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初，在北京工作的霍超，預定了前往柬埔寨的航班。
飛機於1月23日凌晨經停武漢天河機場。
那時的他沒有想到，自己將在20天後親歷武漢的封城時刻。
更不會想到，同航班上有一位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患者。
回國後，霍超被要求就地隔離。
為了緩解焦慮，他寫下隔離日記，記錄那些難以忘懷的日與夜。
1月22日，我結束了一年的工作，從北京飛往柬埔寨西港，與國外工作的母親團聚。
航班經停武漢，時間剛好是23日凌晨。
和很多人一樣，我對疫情的判斷，有些後知後覺。
早在一月初，我就聽到了武漢存在類似sars病毒的消息，卻不以為意。只當作日常信息洪流的一部分，刷刷就過去了。
直到1月17日，一位日本的同學來問我武漢的情況，我才關注起國內外的相關報導。
我有想過換個不經過武漢的航班，但買不到直飛的機票，其他的中轉地又需要花費更多時間。
而且，根據當時媒體披露的消息，我想只要戴好口罩，做好防護措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如果知道還有所謂的「糞口傳播」、「氣溶膠傳播」，我是萬萬不會踏出家門一步。
1月23日，封城前的武漢天河機場，戴口罩入睡的人們。
飛機原定於凌晨兩點起飛，臨近登機，機場突然宣布延遲一小時。
幾乎是同一時刻，我在手機裡刷到「封城」的消息，心裡咯噔了一下，擔心航班會取消。
我有些擔心，要是真取消了怎麼辦，是不是得去武漢的親戚家借住。
我不知道，此一刻有多少人正在奔赴機場。
將近四點，飛機終於起飛。
我老老實實遵循「丁香醫生」的建議，戴著N95口罩，不吃飯也不喝水，全程都沒摘下來。
我猜，這或許是最後幾趟武漢的國際航班。
到達西港後，我放鬆了警惕，摘下口罩盡情玩耍。
Sars病毒是在天氣變暖後自動消失的，我想病毒或許怕高溫，難以入侵熱帶地區。
但情況還是變得微妙起來。
我們報了當地的旅遊團。導遊第一天沒戴口罩，第二天卻戴了起來，一整天都沒摘下。
要知道，在悶熱的西港，一整天捂著口罩滔滔不絕，是件很不舒服的事。
到了1月27日，柬埔寨公布了本國第一例確診病例。
一時間，華人瘋搶口罩，醫用外科口罩從每包1美元飆升到10美元。
我仔細閱讀了官方發布的新聞，沒有看見具體的航班信息。
只知道病患是23日從武漢飛往西港，和我有同乘航班的可能。
保險起見，我去了當地較大的醫院備案登記，卻發現不過是國內社區醫院的水平。
醫院沒有核酸試紙，無法確診，只能給我做最普通的身體檢查，量了體溫用了聽診器。
一切正常。
剩下的日子，我全程佩戴口罩，將自己「隔離」在酒店賓館裡，為自己負責，也為他人負責。
返程的日子如期而至。這一次，經停無錫。
飛機落地後，我打開手機給爸媽報平安，身旁的乘客紛紛起身收拾行李。
機艙廣播突然響起：
「乘坐本次航班的旅客霍超先生，因為您先前乘坐的航班發現了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患者，請您先到登機口進行檢查，其他乘客請保持在自己的座位不動……」
原本湧動的機艙安靜了下來，人們停下手上的工作，面面相覷。
我心裡一涼，起身前行。
乘客們紛紛主動給我讓開一條道。
我在海關和醫護人員的陪同下離開機艙。
他們仔細地對我做了體溫監測和情況問詢，一切無恙。
並解釋說，根據公安提供的大數據，已明確我先前乘坐的航班有確診患者。依照目前疫情的特殊情況和相關規定，我將被扣留在無錫，就地隔離。
作為法學生，我腦海裡下意識閃過一些念頭 ——
這樣的程序合法嗎，有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是地方規定呢，還是依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原則做出的決策……
後來查了相關文件，確實有《傳染病防護法》，都是有法可依的。
得知要被隔離後，我反而安心了許多，與其一直猜疑，不如有個明確答案。
更何況，國內的醫療水平比柬埔寨好。
之後的經歷，對我而言，就是許多個「第一次」了。
第一次走過空曠的外交禮遇通道；
第一次坐上救護車；
第一次進入病情隔離區。
如同置身大銀幕一般，一幕幕就這樣在我眼前發生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無錫，街道上空蕩蕩的，幾乎沒人。
大約一個小時後，救護車停在新吳區旺莊街道，一棟由賓館改成的集中點。
隔離區配置了安保人員和醫護人員。
我的房間在三樓，進門時醫護人員還打趣道，「你這房間位置不錯啊，這麼大的落地窗。」
房間的條件和我預想的差不多，約30平米。
有洗手間、浴室、單人床、桌子和衣櫥，wifi和空調也有，不收取任何費用。
我被拉入了一個微信群，需要把群名片改為房間號加真實姓名。
這個群主要是用來報告體溫的，早上八點報一次，下午兩點報一次。
開飯時也會在群裡通知，任何情況都可以提。
入住當晚，我在微信群裡反映沒有洗浴用品，一位醫護人員便把自己的送來給我。
此外，我在外賣軟體上買的東西，也是由他們幫忙送進房間的。
在這裡，我被要求做到的，就是每天上報體溫，好好呆著。
