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讀《魯賓遜漂流記》，是當成兒童讀物來讀的，故事就是一個人因為海難來到一個荒島，再一點一滴求生存的故事。我還記得讀的時候看到這個人因為海難掉到荒島上，心裡會跟著他著急。
那個年紀只讀故事，對「文學」這件事所知很有限，只知道這個故事是不是能夠牢牢抓住自己，而這本書顯然對那個童年的我是達到效果的。
一個小孩看故事時其實並不知道故事是由人所創造的，不知道故事是有作者的，他以為這就是事情本身，會跟著故事裡的人生心情起伏。
英國小說家伍爾夫曾經說過，長大之後她才發現《魯賓遜漂流記》原來有一個作者，那時她心裡覺得若有所失。她以為這是真人真事，是魯賓遜自己寫的。卻發現原來還有一個作者，叫丹尼爾·笛福，這件事讓人不是很開心。
後來我又讀到羅蘭·巴特說過一句更有趣的話：「假如世界上有一種極其專制的政權，專制到把所有科系都查禁了，禁止人們讀人類學、社會學，讀一切關於人的學問。那麼這個知識是不是就停止了？」他說不會，他認為只要有一本《魯賓遜漂流記》，我們就能重新恢復所有的知識。
《魯賓遜漂流記》電影劇照今天如果你有幸停下腳步，回頭去看小時候讀的《魯賓遜漂流記》，就會意識到這不是個普通的故事，不只是個荒島求生的故事。書裡寫到食物的取得過程，說魯賓遜被海浪衝上荒島時，他的狀態是這樣的：「他沒有衣服可以換，也沒有任何可以充飢止渴的東西，他身上唯一有的是一把刀，一個菸斗和一匣菸葉，別的什麼也沒有。」
他上岸第一件事情就是尋找淡水。他從海岸往裡走了差不多200公尺，找到一條溪流，淡水的問題就解決了。他第一批食物是從那艘擱淺的船上取得的。那艘大船因為擱淺，所以船尾翹了起來，船頭也進了水，但船尾是幹的，他在裡面找到麵包、米、三塊荷蘭乾酪、五塊幹羊肉，還有些剩下的歐洲麥子、幾瓶歐洲人用的藥酒。
接著他又搜羅了一些衣服，找到木匠的箱子，找到武器、鳥槍、手槍、火藥。他上船很多次，陸續把帆布、繩索、釘子、螺絲等等都拿下來，接著他找到麵粉，找到砂糖。這些都屬於文明遺產，是他從文明世界帶來的。
在荒島求生的過程中，他先用槍打老鷹，發現老鷹肉沒法吃，酸楚不堪入口。他改打山羊，發現山羊要從高處上面打，不能從下面。後來他在樹林中發現了野鴿，他說味道非常好。然後釣魚，把魚曬乾了吃。
然後是陸龜，他發現陸龜和陸龜蛋都很好吃；然後是野甘蔗、檬，那一段時間他的糧食分配是早上吃一串葡萄乾，中午吃一塊羊肉或海龜肉，都是用烤的，因為沒有器皿可以烹調。晚上吃兩個海龜蛋。這時食物從採集階段走到了培育階段，他開始種麥、養羊、曬葡萄乾。
他開始做工具，做木架，籬笆，燒陶罐，編竹籃，做獨木舟；他的衣服破了，就用獸皮做帽子，做皮雨傘，做皮衣皮褲，做靴子。之後他開始搬離洞穴，改建有茅草屋頂的住所。
今天回頭讀，就會意識到這整個其實是一個文明建造的過程。
這個故事引發了一個類型的誕生，後來有大量的故事後來都是關於一個人或一群人流落在荒島，然後描寫這群人怎麼用非常有限的資源來重建文明。比如凡爾納的《神秘島》，六個人加上一隻狗，從熱氣球掉下來落在荒島上，再重建文明。最近的電影《火星救援》也是個魯賓遜式的故事。
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曾經問：為什麼人們對魯賓遜式的故事這麼感興趣？就他來看，魯賓遜式的故事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人們想要問一個問題。
阿西莫夫說自己住在紐約一棟大樓的37樓，「當我想要煮飯時，打開爐子瓦斯就來了，我想要水，打開水龍頭，水就來了，我開燈，電就來了。這些事通通不是我做的，我是被社會所支撐的一個人。這是所謂的文明。我們在這裡生存，只需做很少的事，生活所需都有人幫我們解決。但是假如有一天，這個文明棄我而去，我到底能不能活下來？」他說，我光是想到從37樓走上來再走下去就非常困難。
