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昨天爆出來的突發事件——
韓國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在昨天官宣去世。
事實上對於這個名字，多數中國人並沒那麼熟悉。
但你一定熟悉「三星」——不管是手機、電視還是晶片，我們今天看到三星在全世界電子圈的卓越地位，江山都是由這位李健熙打下的。
他的了不起顯而易見，但是李健熙和三星在韓國社會引發的爭議也同樣揮之不去——即便是在他突然去世的當下。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三星董事長的去世，以及他留在身後的傳奇與爭議。
來看《紐約時報》第一時間就發出的長篇訃聞（這麼短時間就能碼出這麼多字，原因我一會兒講），標題還透著熱乎勁兒——最頂上還有一個紅字 Breaking，表明這是突~發~新~聞~
具體標題說——三星的李健熙去世，享年78歲。
分號表明對主人公的描述仍未結束：後面是對他一生成就的概括——打造了一家電子巨頭。
來看正文——李健熙一方面把三星打造成一個無論是智慧型手機、電視還是電腦晶片的全球巨頭……
但是除了榮耀以外，李健熙兩次被判有罪：
不過比起判刑本身更離奇的是——他兩次判刑卻兩次被豁免，並且這種做法還成為了韓國的典型慣例。
那就說明，這事不僅在韓國引發了關注，更有不少像李健熙一樣位高權重的犯法者在效仿。
具體說來，李健熙犯的是「白領犯罪」。
什麼意思捏？簡單說就是那種企業犯罪、經濟犯罪——這類犯罪不血腥、不暴力，通常就是坐在辦公室裡搞出來的，無怪乎叫 white collar crimes——「白領犯罪」。
但無論是功還是過，這位韓國乃至世界級的商界人物在周日（也就是昨天）於首爾逝世。
最後才回到這篇新聞的主題——逝世。
他的逝世地點在首爾（紅色框），同位語解釋成韓國的首都（橙色下劃線）。
最後是訃聞的慣例——享年78歲。
李健熙的死訊，既來得突然，又有些隱晦。
因為整個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韓國三星在周日（也就是昨天）的一份非常簡短的聲明，在聲明當中也沒有確切說明李健熙的死因。
但是即便像《紐約時報》這種說話嚴謹的媒體也都指出——李建熙其實在2014年心臟病發作以後，身體就已經喪失了活動能力，過去將近7年時間一直都住在醫院。
我看有韓國媒體更直接就說——李健熙是死於長期疾病導致的併發症。
所以總的說來，這位三星掌門人的去世應該說是既突然但又不意外。
畢竟我看韓國媒體的說法——在2014年的那場心臟病發作後，李健熙當時是昏迷了整整兩周，之後雖然甦醒，但身體從那時候起再也沒有恢復過來，人生最後這幾年全都是在醫院裡度過。
當然我們如果要說到李健熙其人其事，自然繞不開他身後巨大的三星帝國。
作為韓國最大的集團，三星一年的收入就相當於韓國 GDP 的 17%。你想這是個多麼可怕的比例，難怪有人說：韓國人是從出生到墳墓都離不開三星。
而現在這話，看來就在李健熙本人的身上也應驗了。因為他人生最後這 7 年（甚至是他昨天去世所在的地方）都在首爾江南區的三星醫療中心——這裡也是他家旗下的產業。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見識一下這位從生入死都與三星命運緊緊綁定的大佬。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這位李健熙並不是三星集團的創始人，這家韓國商業巨頭的開山鼻祖其實是李秉喆：
這個人是李健熙的父親。在李秉喆創立三星之初，也就是 1938 年，彼時的韓國都還不是今天的大韓民國，而是日本佔領下的一個積貧積弱的殖民地。
所以在那個年代成立的三星，跟後來這些高大上的黑科技壓根不沾邊，就只是一家小小的、只有 40 名員工的貿易公司，主要經營水果、魚乾等農產品的出口。
後來生意做大了，三星成了韓國大宗商品的主要貿易商：幾乎壟斷了戰後韓國必須的糖和紡織面料的進口。
李健熙，也就是今天新聞裡的這位，他出生於 1942 年，那時候他父親創立的三星商會也才開張三年多。
