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裡，有一架16毫米的貝爾牌攝影機。通過這架攝影機鏡頭拍下的日軍暴行影像資料，每天都在紀念館裡循環播放。這是留存至今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它的拍攝者是美國人約翰·馬吉。
整整80年前，親歷大屠殺的約翰·馬吉，不僅像其他在寧外籍人士一樣保護難民、用文字記錄日軍暴行，而且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影機悄悄留下了長達105分鐘的影像。
約翰·馬吉
馬吉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殺的鐵證，卻一度下落不明，甚至被日本污衊為並不存在的「鬼片」。直到上世紀90年代，影片才在約翰·馬吉兒子家的地下室被重新發現，引起轟動。
2014年12月13日，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提到約翰·馬吉。這位國際友人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國牧師喬治·費奇登上了南京開往上海的日本軍列。自從南京淪陷，西方人士進出南京變得極為困難，為了這次出城，費奇花費了許多工夫。登上列車後，他卻更加緊張了。車廂裡，費奇的周圍是一群日本士兵，而他的駝毛大衣襯裡內卻藏著絕不能被日本人發現的8卷膠片。這一趟，他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將這些膠片安全送出南京。他在日記中寫道：「毫無疑問，當我們進上海時我的包會被仔細檢查。如果他們發現了這些膠片會發生什麼事？」
令費奇緊張不已的膠片，到底記錄了什麼內容？
在日軍佔領的南京，這些膠片是如何拍攝的？
事情還要從膠片的拍攝者約翰·馬吉說起。
約翰·馬吉（John G. Magee），彼時的身份是南京下關挹江門外道勝堂的傳教士。據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嚴海建介紹，1884年10月，馬吉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的一個律師家庭。他的家族自18世紀開始就在匹茲堡創業，在當地的政界和商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家族裡曾經出過一位美國國會議員、一位州議員和一位市長。直到今天，在匹茲堡還可以看到以馬吉命名的道路和圖書館。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馬吉若想從政或經商，先天優勢不言而喻，然而，馬吉的選擇卻是到遙遠的中國成為一名傳教士。1906年，馬吉獲得耶魯大學學士學位，隨後，他又在劍橋聖公會神學院獲得神學碩士學位。1912年，作為美國聖公會的牧師，28歲的馬吉被派往中國南京。自此，他在南京一幹就是28年。
初到南京，馬吉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請中國教師，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當他能夠以各種方式和中國人交流時，便在南京下關鳳儀裡租下三棟樓房作為傳教場所，同時還和中國牧師共同創辦了一所益智小學。1918年，趁著回美國休假的機會，馬吉在家鄉匹茲堡市募集到了一筆相當大的款項15000美元。利用這筆款項，他在下關置地，建造了五棟樓房和兩間平房，作為新的教堂和校舍，取名「道勝堂」。馬吉創辦的學校，就是今天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前身。而他籌資建造的「道勝堂」，則成為了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圖書館。
約翰·馬吉圖書館在南京命名。
嚴海建告訴記者，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長期生活、工作在南京的很多西方國家僑民，都以自己能成為南京市民的一員而自豪，他們甚至趣稱自己是一夥「南京幫」，馬吉以及文章開頭出現的費奇，都是「南京幫」的成員。馬吉不僅在南京立業，也在南京成家，1921年7月，他與英國女傳教士菲絲女士結婚，並先後育有4個兒子。常年生活在這座古典而美麗的城市，馬吉對南京懷有深厚的感情，這裡無異於他的第二故鄉。
