空墜物這個事情。與其說我想弄明白城市裡的危險，不如說我想知道我哥家附近究竟發生了什麼。當了兩年多記者，我一直在試圖看清別人家的事，這次，事情就發生在眼前。
我到我哥家住了 20 天。這是我第二次住進這個家，上回也就是 6 月那次，我只住了三天，連哪一層都記不清。我哥長我兩歲，今年二十七，在深圳待了五年，開淘寶店，賣手機殼，掙到了第一桶金，把我爸媽從潮汕老家接到了身邊。（多虧他早早結婚，有兩個孩子，夠我爸媽忙活，我才毫無負擔地待在北京。）
家在 17 樓。一進電梯，門合上，「殺人兇手」四個黑字陡然出現。那是一張宣傳海報上標語的最後四個字，下面畫了一顆巨大的、繫著紅色蝴蝶結的雞蛋，底下配的那段小字我每回坐電梯都會默默再讀一遍，它就像一把槍抵在了我的腦袋上：一個 30 克的雞蛋，從4樓拋下就能在頭上砸出一個腫包，從 8 樓拋下就能砸得人頭破血流，從 18 樓拋下就可以砸破行人的頭骨，從 25 樓拋下就能使人當場死亡。
我哥曾在掉下玻璃窗的小區住過半年，後來搬走的原因是租金漲了。小區叫御景華城，2005 年建成，是華強北區域少有的擁有空中花園的小區——儘管那只是在三樓一塊空地上栽幾棵椰子樹，擺上石桌椅和兒童滑梯。在周圍兩個城中村的擁簇下，御景華城像一座高聳的城堡，七棟 35 層的高樓挨在一起，圍成一個小半圓，幾百米外就是深圳河，河對岸就是香港。物業的數據是，小區裡住了 3576 戶，大約有 15000 人。我哥住過的那棟樓最密集，600 戶，上下班高峰時，四部電梯要等幾趟才能擠進去。一位房產中介說，小區有一半是租戶，大部分都在華強北電子市場工作，他說最誇張的一戶在一居室裡住了 5 個人，飄窗也當床睡。
事發前一個月，御景華城已經掉過一扇玻璃窗，有人裝空調時疏忽了，所幸沒傷到人。6 月那扇致命的玻璃窗則原因不詳，物業不肯多說，我只知道最終的賠償是玻璃窗所在戶的業主和租戶來承擔——物業想以此說明，玻璃窗掉落和建築質量沒關係。三個月後，御景華城裝上了 26 個高空攝像頭，它們確實發揮了作用，在三個月內拍到了至少 10 起高空墜物——掉落的東西各式各樣，玩具、洗澡盆、晾衣杆、小桌板，以及一根鋁合金窗簾槽架——因為沒有傷到人，物業只上門進行了批評教育。但高空攝像頭有盲區，比如，它們在 10 月就沒有拍到 5 只不同時段墜亡在一樓和四樓平臺的貓，貓的屍體就躺在樓與樓之間狹窄的樓井處。
我試著去採訪，但是收穫不大。一位在華強北賣保險的張先生聲稱自己在御景華城擁有 6 套房——小區裡都是 30 多平到 80 多平之間的小戶型，均價是 6 萬多一平米，幾套房算下來至少也有幾千萬——他並不是特別關心高空墜物，甚至是聽我說才知道小區上個月掉過 5 只貓。受訪居民的反應最多就是路過那家水果店時躲在只有一米多寬的屋簷下走。
我媽曾是那家水果店的老顧客。有一回她跟我去御景華城，剛好從兩棟樓之間的側門出來，突然，她身體條件反射似的「彈」了出去——門口正是那家水果店。好像那是個不祥之地。除此之外，我媽還是照常去御景華城的空中花園遛彎（我 4 歲的侄子也在御景華城的幼兒園上學），她依然覺得我哥要是把房買在御景華城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深圳繁華地段，還帶空中花園，往北一公裡是華強北電子市場，往南幾百米就是深圳河，河對岸是香港的蠔殼圍溼地，在深圳的城市規劃裡，這片區域未來屬於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區。
二
玻璃櫃檯
