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閒魚二手交易平臺上輸入「離開北京」，點開電子櫥窗裡的舊物，就能穿越到許多租客的北漂歲月：大到SUV越野車、未滿租期的次臥，小到綠植、水杯、雨傘；只要四五十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電燉鍋，附帶紫砂鍋和兩個燉盅，也可以添置一個單人沙發矮凳或者五層收納櫥；性價比最高的可能是一個30塊的黑色格蘭仕烤箱，那是賣家離京前出售的最後一樣商品，「不想便宜房東」。
一隻玳瑁田園貓的主人即將離京，實用物件清倉完畢，貓咪和100塊出頭的金黃色吉他仍在等待交易。一盆今年剛開過花的仙人球養了十多年，主人離開上海前，因為太重不好拿，100塊託付給朋友賣掉。一個離開廣州的男生希望把倉鼠轉賣給「有緣人」，19塊，灰色小耗子還在櫥窗裡沒人買，35塊的舊麻將先賣了出去。
無論買時多精心挑選，飼養時多用心培育，離開時「交易成功、儘快」才最重要。一隻英短藍白的主人要回成都，只有兩天時間搬走，新公司臨時培訓不能請假，四五年的雜物一時堆滿合租的次臥，貓最難帶走，發在了閒魚上，「不是為了賣錢，著急走想給毛孩子找個靠譜的家！」 一天改了三次價格仍無人問津，主人無奈下架，打算先找個朋友家寄養，再研究怎麼讓貓南下；長租公寓忽然爆雷，一個山東女孩來不及掛閒魚，行李一夜間塞進大包小袋，剩下的全甩給了鄰居奶奶；衛生棉條也被掛出來，有人評論「離開北京棉條也不要了？」
某種意義上，二手交易抹掉了他們留在一座城市的最後印記。用一段人生苦心經營屬於自己的小窩後，他們在2020這個動蕩之年，決定徹底割捨掉奮鬥過的北上廣。曾經生活的具象與殘片都成了嚴實的大小箱子和二手商品——票已訂好，東西清空房子退租，再回這裡，俱為客途。
一個女孩離京時打包的舊物。
請收養
白玉是廈門人，今年33歲，個子不高，南方溼潤氣候溫養出的白皙面孔，戴副黑框眼鏡，善於計算價值。兩個多月前國慶，他的印表機出現在閒魚櫥窗裡，售價三百塊，離京日子逼近，降了一百，仍沒人買。那是他最好的工作夥伴，七年前來北京時買的，他稱之為效率先鋒——「關鍵著急的時候，在北京四處找列印店麻煩還巨貴。」
臨行前，他怕中途寄壞又不想賣掉，推薦給在北京的朋友：「不怎麼需要組裝，半分鐘就能換好硒鼓，還有個沒拆封的硒鼓和兩包紙一併送了。」 可朋友嫌麻煩，還是掛上了閒魚。
這臺黑色惠普跟著白玉在北京搬了六次家，橫跨海澱、昌平、東城、朝陽四個區，最遠兩處相隔40多公裡，最豪華的是三層帶地下室的聯排別墅，最舒心的是南北通透的兩居室，最終騰挪到海澱月泉路的老小區。
白玉的黑色惠普印表機。
那是他租過最破的房子：三樓一居室沒電梯，去年四月，白玉一進屋，到處是前租客留下的汙漬，最受不了沙發，粉色碎花老土還有油痕，摺疊處也被弄壞。他決心修整一番，讓房東封了廚房，扔了舊爐灶，又在閒魚相中一個三連坐灰白色整體沙發，只要50塊，上門自提。白玉和貨拉拉師傅一起扛上樓，坐下去十分綿軟，再鋪上自帶的灰白地毯，牆上掛塊布裝飾，客廳有了模樣。隨他來北京奮鬥的黑色「青蛙包」一放下，白玉才覺得這是「自己的住處」。
臨走時，他想留給下任租客一個完整的客廳，沙發和一應裝飾都留了下來，希望「別人能看到這個沙發決定租這裡」。
許多在一線城市奮鬥打拼的租客走得比白玉倉促。住在魏公村的一個男生離京前賣掉了沙發，橘黃色布藝四座L型，還畫了專業的平面設計圖，標明尺寸大小，價格只有1分錢，「爽快地送個凳子，僅限自提！」