然而，馬吉平靜的生活卻被戰爭打破了。1937年9月，馬吉拿起一臺家用小型攝影機，第一次把鏡頭對準了空襲下的南京。攝影機，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極其罕見，即便是南京的西方人士，擁有一臺攝影機並且能夠熟練使用的也是極少數。馬吉的攝影機屬於教會，因為負責拍攝教會的禮拜活動等儀式，他才能夠保存和使用這臺攝影機。
而此時，在他舉起的攝影機鏡頭中，南京城濃煙四起，建築成為一片廢墟。中國軍隊抵抗侵華日軍的主戰場尚在淞滬一帶，但南京已經不再安全。8月15日，日軍開始了對南京的空襲。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記載，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南京遭空襲65次，日機共投彈517枚，炸死392人，傷438人，損毀房屋1949間。
11月上旬開始，隨著淞滬戰場的失利，沿滬寧線撤退至南京下關火車站的傷兵驟增。國民政府在下關火車站設立了一個傷兵接應所，但給養和照顧傷員的工作人員都不充足。常年在下關工作生活的馬吉，就在此時加入了救護傷兵的隊伍。
11月7日，南京教會組織「南京基督教戰時救濟委員會」成立「下關傷兵接待部」，馬吉擔任負責人，協助國民政府接待、照顧和轉移下關的中國傷兵。幾天後的11月12日，從揚州撤退到南京的另一名聖公會傳教士歐內斯特·福斯特抵達下關，也加入了這支隊伍。
11月中下旬，戰事逼近，政府機關開始撤離南京，大部分西方人也開始向內地或上海租界遷移。火車站的醫護人員越來越少，擁擠的下關火車站，和整個南京城一樣，處境愈發艱難。
11月30日，馬吉和福斯特收到了美國大使館帕克斯頓先生的警告：「如果想乘輪船去漢口，今天是最後的機會。」下關，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內的難民和撤退的傷兵，每天都從這裡離開南京，轉移至後方。如果馬吉和福斯特願意，他們有無數個機會撤離戰爭陰雲籠罩的南京，但他們卻一直堅守著。
12月3日，美國大使館發布了最後一次警告，要求美國人離開南京。馬吉和福斯特面臨三種選擇：第一，自行撤離；第二，乘美艦「帕奈」號撤離；第三，留在城內。他們還是選擇了最後一種。事實上，政府人員撤離前，馬吉等人還與政府進行了交接，收下了政府提供的一批醫療器械和藥品，他們早就決定繼續照顧傷兵。
福斯特在致妻子函中寫道：「我們覺得應有儘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證中立區計劃的順利實施……而且，我們留下的決定也能鼓勵護士和衛生員們忠於職守。」
馬吉的信件甚至根本未曾提到撤離，12月12日晚上，他給妻子寫信，只是如常記錄下近幾天的忙碌：為傷兵尋找藥品和食物，組織下關地區的難民疏散到城內安全區，開車尋找需要救助的受傷難民，再將他們送往醫院。
在信的末尾，馬吉寫道：「槍聲逐漸稀落，我猜想中國士兵的陣地被佔領了，或是他們被繳械。明天將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
正如福斯特寫給妻子的信中所說，馬吉和福斯特留在南京的一個原因，是與其他20多名留守外籍人士合作，共同建立安全區，以便為難民提供一個避難場所。
11月22日，由7位美國人、3位德國人、4位英國人和1位丹麥人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以下簡稱「安全區委員會」）成立，約翰·拉貝任主席，馬吉也是成員之一。委員會規劃了3.86平方公裡的安全區，在安全區內設立了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等26個難民收容所。
除了安全區，福斯特提到的「鼓勵護士和衛生員們忠於職守」，則與馬吉和福斯特早已投身其中的救助傷兵行動有關。為了更有效地救助傷員，馬吉打算在南京成立一個國際紅十字會分會。「國際紅十字會最早就起源於戰爭中對傷兵的救助，馬吉打算成立分會，主要設想也是如此，希望接管中國軍方未能撤走的傷兵醫院，照看其中的傷員。」嚴海建解釋說。
為此，早在12月6日，馬吉就與已經撤退到漢口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聯繫，希望獲得合法身份。可惜，由於戰爭的影響，馬吉始終沒有等到回信。
12月12日，南京城的形勢危在旦夕。南京中央醫院等安全區外的民用醫院、藥房全部撤離，只留下空襲後的一片狼藉。這天下午，馬吉去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那裡原本應該有一個軍醫院，但他只看到了大量傷兵，沒有醫生和護士。隨後，他和福斯特一起去了軍政部，那兒的傷兵更多，軍隊的醫護人員卻在準備撤退。這一切，讓馬吉不得不加快了籌備紅十字會的步伐。