那幾天我就跟我哥去華強北電子市場拿貨。整個市場有 203 個足球場那麼大，一條兩公裡長的步行街縱貫其中，步行街上都是氣派的玻璃大樓，嚮導欄上寫著：中國電子第一街。市場的邊緣則是毛細血管一般的街巷和低矮的小樓，那才是我哥拿貨的地方。我第一次去市場是隨我哥去買一臺平板電腦。我們直接繞進市場的邊緣，穿過剛拿完貨拎著黑色塑膠袋的人群，踏上一棟小樓的室外鐵架樓梯，樓梯生了鏽。推開門是一個明亮至極的世界，白花花的日光燈鑲滿了整棟樓，每一層樓被劃分成無數個方塊，全是小則一兩平米、大則一二十平米的檔口，檔口擺滿玻璃櫃檯，櫃檯邊緣嵌著細細的燈帶。我緊跟在我哥後頭，快步穿行在迷宮一樣的檔口之中，路很窄，人很多，我感到發暈。
我哥準確地找到了那家最便宜但看起來最寒酸的檔口——難以稱之為一個店面，僅僅是一個玻璃櫃檯，柜上只有一臺計算器和幾張報價表，幾個「櫃員」滿不在乎地看著你。我哥看了眼報價表，報型號，轉帳，5 分鐘後，貨到走人。他的經驗是，電子產品賣得好的檔口從不擺貨，以防查貨的人突襲。一家賣盜版耳機的檔口就在一次清查中倒閉了，緊閉的鐵門上貼著八個字：恭喜發財，財源廣進。我在市場打聽過被玻璃窗砸中的那家人，沒人記得，有人說他們一家已經離開深圳。
我後來在一家不到十平米的手機膜檔口待過一下午。門口擺了一個玻璃櫃檯，以致門窄到得側著身才能擠進去。老闆是我哥的朋友，一對年輕的姐妹。她們還有 4 個兄弟姐妹，在其他檔口給別人打工。因為我的到來，姐姐特地從一平方米的桌子底下掏出功夫茶具泡茶招待我。妹妹比我小一歲，二十四，也結婚了。她們對我很好奇。
妹妹問，北京租房肯定很貴吧。
我答，跟深圳差不多。
姐姐問，讀過大學肯定好找工作吧。
我答，也不是那麼好找。
我們三人一起包裝手機膜。整整八個小時，我的手一直在裸膜、酒精包、擦拭紙、紙殼之間重複移動，無論從哪個角度往外看，都是刺亮的燈光和堆疊的貨物，我感覺自己的身體成了這個不分晝夜的十平米檔口的一部分。我們包裝了幾萬張手機膜，其中最便宜的只要幾毛錢。姐姐的丈夫看不上這種掙幾毛錢的活兒，他在市場做散單，什麼好賣就批發什麼。最近他收到一份起訴書，他在網上倒賣的充電寶被訴外觀侵權，索賠 10 萬。他趕緊找我哥想辦法。那款充電寶他只賣出過一單，而起訴方正是買家。
我哥確實擁有豐富的經驗。但他只能給出這樣的建議：和起訴方協商，把賠償款降下來。他自己也吃過虧，後來自己設計手機殼圖案，再找工廠開模生產。但這樣就得囤貨，風險更大，幾十萬既能一次賺進來，也能一次賠乾淨。看起來我哥什麼都經歷過。他就是那種典型潮汕人，白手起家，中學時從淘寶批發驅蚊貼賣給同學，大學讀市場營銷，畢業前就開了淘寶店。他的辦公室先是廣州一間跟朋友借來的十幾平米房間，後來搬進過華強北電子市場最標誌性的 79 層高樓賽格大廈。
生意變淡以後，我哥搬離了月租金 2 萬、位於賽格大廈第 57 層的辦公室，在家對面另租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商住房。屋裡有五臺電腦，四個員工，他們當客服，也打包發貨。那些一串串掛滿貨架、五顏六色的手機殼散發出一股塑膠味，我下意識捂住鼻子，懷疑整個屋子裡就我一個人還聞得到。每天下午，我哥一個人騎著電動滑板車上市場拿貨，幾個裝滿貨的黑色塑膠袋吊在只有一根杆的車頭上，因為嚴重超載，車頭很難拐彎。有一次過馬路，車子翻倒，手機殼掉得一地都是，趕在紅燈亮起來之前，我哥狼狽地撿完了。
三
玻璃城裡玻璃箱
在高樓林立的華強北，我見過一個最吃驚的場面：在深圳三條主幹道之一的濱河大道邊上，有一個「伯公」廟（土地爺在潮汕的稱呼），和御景華城小區隔路相望。它原本只是一個露天的「小檔口」，現在卻擁有一大片藍色鐵皮屋頂。逢初一十五，晚上 11 點，伯公廟還香火不斷，人多到溢上馬路，甚至需要排隊限流。廟口站著穿紅背心的志願者，一抬手，人就烏泱泱地湧進去。近一百平米的廟裡，大紅方桌連綿一片，桌上堆滿了貢品和金銀紙錢，牆上寫著：伯公保佑。