26歲的福建男孩賣了宜家的桌子，25塊，這最後一樁交易讓他感受到了「北京的神奇」：買家看著五六十歲，穿身深藍色運動裝，一腳油門從三裡屯趕來望京，還開了輛寶馬SUV。北京大叔的操作讓男孩不能理解：「25塊的東西，還不夠油錢，回去還給我特意寫了25字的評論——今天交易讓我很開心，溝通融洽，交易環節連貫……——大概人家是來體驗生活的吧。」
也有些賣家嫌麻煩，只挑能賣上價的幾件。楊樺在豆瓣賣的是一臺佳能60D，他今年27歲，大學在東北老家一所二本讀中文系，相機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上學時就跟著他掃街。五年前畢業來北京，相機也是最貴重的行李之一，裡面曾有張剛來北京時和哥們的合影，那是楊樺第一次去後海，為了民謠去「朝聖」。舞臺上，一個聲線沙啞的姑娘彈吉他唱情歌，看上去叛逆又自由，楊樺被這樣的北京迷住了。
但往後幾年，相機的使用頻率迅速降低。「打工人的生活你懂的。」 楊樺自嘲道，60D只在同學來時拍過幾張合影，之後就變成角落塑料箱裡一塊精心收好的黑疙瘩，如果不是要走了，可能都想不起來。
承載過主人生活記憶的物品，很多成了最後離開時的阻礙，難捨又難安置。溫州女孩張晴賣的是一人高左右的穿衣鏡，在淘寶辛苦挑選，買了還不到一年，「女孩子怎麼能沒有穿衣鏡呢！」 但離京時，郵寄性價比太低，張晴選擇20塊賣掉。買家是兩個年輕男生，今年4月初，因為疫情，他們只能到小區門口等。張晴戴著口罩，一個人扛鏡子下樓，天下起了小雨，「雖然它把我照的有點矮胖，但我還是很喜歡它。希望這兩個男生能好好愛惜。」
讓張晴更放心不下的是盆綠籮。她讀本科時就養在寢室裡，中途一度有些「萎靡」，堅持澆水後，竟然又活了過來。單論價格，一盆普通綠籮幾乎沒有買家費心上門自提；張晴本來想讓北京的親戚帶走，但對方事忙抽不開身。思來想去，她決定託付給小區裡的鄰居。
小區平日遛彎兒的老人很多，張晴覺得「他們會好好養著」。4月26日早上，天氣晴好，去機場前，她把綠籮放在單元門口水泥臺階上，枝葉在初春翠意盎然，白色花盆上，張晴用黑色籤字筆寫上：請收養。後面畫了個小太陽。
「希望有個好心人能替我照顧你。」 張晴向它與北京告別。
張晴留在北京的綠籮。
窗內，窗外
「房是租的，但生活不是」，可以精準描述白玉的北漂歲月。前半段時光，他意氣風發，深夜開著公司的越野車在環路上遊蕩。起初住在亞運賓館附近的公寓樓，窗外就是「鳥巢」；一年後搬到未來廣場對面，臥室對著北四環主路，夜晚時有車流，白玉聽著，覺得自己「像北四環上的一輛車」；他也住過城裡東花市的老小區，夏日窗外荷葉田田，北京在一方碧池裡慢了下來。
但北京並不是他最初的選擇。2006年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白玉從北京回到廈門老家，順利考上公務員，日子平靜如浸泡乾花殘留的廢水，偶爾的漣漪是官場飯局上的察言觀色與情商周旋，秘訣是「少說話、謹慎再謹慎」，肚子也慢慢凸起。一年多後，白玉想清楚了：今後的十年、二十年，日子不過是一天天複製粘貼，一次次整理好的表格和會議紀要，一場又一場的酒桌聲色。
他決定放棄許多人「削尖腦袋擠進去」的公務員。2013年8月，白玉背著個黑色「青蛙包」，只帶了幾件衣服，從廈門又回到北京，在一家朋友介紹的石油企業做行政經理。每搬到一個新住處，他都先拆下紗窗清洗一遍：「上一戶的煙火和慵懶不配享受『乍現』的北京。」
第四次搬家，2017年秋天，白玉租在昌平平西府，一間南北通透的北歐風兩居室。小區「像個空中花園」，從4層往上綠植和各色花兒環繞，他住的20層窗外，蟒山影綽相迎。清晨遠郊農民們來賣長條袋裝的鮮牛奶，白玉喜歡去「蹲他們」，還特意買了個乳色奶鍋，一天就從廚房的奶香裡徹底醒來。