馬吉和難民醫院職員及病人的合影。
12月13日，幾乎就在日軍攻入南京城的同時，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天，位於寧海路5號的安全區委員會總部裡，馬吉等人只用了10分鐘，就正式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以下簡稱「紅十字會」），籌備此事許久的馬吉出任主席，福斯特擔任秘書。由於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數量有限，紅十字會委員與安全區委員有很多重疊的，實際上，他們後來的很多工作也是密切配合的。
嚴海建告訴記者，根據日內瓦公約，傷兵和俘虜是不能殺害的。儘管如此，為了確保傷兵醫院的安全，馬吉還是通過安全區委員會與某些日本軍官取得了聯繫，得到的答覆是：「只要醫院不藏匿士兵，醫院將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會受到傷害。」
馬吉和其他工作人員很快忙碌起來，他們在城市的各個地方傳遞消息給中國士兵，希望他們解除武裝，集中起來接受救助。同時，召集組織醫護人員清理醫院的垃圾，運走死者。13日晚上，100多名急救員開始在懸掛著紅十字會標誌的傷兵醫院工作起來。12月14日，安全區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致日本司令官的信中，介紹了紅十字會的工作，並特別提到紅十字會昨天已經解除了外交部、鐵道部和軍政部三處傷兵醫院的所有人員武裝，確保這些地方僅用於醫療救治。
可是，馬吉很快發現，日軍根本不允許他們的善舉。就在14日當天，馬吉帶著載滿傷員的救護車到外交部，正在設法使能走動的傷員朝臺階上走的時候，一些日本兵來了。馬吉這樣描述他們：「其中有些像是野獸，我正扶著一名可憐的傷兵，他痛苦地向前邁步，一個日本人把他從我身邊拖開，猛地扭他受傷的脖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並把另一名傷員的手也捆在一起。」幸運的是，正好有一名會德語的日本軍醫過來，馬吉用不流利的德語說這是傷兵醫院，並指給他看傷員們的血衣，軍醫這才給傷員鬆了綁。運送另一車傷員時，馬吉又遭到了日軍的阻撓，以至於在給妻子的信中都難以壓抑憤怒：「我們在門口遇到了一個怒氣衝衝的軍官，在這以前我從未見過這種人！他說話聲音聽起來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話，他的那副模樣就像要把我燒掉。」
那天，馬吉和工作人員共送去了三車傷員，此後，無論他如何抗議，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再也沒有被允許進入醫院，也再也沒有見到過那些傷員，因為日軍強佔了早已解除武裝的傷兵醫院。
儘管如此，善良的馬吉還是在日記裡猜測，他們的努力可能挽救了外交部醫院裡數百名傷員及醫護人員的性命。可是，嚴海建在研究了相關史料後卻認為，這些傷員最終的命運很可能還是被日軍屠殺了。他告訴記者，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曾提到這些傷兵，稱「他們終究會因食物的匱乏而死亡」。日軍第16師團一個伍長林正明也曾寫道：「（中國傷兵）在一天天復元，應該怎麼樣處理這幫傢伙呢？……按照國際慣例，是不能殺傷員的。如他們痊癒的話，就讓他們到揚子江邊，站在我們的槍口前，踏上長眠的旅程。如果他們沒有痊癒，就讓他們自己去死。」
戰爭是殘酷的，每次戰爭中都不可避免出現傷兵，馬吉和他領導的紅十字會，初衷便是對傷兵進行人道主義救助。可是，馬吉很快意識到，這次戰爭的殘酷遠遠超出他的想像，超出他所了解的任何一次戰爭。殘暴的日軍不僅阻止他們救助傷兵，而且還對無辜的平民舉起了屠刀，搶劫、強姦、屠殺每天都在發生，馬吉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恐怖。
「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姦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只有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堪與比擬。」12月19日，日軍進城整整一個星期，馬吉給妻子寫信，開篇是這樣幾句話。