而李健熙作為李秉喆的第三個兒子，從小就被父親寄予厚望。
他的中學其實先是在日本讀的，後來到了高中才又回到漢城，讀大學的時候（跟那個時代很多韓國上層一樣）去到了日本，就讀於東京的早稻田大學——這其實也是他父親李秉喆的母校。
所以其實你看三星這家公司，不管是管理風格還是學習對象都是非常參照日企的，背後跟他家老闆的個人經歷其實有很大關係。
當然了，在李健熙讀書的年代，日本早已不是世界舞臺上最靚的崽。但他的父親李秉喆也是很有眼光：李健熙從早稻田本科畢業過後，就安排他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讀了MBA。
不過對於這段經歷，我看《紐約時報》披露說——李健熙當時在美國，作為一個連英語都不怎麼會講的公子哥，最後沒能拿到碩士學位。
不過好在背靠父親這座大山，回國以後的李健熙倒是不愁找工作。他先是在一家廣播公司Tongyang Broadcasting Company ——同樣也是三星旗下的產業工作；後來又去到三星集團下的建築與貿易公司 Samsung C&T。
直到 1979 年，37 歲的李健熙成為三星集團的副會長：
接下來又過了 8 年——1987 年，隨著父親去世，45 歲的李健熙開始接掌三星龐大的商業帝國。
所以李健熙的發家史講到這裡，還是沒有那些個白手起家者的故事來的熱血澎湃——畢竟人家是富二代，接手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一個家大業大的三星集團。
但如果故事講到這裡就結束了，自然是抹殺了李健熙開掛的後半生——
事實上，在他接掌三星大位的時候，龐大的商業帝國雖然家大業大，但主要經營的還是像建築貿易這樣的傳統行業。
並且雖然那時候的三星已經投身電子和家電行業，但充其量也就算是個山寨工廠——主要是對標、模仿那些日本大廠，像什麼松下、索尼和日立，看人家什麼東西賣得好，就趕緊拿過來抄，沒有原創性不說，關鍵是品質不行，二流都學不像。
所以在接任掌門人後不久，李健熙在接受《福布斯》雜誌採訪時專門說過一段話：「我們現在正處在非常重要的轉型期」，「如果三星不能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那麼我們的生存都會很成問題。」
事實上，關於三星轉型，了解這家公司的朋友一定記得兩個名場面。
其中一個是在 1993 年，當時是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個豪華酒店，李健熙在這裡將三星電子的各位高層悉數召集起來，一連數天給他們開會洗腦，要求他們將舊的工作和思維方式通通埋葬，其中就流出了很多人聽過的那句名言：
」除了你的老婆孩子，其他都要變。「
而且這種改變不是流於口頭，更是落實在行動。
李健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了加強三星的國際競爭力，大舉從海外吸納人才回國，並且要求他的高管深入了解海外市場，知道如何能在這些市場攻城略地。
而這當中，他關注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產品質量。
關於這點，又一個歷史性的名場面出現了——
1995 年，三星電子已經發展得不錯，海外市場能跟日本企業一較高下。但在當時，三星生產的一批手機（那時候還叫大哥大），被發現存在質量問題。
李健熙專門率一眾高管去到了三星位於龜尾市的工廠。根據《紐約時報》援引一本傳記的記載：當時，工廠的 2000 名工人被召集到工廠院子的空地上，「每個人頭上都綁了一個頭巾」，上面寫著：質量第一。
而且不僅是工人，包括李健熙本人、還有董事會成員，都坐在一個標語下面，上面寫著——我以質量為傲。
當天，李健熙和這 2000 多號人一起目睹了將工廠品質不過關的價值 5000 萬美元的電話、傳真機以及其他庫存產品，通通用鐵錘一錘一錘地敲成碎片，然後再用大火將它們付之一炬。
面對著沖天的火光，員工們紛紛流淚。
通過此舉，李健熙在韓企當中率先扛起了高品質的大旗，也奠定了三星日後在電子消費品領域快速超越日企，成為手機、電視等多個領域全球一哥的地位。