魯賓遜式的故事，就是在說一個人本來享受著文明的支撐，當有一天文明棄他而去，他落到一個荒島，有了機會用一段時間，重複人類幾萬年的歷程——從食物採集、食物種植，到工具生產，到衣食住行樣樣具備的社會，這樣的故事顯然對人們有很大的慰藉。因為它說明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其實擁有完整的文明發展記憶，我們有能力重建文明。
阿西莫夫的話也讓我明白了羅蘭·巴特說的那句話：「如果所有學科都被查禁了，僅僅是一本《魯賓遜漂流記》我們就可以重建人類所有的文明。」
《旅行與讀書》是詹宏志首次分享自己的私家旅行與閱讀收藏，該書臺灣繁體版由臺灣新經典文化出版於2015年，簡體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1949年國民黨政府到臺灣，其中有一個到臺灣的家庭，後來他們的女兒成了我的妻子。這家人離開家鄉，40年後才有機會回到江浙一帶，回去尋找家鄉。當他們剛到臺灣時，我猜想是有點驚慌的，因為他們的味覺是江浙式的，可是菜市場是臺灣式的，街上賣的菜、賣的魚多是他不認識的東西，要怎麼樣用這個東西去做烤麩、做醃篤鮮呢？要怎麼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重建自己的文明呢？
得一點一滴地來。要等到一個人在高雄做出第一罐豆瓣醬，四川老鄉才得到他的安慰，要等到有人能夠在當地重製出烤麩，江浙老鄉才得到他們的安慰。他們也花了很多年的時間來適應這個全新環境。有的用記憶把故鄉的東西重建起來，有的就地取材產生概念中的東西，但是新的。
例如在我太太她們家裡有一道稱為「翡翠豆乾」的菜，其實就是她們家鄉的馬蘭頭拌豆乾，但是臺灣沒有馬蘭頭，所以他們得去找一種類似的青菜來代替。他們試了菠菜，試了茼蒿……我就在我嶽母家看到一整個魯賓遜求生的過程，一旦我們跑到異地環境，那個奮鬥就開始了，這個情景不僅僅是從大陸跑到臺灣那個孤島的人有，跑到美國那個大陸也會有，跑到歐洲大陸也會有。
哪怕是從福建跑到北京的人，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情景要去建造。這些故事每天都在發生，但是一本《魯賓遜漂流記》，給了我了解這件事的方法，解釋這件事的方法。
原來在小說中我看到的是讓人愛不釋手的故事。不過，經過長時間的反覆閱讀，你發現每本書在每個時間會產生不一樣的意義。讀書不一定讓我變得更好，但起碼讓我在了解事情時多一個角度。我們的一生就是這麼局限，但讀書會使有限經驗擴散出來，別人的經驗嫁接在我身上，如果嫁接了一百本書，我就有一百個人生，嫁接一千本書，我就是一千個人生。天底下沒有比這個更划算的事了。
那些提供了我們故事樂趣的書本，在個人知識增長的過程中，可以不斷變成生活的夥伴，也在我們的心理健康、知識發展上扮演某一種角色。
書的真實意義在於它會對一個人產生作用我猜想，一個人有讀書的動機，極可能是因為他看過一個好故事，他會想：「這個故事很好看，我想知道還有沒有這麼好看的故事，還有沒有更好看的故事。」這會催迫他去尋找下一個故事。
等到有一天他回想起來，一個人會不斷讀書，該感謝當年曾經給過他好故事的那些書，他才有動機不斷去尋找下一本，不斷克服一個個困難，直到後來，他什麼書都能看。
所以我常想，今天當我們抱怨孩子們不讀書時，也許應該想想，我們有沒有讓他倒盡胃口。我們如果讓他接觸過一兩個好故事，他那麼喜歡，那個動力就足以讓他去面對後來艱難的故事，包括連一個故事都沒有的書。
