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東的故事值得一說，因為他曾經是被認為決不會偷渡的紅色典型，但在不經意的對比之下，這個根正苗紅的知青也一樣選擇了逃港，只是他的故事並沒有早期逃港者那麼悲情，並且幾年後他就選擇回到了深圳。
歐陽東的生活還過得去
最開始，歐陽東確實並沒有想著去香港。1965年，他從廣州主動來到深圳，當時還叫寶安縣，歐陽東成為海水養殖場裡的一名知青，工作雖然艱苦，但生活還過得去，他並沒有非去香港不可的念頭。他還參加了當時的文藝宣傳隊，經常帶領大家排演節目，因為外形好，他經常在戲中演主角，例如當時十分紅火的一部歌舞戲《紅色娘子軍》，他就在其中飾演主角洪常青。
因為有文藝特長，歐陽東在海水養殖場養蠔五年後，如願調到寶安縣蛇口公社，成為一名專職文藝宣傳員。
蛇口公社隔著深圳灣就是香港的流浮山，水性好的人幾個小時就能遊到香港。他的朋友大多在船上作業，通常是一早上開船出去，晚上回來時，只剩一個人把船開回來。也有人是在海上作業時，直接下海遊泳到香港。
廣州人把水路偷渡逃港稱作「督卒」，借用下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當地甚至掀起學遊泳熱，民眾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遊泳，父母也告訴孩子，好好學遊泳，長大遊到香港去。
歐陽東聽說，每個人到香港後，都會說自己喝上了咖啡。久而久之，每有一個朋友消失，就會說：「某某喝咖啡去了。」
新中國曾發生過四次大規模逃港潮，最後一次就是1978年到1979年上半年，僅1978年便發生逃港事件9.7萬多人次，逃出1.8萬多人。香港的新界原本並沒有羅芳村，居住在這裡的人全部是從深圳羅芳村過去的。
香港是悲情黑暗的
歐陽東除了演《紅色娘子軍》，還有一些宣傳香港不好的戲。歐陽東等人用快板形式說唱，內容都是香港跳樓、賣兒賣女、搶劫的內容。歐陽東相信香港是悲慘黑暗的，還是內地社會主義好。當年，歐陽東選擇對象的條件之一也是「不逃港」。
當時在學校牆壁上、大街上經常能看到一些標語，呼籲人們不要逃港，抵制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但這些宣傳歸宣傳，年紀大一點，要養家的人沒有辦法，還是要去香港發展。
陳秉安總結，對於逃港潮，內地有關部門最開始是強行阻攔，後來採用懷柔政策，排一些歌舞戲等勸導群眾不要逃港。但最終，領導人發現發展經濟才是良策。
歐陽東在1975年成了家，當時他和妻子兩人每月能掙七十多塊錢的工資，和周圍的人比，條件已經算很好了。然而，從1978年開始，掙了錢的同鄉從香港回來，經常帶一些餅乾、糧食等反哺鄉親。「像三明治不是要把麵包皮切掉嗎？麵包皮他們帶回來，我們都當寶啊，當點心送人，所以那個時候差距太大。」歐陽東說。
一瓶益力多改變了歐陽東的想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制定改革開放方針。
從1978年開始，蛇口港這邊建起第一套別墅，開始招商，進來第一家工廠。這一年，蛇口水灣村為了支持改革開放，在土地使用等方面做出實驗性的貢獻。7月8日，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正式破土動工，炸山開工的第一聲炮響也被視作正式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
然而，當時改革剛剛開始，許多不明就裡的群眾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走出稻田，腳都沒洗就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據統計，1979年1月至5月份，廣東省共偷渡外逃11.9萬多人，逃出2.9萬多人。
當時，不斷有朋友約歐陽東一起偷渡香港，但妻子堅決反對，他因此一直沒下定決心，直到一件小事深深觸動了他。那天他帶著孩子在海邊散步，有香港漁民到碼頭賣魚，一個漁民便隨手給了孩子一瓶益力多飲料，孩子迫不及待地打開，喝完以後，還對著瓶子用力吸，意猶未盡，「好像要把裡面的東西，全部的味道，連空氣都吸光」。歐陽東看著覺得心酸。
兒子吸空瓶子的畫面一直在歐陽東的腦海裡揮散不去，「我只覺得，其實我也不是沒有能力，這些東西如果買得到，我也可以買，但是沒有啊」。
1979年11月16日，歐陽東的妻子帶著孩子回廣州探親，沒人再攔他了。晚上，他和兩個朋友一起來到位於蛇口公社的大衝，從這裡橫渡到香港只有十幾公裡，遊過去需要七八個小時。他們各自攜帶了一個吹氣枕頭。偷渡者都會帶些救生用品，比如汽車輪胎、救生圈或者泡沫塑料等。據人民網的一篇報導，還有人將保險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遊過去。
遊到半路時，海面中間出現一艘巡邏艇，歐陽東分不清是內地的邊防巡邏艇，還是香港的巡邏艇，只看到那個探照燈一晃一晃的。他們把自己的衣服、鞋還有通信地址，全部用膠袋封好，帶在身邊，這些物品不會沉水，都浮在水面上。看見探照燈晃過來，他們就放開東西，人潛到水下去。等沒光了，再浮起來。每次看見船，就繞遠點再遊。他們只認準一個方向，就是香港流浮山——那邊燈火比較亮。
從香港回到了深圳
就這樣，歐陽東也成為一名偷渡者，起初，大家並不相信，單位還說：「不可能啦，個個偷渡，歐陽東都不會偷渡啦。」
為了能給家裡寄錢，在香港工作第一天，歐陽東就加班到晚上9點，第二天到晚上11點，第三天就到凌晨1點。一天工資三十塊錢，加班一個小時五塊錢，他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都幹完，然後等老闆安排其他工作。
曾有一位香港企業家告訴陳秉安，當年他最喜歡招那些遊泳過來的逃港者。「一是意志堅定，二是憋著一股氣想要幹出成績，」陳秉安說，「你給一百斤他挑走，一千斤也挑走，沒有怨言，這樣的工人哪個老闆不喜歡？」
很多逃港者都幹出了一番事業。曾有人做過統計，在20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除了「期貨教父」劉夢熊外，還有金利來集團董事主席曾憲梓等人。
與此同時，歷史的車輪也在滾滾前進。1980年8月，已經撤縣改市的深圳正式設立經濟特區。歐陽東也回來了。在香港拼命幹活的歐陽東用兩三年時間就為家裡攢夠了錢，到了1986年，歐陽東在香港已打工六年多，他從一個學徒工，成長為一個熟練技術工。深圳特區建立後，香港的服裝老闆也到深圳來辦廠，他隨廠回到深圳工作。
回顧當年的逃港生涯，歐陽東說：「香港真的很漂亮，全部是高樓，但是再好也不是我們能夠待的地方，我想我還是要回來。當時沒想到，如果想到現在改革開放這個樣，我看就沒人逃了嘛。現在就沒人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