大多數北漂的起點遠不如白玉。合租最糟心，女孩子受不了陌生男租客赤裸上身，在屋裡走來走去；愛乾淨的受不了室友的外賣垃圾，疫情回來後竟然還在。而27歲的楊樺對租房的奢求只是「臥室要有窗」，但直到離開北京也沒能實現。
剛來時，他和大學同系的哥們加兩個陌生租客合租，南五環內，每月1100塊押一付一，是客廳隔出來的一小間，只夠放張鐵絲單人床、一個摺疊簡易布面衣櫃。他也曾看過公司附近的房子，便宜的大多是沒電梯的老小區，有窗的次臥得要一多半工資。最接近心理預期的一次，他換到百子灣的娛樂公司做宣發場務，附近有套十幾平小公寓開間，近兩千塊，床邊就有明亮的窗戶——不久後，父親為他在老家買了一套小複式，每月2000多貸款得楊樺自己還，於是他放棄了那扇窗。
所幸房子之外的北京能彌補他的窘迫。
故宮和美術館的展覽、電競比賽的現場、後海邊上的小酒館，各處定位常出現在楊樺的朋友圈，比起還沒通地鐵的老家，首都精彩又便利，讓他著迷。有同學來旅遊，楊樺帶他們去三裡屯附近吃港式餐廳，同學抱怨「你們北京太大了」，他熟悉地介紹起地鐵線路：「習慣就好了。」
但他從沒邀請同事同學來過出租屋，只拿窗外的繁華和朋友分享，並說服自己向室內的昏暗、簡陋的物件妥協；不止楊樺一個人喜歡拍臥室窗外廣闊的視野，他們保持默契：合租的小空間「永遠不會發朋友圈」。
滬漂李聰最初的房租預算在每月一千塊以內，2014年剛畢業時，他從老家合肥一心奔著上海，剛租房那陣，他曾住過上海本地的朋友家周轉，虹口一套近90平的兩居室，兩個男生窩在寬敞客廳的大沙發上，面前是遊戲機和零食燒烤，「簡直是神仙房子。」 李聰手裡握著朋友的鑰匙，夢想「什麼時候自己能有250萬買」，等今年離開上海時，這套房已經漲到了600萬。第一次租房，李聰睡在一個小陽臺，大概三四平方，整間房睡了七八個人，逼仄壓抑，有時為了不回去就在網吧通宵打遊戲，第二天直接去上班。
陽臺方寸之地外的上海是他金色的夢。摩天大樓連成片，巨大的落地玻璃閃著光，東方明珠近在眼前，李聰感覺「站在了長三角中心」，當時立下豪言壯語要「吃遍南京西路」。剛來時，他背一個5D2相機掃街，街頭精緻時髦的上海姑娘，燈火輝映的外灘都在鏡頭裡，「上海灘的未來是我們的！」 他在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做運營，每天在浦東浦西間往返穿梭，李聰總結，能留這裡打拼的年輕人的標籤是Passion（激情）和Power（能量），他早上7點出門，晚上10點多才下班，有時加班到半夜；他也很少休假，經常周末出差後又接上工作日。
在李聰眼裡，魔都的生活從夜晚才真正開始。那是只屬於他的私人時間，每次走進全家便利店，歡迎音樂開始溫柔催眠——李聰捎上瓶牛奶，在樓下的小燒烤攤點幾個肉串和饅頭片，和異地戀的女友視頻夜宵：「今晚的串兒又大又圓。」 他和大約2500萬人的上海一起在夜色中喘息。
李聰四年前終於租到有廚房的房子，添置餐具廚具開始做飯。
兩千個秘密
離開上海前，李聰賣掉了一款發燒友級別的耳機，買時正沉迷「聽最好品質的音樂」。他經常周末出差，平日往返公司和租處兩點一線，耳機是給自己奔疲後的獎勵，花了5000多塊，是初到上海四五個月的房租。但熱乎勁過去，耳機一直在雜物裡吃灰，走時半價賣了。
決意離開的賣家們都為生活精心打算過，二手商品堆裡還能淘到提升生活品質的洗碗機、「續命」的電暖器、一起漂泊的電動車，養生的過膝高深泡腳蒸桶……但盲盒手辦往往能逃過主人的捨棄。在北京石榴莊租房的張晴抽過一個Molly，「買來給玩偶作伴。」 她從上大學開始在北京七年多，鍾愛飄窗，鋪一條白色小毯，一張小桌子，疫情時整日躲在上面看電影看書，這套「裝備」後來平移到上海的一間合租房裡，繼續陪她在大城市打拼。