只是整個社會的教育系統讓小孩倒盡胃口的能力遠高過讓他們有興趣。我們教育的專長就是讓小孩對書倒盡胃口，使讀書這個活動變得不自然，變得要有更高明的目的，更了不起的理由。
所以，我很感謝小時候讀過的任何一本給過我好故事的書，《魯賓遜漂流記》是我記憶中最早的幾本書之一。這些故事在我有更好的讀書能力後回頭再看，便有了很不同的感觸。
臺灣現在是個讀書很開放很自由的社會，但這並不是從以前就如此。在我年輕的時候，取得書籍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的社會有很多限制、很多禁忌。經濟能力有限也讓我們想取得境外的書非常困難。
在一個很封閉，很局限的社會裡，我們這些很想多看一點書的人，的確是要費一些力氣的。年輕時，我對知識是有一些嚮往的，希望有機會看到更多的書。所以在我大學畢業拿到第一份比較像樣的薪水時，我就打電話找到一個貿易公司的人，跟他說我想要買一套大英百科全書，問他有什麼方式，我可以買得起？
對方因為同情我這樣一個想要讀書的人，就說：這樣吧，我幫你去進一套書，給你算個價格，讓你長時間分期付款，以後你每個月付一定的錢，就能買下這套書。
結果，我用當時每個月薪水的1/3，連續付了48個月，才擁有了全套的大英百科全書。那個錢在當時大概可以支付臺北近郊一套房子的頭期款。幾個月後，我拿到了一整套第11版全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剛拿到的時候很開心，每天都翻它，聞它的味道。
但很快地這個開心就打了點折扣，因為我發現我手上這套書好像怪怪的，很多地方都用黑墨塗去，只要寫到1949年以後，後面就都塗掉了，如果句子長一點，會用貼紙把它貼掉。當然那是1970年代末的事情，在臺灣當時是這個情況。
現在來看，買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其實是很蠢的行為，因為它是工具書。百科全書的編製作法本來有其啟蒙意義，但後來只不過是一套工具而已。
但我想買一套百科全書的行為反映的不是行為本身對不對，而是反映出一種嚮往——是一個人想從他局限的環境裡頭掙脫出來，想跟世界的知識面對面。而在那個時代，這個嚮往要付出的是那樣大的代價。
如果今天有個年輕人跟我一樣想要接觸這樣的知識，他該怎麼做？他要花多大的代價？理論上他只要接上網絡，就有十倍、百倍於大英百科全書的內容，那個代價幾乎是零。
但今天的問題是他有沒有像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饑渴。如果他是，他的知識累計速度會是我那個時代的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可是現在要有那種饑渴不容易了，現在的年輕人有太多的誘惑和太多消散能量的方式，太多東西在爭取他的注意力和他的喜好。
讀書能懂能進入，那是幸運不過，我相信在任何時代永遠都有想要求知這個力量，買一本書這個行為，不管這本書長什麼樣子、哪怕沒有形體的電子書也行，取得一本書的行為本來就包含著改良自己的動機。為什麼我要多讀一本書？讀這本書反映的是他今天的能力，讀不了很厲害書的人是不幸，而不是不道德。他沒有那麼幸運，有人讀書能懂能進入，那是此人的幸運。有些人要慢一點，要少一點，我們要認同這樣的人所有的努力，要想像他今天讀這個書，代表他未來有可能不止於讀這個書。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個小說家，是天賦很高會多國語言的人。他家境非常好，所以他不愁衣食，就想著為文學多盡一點力。他出錢出力，挑了各個國家現代語言的文學創作，親自翻譯或找朋友翻譯，又找出版社想盡辦法讓他們出版，做了很多貢獻。