再加上三星在電子行業的厚積薄發——從李秉喆時代開始，三星就在半導體行業深耕多年——等到 90 年代初，三星已經超越了日本和美國同行，成為全世界內存晶片的一哥；平板顯示器方面也很有積累。
所以實際上在進入 2000 年後，特別是當蘋果手機引領了智慧型手機時代以來，三星不僅是安卓陣營最早能和蘋果叫板的對手，並且在這接下來的十幾年中依然保持著在眾多技術上的領先。
所以你看，無論是戰略格局，還是行為魄力，可以說李建熙都是全世界富二代中的戰鬥機——他不單單只會守家業，更是敢於大刀闊斧、披荊斬棘，讓三星完成了從傳統貿易商、山寨貨工廠到世界頂尖電子企業的蛻變。
但是顯然，在這些成就的背後，李健熙的公眾形象也並不是一味的光鮮。
包括他的商業決策，也犯過一些重大失誤。
比如說在汽車行業。想想如今這麼家大業大的韓國三星，似乎就是沒有造出三星汽車來，這背後的原因其實不是三星不想，而是李健熙當初投資失敗。在砸出數億美元後，2000 年三星汽車在債臺高築之時被迫賣給了雷諾。
另外據說，李健熙還曾經想要進軍好萊塢。他當年傳出一個故事，就在 1995 年，大導演史匹柏曾約著李健熙共進晚餐，討論投資一家電影公司，但結果這頓飯吃下來，大導演發現：同座的這些韓國高管感興趣的全是自己家的晶片，而不是藝術家們拍的影片。
所以史匹柏後來回憶時說的原話就是——「這些人既然對半導體如此著迷，他們何必還要來談電影生意……這完全就是在浪費時間。」
所以三星的好萊塢之路，就不像是隔壁的索尼和我們的萬達，相反連個聲響都沒砸出來。
不過比起商業上的偶然失利，李健熙人生最大的醜聞，恐怕還是他接連被坐實的經濟犯罪，包括 1996 年就被判有罪，罪名是賄賂前總統全鬥煥和盧泰愚。
但結果判刑過後，他馬上得到當時總統金泳三的特赦。
再後來 2008 年，他又因為逃稅被判有罪，但這一次又獲得了總統李明博的特赦。
而特赦他的理由就是——李健熙曾擔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當時正是韓國申辦冬奧會的關鍵時期，所以為了國家大計，總統對其特赦。
最後也確實如願，韓國拿下了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主辦權，李健熙當時被離奇特赦的事情似乎也就無人追問。
但是誰能想到，就在平昌冬奧會結束不久，當時給李健熙發布特赦令的時任韓國總統的李明博就被判處了長達 15 年的監禁，原因就在於他收受了來自三星集團高達 540 萬美元的賄賂，以此換取對李建熙罪名的特赦。
而那時候由於心臟病引發昏迷的李健熙已在醫院躺了好幾年，但他的兒子，也就是三星集團的實際控制人李在鎔，卻因此被判入刑。只不過情形一如往昔——
先是刑期 5 年的貪腐罪名在首爾高等法院那被改判成了 2 年 6 個月，而且還緩刑 4 年，意味著李在鎔當庭獲釋；隨後首爾最高法院又在去年裁決：李在鎔行賄案要發回二審法院重審……
所以，涉及李健熙的這齣賄賂案，最後很可能又會不了了之。
回顧這位低調但重要的韓國商界大佬的一生，榮耀滿格，但也汙點重重。
其中我想他給韓國投下的最大的挑戰，恐怕不單單是他本人的具體罪行，而是韓國這個國家從經濟、社會、到政治乃至司法都被財閥裹挾，從而面臨整個國家需要為此付出代價的系統風險。
事實上當一個人或者一家公司已經富可敵國的時候，尤其又當這種財富已經滲透進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力和控制力變成對社會生活無孔不入的時候，這位寡頭便不單只是一位民族英雄和創富神話，更可能成為國家進一步發展的威脅和障礙。
所以所謂「三星」，
它是大韓民族的「救星」，
是國家技術興旺的「明星」，
還是長遠發展的「災星」？
這些問題的答案，一部分已經交給了歷史，一部分還有待於未來。
原文 ：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4/obituaries/lee-kun-hee-dies-samsung.html
編輯 | 牛軋糖 校對 | 橙子 排版 | IC 剪輯 | A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