已經在上海拼了六年多的李聰也帶走了所有二次元手辦，全是他愛的動漫和遊戲周邊，有的「都包漿了」，那裡曾躲著一個離家貪玩的大男孩。他最後租的是間毛坯，兩年前在遠郊租的70平左右一居室，是在上海奮鬥四年多的體面。它最特別，因為「沒有別人生活過的痕跡」，「在房子裡打下第一顆釘，有半個家的感覺。」 李聰把它裝成工業風，添置了桌椅廚具，偶爾叫朋友到家裡吃飯。他也想過付首付，當時總價大概350萬，但房子手續不全，李聰一直猶豫，直到女友研究生畢業回老家，工作穩定下來，開始頻繁催他回去。
「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契機……工作也不合適。」
類似對話經常成為異地戀爭吵的導火索，長久拉扯下來，做夢的少年陷入疲憊。
關於歸期，李聰曾對女友食言了很多次，之前對方在另一座城市讀研時，他就爭取每月飛過去一次，「就是硬聊，彼此生活根本沒什麼交集。」 兩三年前，李聰在老家合肥交了婚房首付，但女友仍不放心，「上面又沒我的名字。」 這些最終成了催他離開上海的計時器，今年疫情之後，他終於說服自己：30歲的目標就是成家立業。
李聰離開上海前在南京東路最後一次掃街。
而對33歲的白玉來說，留京完成工作容易，想創業卻十分艱難。在石油企業做項目，除了勘探、地質考察等專業知識，要重新學習的還有商務應酬：以前在老家體制內，別人向他敬酒十分尊重；而在北京，飯桌主位和副陪都幾乎輪不到這個剛入行的晚輩，他要起身按順序「打圈」敬酒，最先學的是如何區分「醬香型、清香型、濃香型」，能辦成事的人就是「令狐衝」——「拎著壺（分酒器）衝過去」，表現自己實在。
他認識一個砸了幾千萬的老闆，從創業到公司倒閉只有半年。「想入局的人太多了」，白玉說，每個人身份都似乎很神秘，攢飯局容易，但一辦事都在互相指望。
飯桌上，曾有朋友開玩笑說「哪怕嫁個二流子也要想盡辦法留在北京」，白玉儘量不讓自己陷入這種焦慮。「來的時候就想好不會留在北京」，他啟動了價值計算開關，「一千萬可能是一間小兩居學區房的起步價，如果想留下，一開始就要計算怎麼實現這個目標，但或許一生都無法實現。」
白玉也試過與這個城市熱切相融：他可以為了一頓炒肝或驢火奔赴鼓樓，吃遍各個駐京辦，也愛悅賓飯店「八九十年代的燒菜手法」，它們彌合改變了一個南方人的胃。他堅持每年去雍和宮和故宮，也常爬香山，迷戀秋日北京金黃的銀杏；他看過五月天和林肯公園的演唱會，也西裝革履參加過當時流行的創業路演。
但生活中病痛難免，白玉在北京第一次就診是2016年初，回家過年前，下午五點多肚子疼，想去社區服務站打針，但到那兒已經關門了。晚高峰再去醫院急診，掛號排隊都要一個人，他強忍到第二天坐飛機回廈門，母親趕緊介紹他去附近診所，還和醫生打了招呼，很快被診斷為急性腸胃炎。輸液時，白玉忽然感到故鄉熟人圈帶來的安全。
而在北漂青年楊樺眼裡，白玉已經是「成功人士」了，這些擁有精緻生活的人們會把自己從都市繁華裡猛然敲醒。有次在世貿天階附近辦活動，公司請了些「十八線」小藝人，他負責整理物料，忙到深夜，帶了兩瓶嘉賓沒開封的礦泉水回家。那是他從沒喝過的玻璃瓶包裝，順手一查，法國進口一瓶25塊。六箱水約等於他一個月房貸，楊樺感覺自己在「喝金水」，回家後瓶子也捨不得扔，插了兩束幹樹枝。
他是二本中文系畢業，「什麼都能幹，哪兒都不想要。」 最開始，楊樺在東三環一家小廣告公司做策劃，工資到手4000塊出頭，為了避開地鐵早高峰，他每天7點就起來，早餐最常吃烤冷麵和手抓餅，到公司前還來得及買杯咖啡。