南京淪陷前，馬吉和福斯特從城外的下關搬進了城裡。這一周，馬吉親眼目睹日本兵搶劫了所能搶到的任何東西，就連教會的汽車也被搶得只剩一輛，日本人到處放火，城市被燒得一片狼藉。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到處都是屍體，到處都能聽到機槍的聲音。但最可怕的是強姦婦女，馬吉寫道：「日本人以最無恥的方式幹這些勾當，街上到處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
保護婦女免遭日本兵的侮辱，成了馬吉和福斯特做得最多的事情。此前，一些撤離南京的外國人委託他們看管好幾處房產，包括珞珈路25號的漢森住所、琅琊路17號的斯坦恩住所、舒爾茲·潘亭住所、德士古公司以及位於太平南路的聖公會聖保羅堂等。這些房產，並不在安全區26處難民收容所的名單裡，但由於房產屬於西方人士，且有馬吉和福斯特看管，日本兵多少有些顧忌，其中的不少房子很快成了中國難民的避難所，尤其是漢森住所和斯坦恩住所，住滿了尋求庇護和從日軍魔爪下逃脫的婦女。
送受害者去醫院的聖公會汽車。
原本用來存放物品的房子、飯廳、衛生間，全都住滿了惶惶不安、驚恐萬分的婦女。12月23日，馬吉給妻子的信中描述了他們住處的擁擠：「樓下一間大房間，包括相連的一個封閉涼臺，共50多人，包括孩子睡在裡面。」即便如此，前來求助的婦女還是源源不斷。一天，隔街一個小寺院的和尚也找到馬吉，原來，幾個日本兵竟然從寺院裡帶走了兩名尼姑，和尚懇求馬吉讓另外幾個尼姑過來躲一躲，馬吉照辦了。
但西方人的房產也不是絕對的安全，日本士兵從未放棄騷擾房子裡的女性。有時，馬吉只是去隔壁吃飯，就有日本兵趁機溜進房子裡。馬吉和福斯特不得不分工看守，隨時注意收容難民的房子。每天晚上，馬吉睡在漢森住所，福斯特睡在斯坦恩住所的地板上。白天，兩人輪流外出巡視，馬吉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們的習慣是整天站在街上，每人負責三處房屋，一旦有日本士兵停留在這些房屋外，我們就立刻衝過去把他們趕走。」
需要保護的難民太多，而城裡的西方人太少。每天，都有數不清的受傷平民、遭遇性暴力的婦女。與大量需要醫治的難民相比，南京城內的醫療設施卻少得可憐，日軍強佔了傷兵醫院後，整個南京城只剩下安全區內的金陵大學醫院（今鼓樓醫院）還對難民開放。由於患者太多，醫院甚至不得不拒絕小病和輕傷患者，僅收治重傷病人。即便如此，醫院每天的住院病人也都在100例以上，而其中最多的，就是日軍屠戮造成的外傷和強姦致傷病人。
為了讓難民更好地接受急救，馬吉和金陵大學醫院合作，利用紅十字會的基金，在醫院內附設了難民醫院，主要處理急診類醫療。每次從日軍手裡救下受傷的難民，馬吉就將其送到難民醫院。考慮到很多難民無錢治病，他還以紅十字會的名義，每個月向金陵大學醫院三等病房免費治療的病人提供5000美元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接受救治的受傷難民，難民醫院還庇護了不少以醫生、護士身份留下的人。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曾在醫院工作的中國醫生周紀穆就是如此。他的愛人王靜媛曾經回憶，周紀穆原是國民革命軍第72軍的衛生分隊隊長，「南京淪陷後，在逃亡過程中躲到了約翰·馬吉設在鼓樓的難民醫院。當時該院正要組建一個難民區病房，而周醫生剛好是個內科醫生，就留下來搶救傷員。」
其實，日本士兵也常常到醫院抓人，但凡看到頭上有戴過鋼盔的痕跡、手上有老繭或者腰裡勒過皮帶的，就當場拉走，連醫生也不放過。周紀穆之所以能逃過一劫，只是因為他在部隊待的時間還比較短。
留在醫院內尚且如此，進出醫院更是不安全的事情。《拉貝日記》中曾寫到這樣一件事，1938年1月30日，一個16歲的少女，在與母親一起前往金陵大學醫院探視病人的途中，被兩個日本士兵強姦了。這種情況下，在日軍的槍口下接送病患就診和出院，成了外籍人士不得不擔起的一項新任務。被日軍搶得只剩下一輛汽車的馬吉，也成了接送病患的人員之一。
他頻繁地進出金陵大學醫院，在這裡，他看到了肚子上被刺了四五刀的七歲男孩屍體、全身被刺傷28處的孕婦、被刺傷後又被澆上汽油燒傷的男子、腦殼被砍連腦子都露了出來的傷者……這些慘不忍睹的外傷病患，後來都成了他拍攝影片的主要對象。
「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國婦女下跪請求日本士兵不要殺害她們的兒子和丈夫，他們僅僅是因為被懷疑當過兵而被無情地驅趕在一起。成千上萬的平民也被這樣用繩索捆綁起來，驅趕到下關的揚子江邊、眾多的小池塘邊和空曠的場地上，在那裡他們遭到機關槍掃射、刺刀砍殺、步槍齊射，甚至被用手榴彈處決。」
這是南京淪陷後約翰·馬吉拍攝的第一段影片的解說詞。從解說詞和鏡頭的角度不難推測，他是躲在安全區某棟建築的窗戶後面「偷拍」的。不知是因為緊張還是震驚，不到一分鐘的畫面裡，鏡頭竟然晃動了好幾下。