我哥家正對著濱河大道。像一條車聲濤濤晝夜不息的大河，我躺在床上一閉眼，滿腦子就迴蕩著喇叭聲。尤其是那些八個輪子的大卡車載著沙子沒完沒了地跑，車輪摩擦柏油路面時發出那種摩託車一直啟動不了的尖利聲。半夜 1 點半理應是一天中最安寧的時刻，高架橋下的卡車卻停成長隊，聽著像在「哐哐」卸貨。我剛住進來時，白天得戴耳機，晚上得塞耳塞，而我的家人像聽不到這些噪音似的，從不覺得吵，睡覺還敢開窗。我媽說，有一回她去杭州玩，在一條安靜的馬路上走，聽不到任何車聲，她突然就感到一陣恐慌。
那 20 天的生活讓我意識到，我的家人就生活在嘈亂之中。大家的作息也很怪，白天睡到中午才去上班，家裡電視則不停歇地播著兩個侄子最愛的《小豬佩奇》，晚上下班就開始打遊戲，看電視劇，吃宵夜，最多的時候一臺電視兩臺平板電腦都在外放，經常要鬧到夜裡 3 點，而我媽堅持要等全家人洗完澡、 熄燈躺上床，她才去睡覺。
這種作息直到今年，因為疫情才改變。這段時間，我們一家八口不得不困在深圳家裡，每天夜裡 1 點家裡地板還在蹦躂——兩個不能出門玩的侄子有發洩不完的精力，一直在爭寵搶玩具。窗外的濱河大道第一次沒了聲響，我終於體會到我媽說的那種恐慌，那是一種只聽得到自己卻感受不到其他人的無聲的恐慌。很快，就像適應了噪雜一樣，我們適應了停滯， 從早到晚就坐在客廳裡看手機，那看起來就跟我坐在手機膜檔口裡搞包裝一樣，凝固了。
每天我家只剩一個盼頭：今天在網上能搶購到什麼食材？芥藍有嗎？有活魚嗎？排骨幾錢？家人嘴刁，什麼都要新鮮的，堅持當天買菜當天做，有次做飯少了一把蒜，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我爸不顧家人反對，立即下樓跑超市買，整個超市就他一個顧客。
在我認識的人裡我哥是第一個開跑車的。他說自己白天是拿貨小弟，晚上就變跑車大款。他原本就有一輛藍色奔馳，某一天突然又冒出一輛二手的藍色保時捷，後來生意上資金周轉困難就賣了，去年他又全款買了一輛最新款的白色捷豹。工作以後，我和我哥好像就是兩個世界的人。除了家長裡短，我們關心的事難有交集。他掙到了錢，但也胖了 20 斤，大腹便便，脖子和下巴分不太清。他變得暴躁，脾氣一急就會大吼，經常在家宣示自己的獨立性：「我掙的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
我和我哥唯一的共同點是都迫切地需要一點自己的空間。過完年沒多久，我很快就一個人回北京了。臨走前幾天還跟我媽吵了一架。2 月初下雪那天，我買了十天的食材，它們重到我沒法一口氣扛過小區大門到家門口那兩百米的距離。我每天就坐在位於 4 樓的房間窗戶前，不同於我哥在 17 樓的家窗外的高樓、高架橋，我的窗外有三棵樹，其中一棵泡桐樹到春天就會開出滿樹淡紫色的花，但初春樹上只有光禿禿的枝幹，雪壓在樹枝上，化了，風颳來，枝條就晃動一下，時間如此緩慢，枝椏始終冒不出綠芽。
關於我哥，還有一件事必須交代。他掙大錢，開跑車，但他不止一次說，40 歲退休以後要去雲南買塊地開個農場。且不說他 40 歲能不能退休，以及他至今一次雲南也沒去過，開農場這事聽起來就挺不靠譜的，在我媽看來更是城市向農村的倒退，她認為我哥在胡言亂語。
不過，如果你走進過位於濱河大道邊上那套裝滿手機殼的辦公室的其中一個房間，大概就能明白我哥的說法還有一點可信。
我仔細數過，那間大概十平米的房間裡藏了整整八十幾隻蜥蜴。去年 6 月我第一次走進那間房間時還很膽怯。和那堆毫無生機的手機殼不同，你能隱隱聽到這些四腳生物正在啪嗒啪嗒地走動。最溫順的那隻松果蜥（背部紋路像松果球）一聽到澆水聲就會緩緩踩著木屑，「沙沙」地移動到水碗邊，伸出墨藍色的舌頭，一點一點地舔水喝。它們通過聲音和氣味辨認事物，只要有人走進房間，一群只有手掌大小的小蜥蜴就會劇烈撞擊飼養箱，腳掌在光滑的箱壁上不停摩擦。它們的膽子可能比我還小，有一隻半截胳膊那麼長的蜥蜴被我哥拿出來展示給我看時，就慌張得嚇尿了。