去年夏天，加班到深夜沒地鐵，楊樺在公司附近和朋友吃完宵夜，趁著醉意酒熱，想走回大概10公裡外租住的小房間。三環輔路上，他穿著灰色短袖，越走越清醒——「公司新人很多是研究生，自己根本沒競爭資本，學歷是硬傷。」 他晃悠了兩三個小時，聽宋冬野的民謠，歌詞有句「兩千個秘密，沒人知道」。楊樺從沒和人提過生活辛苦和工作「橫向努力的無力」，這是個孤獨的秘密。
回小區時，保安大爺來開門，嘟囔著「這麼晚嘛去了？」 那是楊樺在北京第一次被人「像父親一樣問」。酒醒的代價是一場感冒，他沒請病假照常上班，但心裡已經決定，房子租期到了就辭職考研。
楊樺最後的房子租在南三環外，離火車站近，方便出差。倉儲改的臥室依舊沒窗，窗戶的位置被盲盒代替，他被同事桌上的小人兒吸引，原來「幾十塊就能給自己個驚喜」。楊樺常看新款，但只抽過兩個眼睛好看的，抽之前那種不確定感帶來的興奮，是「唯一在北京能給自己的期待」。
白玉的貼身玩偶是一個麥當勞海賊王手辦和路飛鬧鐘，時間久到忘了何時購買，但每搬到一處，它們都會出現在主人最常呆的區域。北京西站是白玉的燈塔，他經常出差，滿身疲憊出站換乘，然後奔向在北京住過的七個房子。他覺得，到了一個城市先要找酒店賓館，才算「做客」，「只要你下了飛機火車知道要去哪，就不算漂泊。」 海賊王手辦和鬧鐘就像定位坐標，白玉把它們擺在每個租處等自己回去。
不過，他始終不肯把老家廈門之外的任何一處住所叫家。「回房子」、「回住處」成了下意識、最堅硬的防禦外殼。飯局應酬無論喝多少，白玉給自己定了條規矩，必須回到住處才能醉。去年八月回廈門和發小喝酒，白玉在飯館就倒了，那是「多年來久違地放心喝醉」。
白玉的海賊王手辦。
新坐標
又是北京西站。
武漢開來的Z38次列車軟臥車廂裡，白玉到站了。今年國慶前，白玉最後一次回到北京的租處——十四年前，白玉也拎著個黑色行李箱，裝滿衣物用品和高中女友的信，從這裡下車。那是他第一次來北京，高考填志願時沒多想，只因「學校是中字頭的聽著牛X。」 大一新生白玉沒想到，未來會留給這個城市人生中最好的七年。
從想離開到真正搬走，白玉拉扯了近三年。2017年和同學承包工程，白玉一頭扎進湖北恩施的貧困縣，飯桌上的酒從茅臺換成了樸素的苞谷酒，縣城結構不複雜，席上各位很容易打聽清楚背景，也沒有掮客白吃白喝「畫餅吹牛」。項目做成後，白玉開始謀劃著離開北京的時機。去年他把工作重心挪到武漢，後來趕上疫情，拖到今年國慶，他才有時間回京搬家。
心愛的印表機始終沒賣出去，白玉為它買了保險運到武漢。海賊王手辦鬧鐘的包裹也比他先到，成為新城市的坐標，白玉擺在客廳辦公區，「一抬頭就能看見。」
他像感知北京那樣體貼武漢，在熱乾麵店拍一個小孩吃早餐：吃著吃著想睡覺，頭一頓一頓，醒過來接著吃，吃膩了就走神觀察來往的行人。「這種生活節奏在北京太難找到了。」 白玉說，在北京看不見「人」，大家五分鐘十分鐘吃完早飯就匆匆而行。奮鬥至而立之年，他已經不像當年放棄鐵飯碗北上時那樣敢於面對挑戰。北漂七年交換來的是穩定的事業和收入，白玉計算過，哪怕是武漢學區房自己也能負擔得起。
選擇面對現實的還有從上海回到合肥的李聰。剛回家時吃什麼他都覺得太鹹，夜晚能獨處的便利店和燒烤攤也消失了；有時他會想念上海的姑娘，「幾乎每個地鐵車廂，都能見到一個JK制服女孩，後來濃度增加到兩個」，而合肥地鐵很難見到。醫療資源也沒法比，之前爺爺在老家被告知無法救治，但去了上海順利做了手術。李聰還羨慕過上海地鐵裡一個彈吉他的帥哥，遊走一個車廂就能賺150塊，那是上海的魔力，「只要想留下就有無限的可能。」