馬吉不得不選擇「偷拍」的方式，因為日軍絕對不會允許有人拍攝和記錄他們的暴行。正如他在影片的引言中所寫：「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不能直接拍攝處決的鏡頭，或是拍攝該市幾個城區中堆放著大量屍體的場景。」
那麼，哪裡才能拍到日軍暴行且不被發現呢？
12月22日，他終於發現了合適的拍攝地點——金陵大學醫院。
這天，馬吉在醫院見到了19歲的李秀英，已經懷孕的她全身都是日本兵刺的傷口。馬吉拍下了她被威爾遜醫生救治的畫面，黑白默片，沒有聲音，為了讓事實更加清晰，他額外寫了一份詳細的解說詞：
這個19歲的女子在難民區的美國學校裡避難。她懷第一胎已經6個半月。一個日本兵要強姦她，她進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臉部被刺傷19處，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進鼓樓醫院一天後就流產了。
從這一天起，馬吉忙著保護難民之餘，每隔一段時間就抽空兒到醫院進行拍攝。他在影片的引言中清楚地寫下了拍攝的目的：「把這些場景記錄下來，並不是為了煽起對日本的復仇情緒，而僅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內，牢記這場戰爭的可怕後果，並使他們明白，應該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結束這場由日本軍隊挑起的爭端。」
可惜，他的時間不多，手裡的膠捲也有限，因此，只能在成千上萬受傷的人中拍下極少數被送進醫院的人：
日本人侵入這座城市時，這個約11歲的女孩和她的父母站在難民區一個防空洞的附近。這些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她父親，開槍打死她母親，用刺刀刺中她的肘部。她的傷口現在已癒合，但留下一隻殘廢的臂膀。
這是一個7歲男孩的屍體，他被送入醫院3天後死去。他身上被刺刀刺了5刀，有1刀刺進了肚子。男孩的母親最先被日本人殺死，這個男孩跑向了他的父親，他父親也被殺死。
這個抬擔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國人被帶到江邊，他估計有4000人，他們在那裡被日本人用機關槍掃射。他和其他約20個人成功地逃脫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槍。
……
從1937年9月最早的空襲鏡頭算起，到1938年4月，馬吉一共在南京拍攝了105分鐘的影片。其中大部分都拍攝自安全區內，特別是1938年1月之前，大大小小近30個案例，幾乎都是在金陵大學醫院拍攝的。
不過，馬吉也拍攝了一些安全區範圍外的場景。嚴海建解釋說：「與其他西方人士相比，馬吉的汽車使得他的活動範圍大了許多，他不是固定地待在安全區的某個地方，他開車去過城外西北方向的下關尋找被抓走的難民，也去過東北方向的棲霞山水泥廠難民營。」正因如此，他的信件和影片裡留下了更全面的記錄，比如堆積在下關區域的屍體，從棲霞山回城途中被燒的房屋，以及反綁後被日軍處決扔進水塘的中國士兵等。
在這些安全區外的記錄中，最詳盡的案例就是8歲女孩夏淑琴的受害經歷。帶著攝影機到安全區外拍攝，無疑要冒著生命危險，可是，馬吉必須把這「最可怕的東西」「最令人作嘔的事情」記錄下來。
夏淑琴一家遇害的場景。
12月13日，約有30個日本士兵闖進門東新路口5號(今中華門內新路口5號)的一座房子裡。房子裡住了哈家、夏家兩戶人家共13口人，除了8歲的夏淑琴和她4歲的妹妹之外，全部被日本兵殺死。房子的主人哈先生剛剛開門就被打死，夏淑琴的父親夏先生跪下懇求他們不要殺害其他居民，但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隨後，哈太太、哈家4歲和2歲的孩子、夏太太和她76歲的父親、74歲的母親，以及夏家16歲和14歲的兩個女兒、1歲的嬰兒，全都被殘忍殺害。夏太太和兩個大一點的女孩死前分別被強姦。
夏淑琴被刺了好幾刀昏過去了，等她醒來後，爬進了隔壁4歲妹妹的房間。兩個孩子靠著炒米和在鍋裡找到的剩飯，躲在舊被子下面活了14天，直到鄰居家的老太太發現她們。
馬吉從鄰居老太太和夏淑琴口中得知這個慘案後，立刻和紅十字會副會長許傳音一起，在老太太的帶領下來到慘案現場實地查看，並用攝影機冒險拍攝了劫難後的慘狀。通過馬吉的鏡頭，可以看到房間裡的屍體已經被挪到院子裡的空地上。後來，馬吉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作為證人回憶當時的場景：「我到達時，屍體已經被運走了……那裡四處還是沾滿了血……如果我當時有彩色膠捲的話，就可以看出女孩被強姦的桌子上和另外一個人被殺的地上都有鮮血……」