醫護人員卻非常辛苦，他們在春節假期離家，還需要穿著厚重的防護服，幾乎無休地工作。
僅從我了解的情況來看，他們不單要囑咐隔離人員早睡早起，增強免疫力。
還需要消毒、送飯、安排入住和退房等工作，夜裡則需要把每天的生活垃圾清理銷毀。
根據群裡的備註情況，最高峰時有36個隔離者，醫護人員卻只有5個。
剛住進來的頭兩天，我瘋狂瀏覽各種資料，補充在西港時遺漏的疫情信息。
我曾經在武漢讀書四年，工作四年，人生的近三分之一都在這裡渡過，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憶。
看著海量的疫情新聞，我的心情也隨之起伏，常常看著看著就哭了，看著看著又笑了。
我也不禁懷疑自己被感染了，連生理上都出現了不適。
是不是想咳嗽，是不是發熱了？
拿起手邊的溫度計一量，OK，一切正常。
我心想不能這樣了。
長期大量浸潤在負面導向的信息裡，有可能瀕臨抑鬱。
於是給自己設了個時限，每天只花一個小時瀏覽疫情信息。
手機裡的推送如此精準，令人沉迷，讓我有些細思極恐 ——
雖然有了wifi，連接著外邊的世界。
但兜兜轉轉，我們還是被困在信息的繭房裡，被算法不斷投食著自己想要的信息。
如果說，這次疫情總會過去，我們所擔心的，無非是要等多少個14天才能夠走出家門。
那麼網際網路編織的的信息繭房，才是一個更加美麗的深淵。
收拾好心情後，我的生活變得規律了起來。
每天早上七點起床，量體溫，吃早餐，給房間消毒。
我沒有打遊戲的習慣，隔離期間也不太看得進電影。
為了舒緩情緒，我還開始在網上絮絮叨叨地寫隔離日記，儘可能地多思考，多記錄，提醒自己不要忘記。
2月3日是復工的第一天。
我和公司報備過隔離情況，雖然深處隔離區，但不影響線上工作。
我甚至覺得，這場未曾預見的疫情，可能是5G時代最好的催化劑，讓產業網際網路愈加迅速地在中國鋪開，滲透到方方面面。
不得不說，有了工作後，時間過得飛快，不知不覺天色便落入了漆黑。
結束工作後，我會聽之前收藏的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講座視頻。
溫鐵軍：大城市的城市病，在任何一個問題爆發時，都顯得如此的不堪一擊。
有個朋友不知我在隔離，問我有沒有武大北京校友會的聯繫方式，希望通過校友會的力量聯繫物資。
他所在的孝感市漢川縣，疫情特別嚴重，是全國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縣級市。
我聯繫了學姐學長，他們把我拉進校友會的志願者群，講述漢川的情況。
雖然只是一些簡單的牽線搭橋工作，卻是我這幾天來做得最開心的事情。
置身隔離區，我也多了一批近在咫尺卻不能謀面的網友們。
通過微信群裡的觀察，大家比我想像中的更加適應，時常互相打氣，給醫護人員加油。
如今再回憶，我被隔離的8天裡，只聽過一次救護車的聲音。
也許是住進這片隔離區的人，大多和我一樣，屬於等級較輕的「密切接觸者」。
2月3日，我在「隔離群」裡看到一批網友集體出院。
他們調侃著是「出獄」，像終於等來放學的孩子。
那一天，我也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核酸檢測。
我本來以為自己要隔離14天。
醫生告訴我，14天並非從入境之日（1月30日）起算，而是從接觸之日（1月23日）起算。
依據國家衛健委的相關規定，連續兩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檢測為陰性，採樣間隔時間至少在一天以上，便可以解除隔離。
過了兩天，我又做了第二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2月7日，是我隔離結束的日子。
收拾行李時，我問醫護人員，現在還能打上車嗎。
她說，最近都在隔離區內工作，對外邊的情況不是很了解。
我特別想要感謝這些醫護人員。
看似苦悶的隔離生活背後，是許多人在默默支撐著我的日常需求。
停留八天後，我便可以離開，但他們卻要等著一批批人進來，離去，直到疫情結束。
臨走前，我在房間給醫護人員留了蘋果祝福矩陣，上邊寫著「感恩」和「加油」。
離開大樓前，我給穿著厚重防護服的醫護小姐姐，拍了一張照片。
她的第一反應是趕緊往我手上噴消毒液，叮囑我早點離開疫區，裡邊很危險，外邊更安全。
說完她又趕去工作了。
離開的那一刻，我沒有預想中的釋然或喜悅。
在3樓的窗臺看久了，突然來到地面，甚至還有些生疏。
撞見時常在窗下溜達的狗子，感覺十分親切。終於可以相見，我對著它拍了好幾張照片。
每一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這場災難。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能做的只有多一點配合，盡一份力。
相信只要通過陰寒的隧道，就可以看見光亮。
司機帶我離開隔離區。如果有機會，我想回來看看熱熱鬧鬧的無錫。
撰文 霍超 | 整理 東北旺 | 編輯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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