整個房間被切割成若干個小方塊，每隻蜥蜴都有自己的空間（部分是兩隻一起住）。它們按年齡來分配「住所」，不滿 1 歲的住在鞋盒大小的塑料盒子裡，二十個盒子堆成一排，超過 1 歲的蜥蜴能住更大的塑料盒子，最年長的十幾隻則住在大而透亮的玻璃箱子裡。我哥是個細緻的飼養員，他每天都會查看每個盒子的溫度、溼度，蜥蜴餓了就餵牛肉溼糧配生菜葉（還得切成指甲蓋大小），蜥蜴感冒了就用針管餵藥，嚴重的還要用霧化機做個霧化（這專業程度讓在醫院做過霧化的本鼻炎患者相當驚嘆），就連蜥蜴胖了還是瘦了他都有記錄——7 月11日，275g；8 月 11 日，293g。
僅憑一點就能說明我哥對蜥蜴的熱情——他從來沒搞混過這八十幾隻看起來大同小異的蜥蜴，尤其是那些看起來顏色、紋路都一模一樣的黑乎乎的蜥蜴，他都能準確無誤地把它們送回各自的窩。我哥從小就愛養動物，貓、狗、蠶、兔子、松鼠、烏龜、鸚鵡、青蛙、小娃娃魚、六角恐龍魚、美西鈍口螈…… 這些他都養過。工作以後他養過一隻叫「膩膩」的阿拉斯加雪橇犬，黑白毛，站起來比人還高。那時我哥住在深圳機場附近，每天下班後，他都要和「機場遛狗大隊」的朋友們一塊遛狗。有了小孩後，狗被迫送給朋友，聽說它走丟後，我哥聲稱不再養狗。他時不時還會在朋友圈發膩膩的照片，希望它仍快樂地活在世上。
四
玻璃屋
在我哥家住了 20 多天，臨走前，我突然想起一個老朋友就住在我哥家附近。如果我記得沒錯，他應該就住在和御景華城小區只有一路之隔的赤尾村，正是被玻璃窗砸中的男孩一家住的城中村。他是一位理髮師，四年來我和當地朋友都是找他剪頭髮，他換過至少七八家理髮店，無論遷到哪兒，我們都能找到。最誇張的一次我們跨了兩個區 30 多公裡去找他。理髮師有時就算在家休息，老顧客來了，他也專門去店裡開工。
晚上 10 點半，我和理髮師約在赤尾村一家大晚上還要排隊的甜品店見面——我可能是第一個和他私下還約見面的顧客。他剛下班，穿著正裝，戴圓眼鏡，笑起來靦腆。一進甜品店他就熟練地幫老闆收拾餐桌。他是東北人，13 歲就隨家人搬來深圳，在赤尾村住了 15 年。儘管他只比我大三歲，通過他一胳膊和一小腿的文身，我大概就知道他經歷過很多故事，比如他曾在華強北電子市場做過買賣，賣的是水貨，在一次清查中，一家人為此坐了一年牢。出獄後他才轉行理髮。
理髮師最新的工作地點是一間 4 平米的玻璃屋，就在華強北地鐵站的地下商場裡。他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是一種落寞的口吻。他不喜歡華強北，更不喜歡只有 4 平米的理髮間，沒有顧客時，他只能一個人待著原地，除了玩手機，沒什麼可以打發時間的。我去過那個玻璃屋，它就在地鐵和地下商場的通道之間，屋子三面透明，裡頭燈光明亮，讓我想起華強北電子市場裡那些同樣明亮的檔口。
我去了一次他的理髮間。那天理髮師在 11 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裡剪了 7 個頭，每一個都在半小時內解決，而他曾花 2 小時給我修剪過發尾。他喜歡和人閒聊，但這份工作太過孤寂，那 4 平米裡只容得下一張靠背椅和一張圓凳。每天早上 10 點他就到店，開鎖，開燈，掃地，拖地，擦玻璃，擦桌子，擦剪刀，就在這 4 平米裡騰挪，白色地板上刻著他們店的標語：Stay Unique（保持獨一無二）。地下商場人來人往，常有人對玻璃屋感到好奇，就探個腦袋進來瞅瞅，接著就走。理髮師習慣了這種圍觀。像一個微弱但必須做出的反抗，在玻璃屋外的掃碼預約顯示屏上，理髮師給自己起了個新的英文名，Fly。它讓我想起在手機膜檔口待的那個下午，包裝完幾萬張手機膜後，那位比我小一歲的妹妹突然百無聊賴地在不到 4 平米的空地上轉起圈來，她穿著紅藍條紋上衣，黑色半身裙，黑裙子被桌子、椅子勾勾搭搭了幾下，但也漂亮地旋轉了起來。
作者李婷婷，時尚先生專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