約翰·馬吉在東京審判法庭上作證。
在影片和解說詞中，馬吉並沒有記下李秀英和夏淑琴的名字，他也不知道，鏡頭中的李秀英和夏淑琴最終在那場劫難中倖存了下來。半個多世紀後，通過馬吉等西方人的回憶史料、當時在醫院工作的倖存者口述以及兩人身上傷疤位置的比對等，兩位倖存老人才驚訝地發現，1937年的自己曾被馬吉用影片記錄了下來。
而拍下這些血腥畫面的馬吉這樣告訴自己的妻子：「重複這些事令人噁心，但我認為應該把它們記下來，這樣，這些不可泯滅的事實終有一天能公諸於世。」
可是，在日軍嚴密封鎖的南京，在二戰期間腥風血雨的世界，這樣秘密拍攝的影片，註定難以為世人所知。
1937年底，當30萬中國平民和戰俘在淪陷後的南京城內慘遭屠戮時，世界看到的卻是一個「祥和」「平靜」的南京。日軍對南京進行了嚴密的封鎖，廣播、電話、信件往來全都被切斷，南京變成了一座黑暗的信息孤島。
12月16日，南京的最後一位西方新聞記者、美聯社的葉茲·麥丹尼爾在日方的強制要求下離開。12月23日，馬吉在信中寫道：「日本人不允許任何外國人進入南京，因此我們現在與世隔絕。」12月31日，喬治·費奇在日記中寫道：「至少還要過一個月，我們才能獲準離開本市去訪問上海，實際上我們是這裡的囚徒！」
封鎖消息，禁止西方人出入南京，日軍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隱瞞暴行，在虛假宣傳中粉飾太平。
據嚴海建介紹，從1937年12月13日到12月31日，《東京朝日新聞》對南京的7次報導，都是對日軍攻佔南京的美化宣傳。其中12月25日《南京在微笑》的專題報導中，有一張圖片特寫，照片說明是「沐浴和平之光，中國教堂的讚美歌」，內容是一塊灑滿陽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約翰·馬吉牧師的帶領下，伴著風琴唱讚美歌。
馬吉在12月20日的信件中，記載了這幅畫面背後真正的事實。12月19日，馬吉正在潘亭住所的花園裡和孩子們一起參加禮拜，來了兩名會講英語的日本記者。馬吉認為這是一個讓世界得知真相的機會，就同意他們拍照，並花費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告訴兩名記者發生在南京的可怕事實，包括教會的14個人被抓走，街對面的和尚請求馬吉收留尼姑，日軍屠殺無辜平民等。馬吉沒有見到那份報紙，他可能永遠不知道，他的講述最後被呈現為完全顛倒黑白的報導。
除了報紙，日本還拍攝了美化侵略的影片。1937年12月14日，日本東寶映畫株式會社文化電影部的攝影師白井茂一行抵達南京，開始拍攝紀錄片《南京》。《南京》中充斥著中國人揮手歡迎、日本人給中國孩子發糖之類的畫面。可是，拍攝者白井茂在後來的回憶錄裡卻寫下了更多的史實：「在通往揚子江邊的中山路上，中國人沿著左側高高的柵欄站成了長長的一排隊伍……原來這些都是馬上要被槍斃的人……我們看到包括槍殺在內的很多場面……我不可能將所看到的都拍攝下來，即使拍攝下來的也要進行剪輯。」他還提到入城儀式上揮手歡迎的中國人，「他們沒有辦法，只是隨便揮揮手」。
金陵大學醫院美籍行政主管麥卡倫的日記也記錄了日本人拍電影的過程：日本人向中國難民分發餅乾、蘋果，完全是在「製造」電影，就在他們為這種「善行」拍電影的同一時間，「一夥日本兵爬越大院後牆，強姦了約12個婦女，這卻沒有拍電影帶回去。」
所幸，馬吉的影片記錄了他們試圖掩蓋的歷史真相。但是，真相如果只停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手中，是沒有用的。日軍的信息封鎖讓馬吉意識到，只有儘快將真相大白於天下，日軍的暴行或許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譴責聲中停下。他必須想辦法，找一個可靠的人將影片帶出南京。這個危險的任務，最終落在了喬治·費奇身上。
喬治·費奇是安全區委員會的總幹事，1883年出生於中國蘇州的他，為自己取了中文名「費吳生」。他在美國接受教育後，子承父業，以牧師身份返回中國工作。南京大屠殺期間，作為總幹事的他有一項工作是負責安全區食品與藥品的籌集，因此，他與上海方面的聯絡相對較多。1938年1月，經過與日軍的長期談判，喬治·費奇終於獲準離開南京。儘管往返過程中屢次受到日軍刁難，他還是成功地從上海購買了一船大豆、大米、麵粉和其他食品返回南京。
因為這次經歷，馬吉的影片最後交給了喬治·費奇。那時，南京的電報系統逐漸恢復了，喬治·費奇提前與上海的朋友商量好，請對方發來一封電報：「23日前來上海。」憑藉這封電報，幾經努力，他又一次獲準離開。