但做完之後，卻充滿了挫折感。他跟我說這個事他覺得不該做了，因為一本書連兩千本都賣不掉，這個社會已經不讀書了，我還做這個事幹嘛。我很想安慰他，但我安慰他的方法可能不太好，因為我跟他說，其實最壞的狀況還沒來。
我告訴他在歷史上，一本書有很多人讀這是種短暫的現象。如果你有機會仔細想想出版的歷史或者創作的歷史，讀書向來就不是大量的工業化行為，這個工業化的行為是從19世紀末，差不多就是狄更斯寫小說的時代到現在。
《魯賓遜漂流記》已經是史上有名的暢銷書了，不過那個暢銷也不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暢銷書。中古世紀所謂的暢銷書可能是指兩百年賣了兩千本的意思。
在那個時代，很多作者包圍一個讀者是很常見的事。因為在中古世紀，一個創作者寫書，可能有一個所謂的贊助者，通常他就是個貴族，會提供政治庇護，讓你把書獻給他，所以那個書會註明是dedicated to(獻給)某某人，這個人就提供你庇護。你的書印出來，萬一思想上有什麼衝突，起碼他可以保住你。一個時代裡這樣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很多作者都要獻給同一個人，這就是我所謂很多作者包圍一個讀者的時代。
今天我們覺得書跟工業產品一樣，印出來就應該有很多人來讀，我們甚至把它當做理所當然，把它當做要求。遇到那些不讀書的人，或者眼看著書賣得不好，我們就急得不得了，覺得這個世界完了。
實際上，書比你想像中更頑固更頑強，歷史上發生過那麼多燒書禁書的行為，書仍然流傳久遠，其原因不是來自於工業化生產，而是來自於永遠有追求閱讀、甚至使閱讀產生新意義的人。
每個社會都有這樣的人，而且我必須說，現代是歷史上有最多這樣人的時候。所以當我們說中國讀者不讀書了，都是一種比較的概念。去年跟今年比，更多人上網了，書出版量少了，出版社變得艱難了，書店變得艱難了，這些當然也是事實。
書會花果飄零，散成一個個網頁在各個地方，不再是書現在的樣子。那個美好時代曾經發生過，我們可能還有點眷戀，但若是我來看，真實的書的意義不在於賣很多，不在於很多人讀，真實的意義是，當一本書對一個人產生一種作用，這件事對他持續影響著。我是用這個角度來看書的頑強，來看出版跟書頁的源遠流長。
回過頭來說，精神生活一定要是全面性的嗎？我們希望它是全面性的，因為我們覺得那是一個福分，我們希望大家都有。但是如果有人不要，我想這也沒關係，那些在乎的人會使這個事流傳下去，那個力量還是蠻大的。
我只要想像每一本書在年輕人身上，在小孩子身上起過的種種作用，就覺得這個力量不容小看。我也不覺得現代化、後現代化這種種怪現象和亂象會把這些根本的力量、這些幾千年的力量毀於一旦。我不覺得真有那麼大的力量能與閱讀的力量抗衡。
【附】臺灣作家詹宏志曾任職於滾石唱片、遠流出版公司、《中國時報》、後來創建了臺灣最大的出版集團——城邦出版。他是臺灣新浪潮電影的幕後推手，策劃監製了包括《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內的多部經典影片，他也是臺灣最大的電商平臺PChome的創始人。本文內容選自他在「2016年誠品生活蘇州·閱讀大講堂」上的發言。
詹宏志在 2016 香港書展上的活動時間：7/23 (六) 11:30~13:00
講題：書呆子放洋記
詹宏志在 2016 上海書展上的活動時間：8/17（三）19：00~21：00
主題：《旅行與讀書》讀者分享會
地點：思南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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