但上海無時無刻都在博弈。常在外面跑的白玉曾在地鐵裡觀察過：兩個人對向迎面走，北京兩人會同時退一下，而上海一定會有一個人先退，另一人順利通行。李聰的上海朋友三四年前賭上身家，在直播行業創業，李聰覺得太冒險，後來趕上風口，朋友實現了財務自由。「我是攢老婆本那種踏實的。」 李聰知道自己骨子裡沒有那種賭性，父母都是小城市本分的雙職工，從小生長在穩定安逸裡，如今回去做教育培訓創業，更適合自己。他不後悔離開上海，就算在那裡買房也只是開始，後面還有負擔下一代教育等各種博弈，「不是上海留不下我，是我選擇離開它。」
上海是李聰醒了的夢，而北京是山東姑娘李寒「一直在做的夢」。去年畢業將近，她想去北京闖蕩，「哪怕見見世面再回來。」 但朋友和家人都不看好，覺得房租貴、生活成本高，李寒憋著勁兒，考上了北京通州區的公務員，跟父母顯擺，「過去就能住單位宿舍。」
執拗的李寒沒說出自己的擔心：草根出身，在北京沒有親戚朋友，對這個陌生的一線大都市就像「遊戲裡新手村沒裝備的小白」。她只是單純喜歡這裡的文化，在故宮，李寒近乎貪婪地看著那些玉器名畫、宮牆石雕，覺得這就是夢想中的城市，大氣壯觀、豐富包容。但她也知道，想買房留下來幾乎不可能，「只能靠結婚了吧？」 李寒開玩笑說，倔勁又再次上來，「誰說租房就不能在北京待一輩子呢？」
同樣選擇再搏一次的還有楊樺，他離開北京已經四個多月，在上海複習考研，寄宿在叔叔家的次臥，有了扇鋁合金的新窗。
南方冬日溼冷刺骨，沒暖氣，父親從東北寄了厚厚的羊毛氈毯子給他。楊樺從沒想過回老家，他討厭「過年出門吃飯總能碰到認識的同學老師」。11月中旬，莫奈傳世名作《日出·印象》在上海展出，主辦方為這幅1872年的名畫過148歲生日，楊樺去看展了，「你能想像《日出》在三線縣城過生日嗎？」 在北京時，他常去今日美術館，附近有家咖啡廳名字叫「路上」，一杯拿鐵就能在二層坐一下午。就算以後一直在路上，有精神食糧伴隨，才是楊樺認為「生活該有的樣子」。
離京時，他沒什麼重要行李，盲盒也在匆忙中丟失，但北京留下的印記還在。他已經習慣了兒化音，也像串胡同一樣穿過上海的弄堂，見到鴿子盤旋，偶爾還有在北京的錯覺。
楊樺今年秋初離開北京時的南站。
直到收拾完東西最後兩天，白玉才決定和北京好好告別。臨行前，他到鼓樓吃了次炒肝，特意坐公交車一路向北，想再看一次夜晚的北京。在車上，他回想住的每個房子，鳥巢、北四環主路、回龍觀的明澈天空、東花市的荷花、平西府的「空中花園」、西小口的盒馬生鮮和月泉路的沙發。換乘時，公交站大概20米外，一個穿風衣的中年男人喝醉了，白玉看過去，「怎麼沒人管他呢？」——他一直戒備應酬，就是擔心自己在他鄉酒醉後如此，他沒什麼北京朋友，和本地人的交集不過是「跟樓下小孩倒一腳球」。走的時候最初背來的黑色「青蛙包」忘了帶，「可能是命中注定，就讓它替我留下吧。」 白玉說。
搬到武漢快兩個月，白玉依然留著所有北京的租房合同，它們是在那裡「生活過的證據」。一切舊物早已歸置妥當，但時間越久回憶越湧，從模糊到明晰：北京有家朝鮮餐廳，能看到「八十年代的天然美」；奧森拍過的小彩虹、慕田峪長城的野草、潭柘寺和法華寺總是突然就跳出來。白玉越想越納悶：「來的第一天就知道會走，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失落。」
最後一次回程還是在北京西站，G555次列車，四個半小時就能到武漢漢口。隨行一個包兩個行李袋，一個黑行李箱，裝了易碎和貴重的舊物。車一開動，白玉戴上耳機，耳邊放的是最近新聽就愛上的《仙人指路》：
……
不帶走一粒塵土隨身後
三旬酒
有飄飄然自由
天亮後
（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