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力傳》在美國口碑很好，因為所有人的關注點都在技術層面，那是他們成天掛在嘴邊的東西。他們對電影的褒獎僅限於技術層面，但對我來說，技術固然重要，也很有意思，但內容才是我真正感興趣的地方。
《西力傳》無疑是成功的。
它以反類型紀錄片的方式啟發了觀眾：
哇，原來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還可以這樣搞的。
它以令人應接不暇的電影技巧啟發了業界：
哇，原來技術還可以這樣用的。
然而，《西力傳》在第56屆奧斯卡收穫的兩項提名——最佳攝影與最佳服裝設計，恰恰暗示大眾的聚焦點在於「技術層面」，伍迪艾倫如是說。回溯這場荒謬實錄的「內容層面」，有這樣一個議題，它困擾著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猶太人，也困擾著此外的眾生；它肆意於三十年代，卻在從前與往後未曾失去它的溫床——人格的彈性。
儘管關於人格塑造的觀點眾說紛紜，但在長久的語境中，爭議各方總是傾向於將人格描繪得如同一株植物：栽培與風雨或許會改變生長的進程，但深扎入土的根（或許是本性、基因、童年境遇）決定了生長的方向。而在七八十年代，關於人格出現了這樣一種解釋：人格是一根柔軟的彈簧，在善與惡之間徘徊，在多重角色之間搖擺。其中，情境是外在的拉力，對群體認同的渴望是內在的推力。
記得曾經看過一場辯論，評委投票後，唯一一位投給正方的評委在點評時是這樣開頭的：「我不喜歡成為少數派，因為少數派意味著一定要發言。」評委的煩惱終是評委的煩惱，生活中人們總有解決的智慧。在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中，當我們驚覺自己成為少數派時，我們往往三緘其口，將自己的觀點包裝成他人能夠接受的形式，或是索性保持沉默，並視其為社交的技巧。
我們的語言中，把群體中的「順從者」稱作「從眾」，把「偏離者」稱作「異類」。有意思的是，「從眾」一詞暗示了對「順從者」無能的評價，「異類」則堂而皇之地顯露了將「偏離者」驅逐出內群體的衝動。擺在少數派面前的問題是：我該為了安全而閉嘴，或是為了真我而發聲，這樣的矛盾便催生出了「他者」的困境。
「我相信，想打入某個核心的渴望以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懼，會佔據所有人一生的某些時期，甚至許多人從嬰兒時期到垂垂老矣，終其一生都會被這些念頭盤踞……」
——劉易斯《核心集團》
伍迪·艾倫正是將「他者」 的焦慮推至卡夫卡式的荒謬，竭力試圖被同化的西力被降維成了一面鏡子，在生理和心理上呈現周遭人群的鏡像，成為了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所說的「為了與周圍環境相適應的終極調整者」。西力代表了「人格彈簧」中的內生力量的極端，即不論周圍的情境力量有多微弱，他始終會依據情境而調整自我的人格。因此影片中，當西力即將康復時，尤朵拉醫生害怕「和人格太強勢的人（with strong personalities）在一起會讓西力變回原來的樣子」，擔心的正是西力剛剛萌發的自我還無法抵禦強大的情境力量。
如果影片到此戛然而止，那麼這只是一個關於「愛與救贖」和「做自己」的伍式調皮搗蛋小故事。但是影片的最後十分鐘指向了人格問題更為駭人的一面：擁有健全人格的普通人在什麼情況下會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法西斯主義。
這一場「盛會」的參與者，即使他們沒有西力那般變形的能力，但是當他們以軍裝取代便服，以編號抹去姓名，以責任壓倒道德時，他們也如西力那樣，成為了特定情境中合格的演員，演著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角色——沒有感情的殺人機器。
「除了規定和角色權力之外，由於制服、裝束和面具的採用，掩蓋了每個人的一般面目，從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現並降低了個人責任歸屬，情境力量也變得更有權威性。當人在情境中覺得自己擁有匿名性，也就是覺得沒有人會意識到他們的真正身份時，反社會行為就比較容易被誘導出現。」
事實上，「彈性人格」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源於對於法西斯主義下人性異化的思考，米爾格倫實驗與斯坦福監獄實驗（儘管存在漏洞）都在一定程度上警示著人們：那些窮兇惡極的狂熱分子，只不過是在匿名化、去個人化、去個性化、高壓權威的情境中扮演了迫害者角色的普通人。他們活在了一個延伸現在的時刻中，過去與未來都遙不可及，服從支配了理性，行動駕馭了思考——一如在失憶的狀態中屢屢犯下罪行的西力：那不是真的我。
在影片的最後，對於「他者的困境」，老頭子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愛。這是一個老掉牙的影視劇萬能解法，但是卻也不無道理，因為真正的愛是一種使人放下偽裝的愉悅。而對於在情境的強壓下應該如何反抗群體迷思，伍迪艾倫的幽默中包含了某種對於人性的無奈：當你是個十足的精神病人，你就能有多大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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