為了躲避日軍的檢查，臨行前，他悄悄把馬吉的電影膠片縫在了駝毛大衣的襯裡內。1月19日，穿著駝毛大衣的喬治·費奇登上了開往上海的日本軍列。就這樣，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被擠在日本士兵中間的他忐忑不安了一路。慶幸的是，一直到抵達上海，也沒有人發現他藏在大衣裡的秘密。
馬吉拍攝的膠片。
一到上海，喬治·費奇立即趕到柯達公司。當時正在上海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和喬治·費奇一起對影片進行了剪輯，並依據馬吉額外補充的解說詞文本，為影片的各個部分配上了英文標題。影片剪輯後由柯達公司製作了4份拷貝，一部送給了英國女傳教士穆裡爾·萊斯特小姐，一部給了德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羅森先生，一部輾轉送到了美國國會，最後一份則由費奇後來帶回了美國。
由於費奇離開南京的時間是1938年1月，而馬吉的拍攝持續到了1938年4月，這4份拷貝並不是馬吉拍攝的完整影片。但是，無論如何，馬吉膠片上的南京真相，終於開始在世界各地艱難地傳播。
英國女傳教士萊斯特小姐勇敢地把影片帶到了日本，她天真地以為，如果日本的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領導人能看到這些影片，可能會對停止暴行有所幫助。她的確給東京的一小組基督教領袖放映了影片，但她的行為很快遭到禁止，影片從此下落不明。提供給德國外交官羅森的影片，更是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幾乎無人知曉。
在美國，1938年3月初，從南京輾轉抵達加州的費奇，在一次演講會上放映了馬吉的影片，還接受了《洛杉磯時報》的採訪。4月，費奇又在華盛頓為美國國會下院外交委員會、戰時情報局、記者等放映了影片。此外，他還向相當多的教堂和政府機構說起過這部影片。後來，膠片中的畫面還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上，這是世界上最早在媒體公開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真實報導。
同一年的5月，馬吉暫時回到美國休假，帶回了更完整的影片，他也在教堂等地放映過這部影片。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後來就曾回憶，他在1938年看過父親的影片，當時父親正在休假。可惜，對於大部分美國人來說，這部影片實在「太可怕」，常常有人看到那些暴行鏡頭時昏倒，這也限制了影片的傳播。而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也不夠強硬，影片最終並沒有在美國引起足夠的重視。
1939年5月，結束休假的馬吉再次回到南京，最終在1940年5月離開了他的第二故鄉，回到美國繼續擔任牧師。1946年東京審判期間，作為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62歲的馬吉出庭作證，陳述了他歷經的種種日軍暴行。他的影片也曾被提及，但不知為何，最終並沒有在庭審中播放。第二年，南京軍事法庭在審判南京大屠殺戰犯時，當庭播放了弗蘭克·庫柏編導的影片《中國的戰爭》，其中包含了很多馬吉拍攝的鏡頭。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審判之後，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馬吉的影片似乎都被淡忘了，幾乎不曾在任何公開史料或媒體中出現。
直到1990年12月，存放於德國柏林波茨坦檔案館的羅森報告被發現。在這份寫於1938年2月10日的報告中，人們發現，羅森不僅談到了馬吉的影片，並要求嚴密地保護這些材料，而且，報告裡還包含一份詳細而未署名的英文影片鏡頭目錄。羅森甚至特地請求將這部影片放映給希特勒觀看，因為「這是一部令人震驚的時代文獻」。
羅森報告很快引起了日本媒體的關注，然而，由於影片實物並沒有同時發現，日本人拒絕承認這部影片的存在，甚至污衊其為「鬼片」。
正在這時，由美籍華人組成的紐約對日索賠基金會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徵集南京大屠殺史料的啟事，喬治·費奇的女兒愛迪斯·費奇偶然看到，便和基金會聯繫，講述了她父親在南京大屠殺中的經歷。隨後，另一個美籍華人團體——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愛迪斯·費奇的幫助下，發現了費奇的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以及他編輯的馬吉影片。在回憶錄中，費奇講述了他將馬吉膠片偷偷帶往上海的過程，這讓人們開始相信，羅森報告中提到的影片是存在的。
時任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會長的邵子平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尋找馬吉的原片。2014年，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回憶當時尋找馬吉原片的過程：「那時日本的媒體也派了記者尋找馬吉拍攝的影像資料，所以，可以說當時我們在和他們賽跑。」由於線索並不多，聯合會的成員花了很多精力，拜託朋友、熟人，在美國東部、西部的很多城市尋找。誰料，就像冥冥之中註定的緣分，邵子平後來才發現，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就住在離自己家只有兩條馬路的地方。
1991年8月，在他的推動下，大衛·馬吉從家中地下室裡存放的父親遺物中，找到了父親當年拍攝的膠片拷貝和那臺16毫米攝影機。膠片已有50多年歷史，但質量很好，依然可以播放。就這樣，記錄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唯一動態影像的原始膠片及其拍攝工具被發現，這成了南京大屠殺證據搜集歷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幾乎在邵子平發現馬吉膠片的同時，羅森報告中曾被蔑稱為「鬼片」的影片拷貝，也在波茨坦檔案館最終被發現。不過，在不同地方發現的幾個版本的影片，都不是完整的105分鐘，將影片與馬吉的解說詞一一對比，也可以發現影片並不完整。邵子平在《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一文中寫道，費奇的版本只有11分鐘，而馬吉家發現的膠片通長37分鐘，比其他所有版本都長。
嚴海建告訴記者，目前學術界尚未發現馬吉影片的其餘部分。但是，馬吉影片的重新發現，對於歷史真相的呈現以及正義的實現依然具有重要價值。
1991年，美籍華人導演王彼得以大衛·馬吉提供的影片為基礎，製作了紀錄片《馬吉的證詞》，並在美國、日本等地播放。在那場暗無天日的劫難過去50多年後，馬吉的膠片終於如他當年所願，公諸於世，且反響巨大。2002年，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把父親的膠片和攝影機，捐贈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大衛·馬吉捐贈攝影機。
記錄南京的影片最終回到了南京，並成為反擊日本右翼的有力證據。1998年，日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名為《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的書，書中竟然污衊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中國方面「培育」的「假證人」。李秀英、夏淑琴得知後，分別就此在日本提起訴訟。經過多年的努力，2005年，李秀英起訴日本右翼學者名譽侵權案在東京終審勝訴，被告被判處支付賠償金150萬日元；2009年，夏淑琴訴訟案在日本最高法院取得勝訴，獲得賠償400萬日元。兩次訴訟中，曾記錄下李秀英、夏淑琴當年遭遇的馬吉紀錄片，都成為最直觀的證據。
在南京的那場劫難中冒著生命危險記錄真相的約翰·馬吉，最終於1953年的美國家中離開人世，享年69歲。那時，他的膠片尚未為世人所知，他在南京浩劫中的傳奇經歷，同樣鮮為人知。臨終前的馬吉留下遺囑：「假如再活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
今年，距離南京大屠殺那場地獄般的噩夢整整80年，在約翰·馬吉掛念的第二故鄉中國，他的經歷和膠片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歷史的真相永遠不會被掩蓋，人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國際友人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
撰文 │ 楊麗娟
編輯 │ 曾佳佳
本文圖片由嚴海建提供
新媒體製作人員曾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