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樂夏》沒去年熱度高。
但是,有一個樂隊卻比節目本身更火。
嗯,五條人。
郭富縣城、拖鞋、臨時換歌、還有名言「知識分子不打架」。
臺上臺下都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仁科和阿茂,不像來唱歌的,倒像是來講脫口秀的。
都以為他們搞笑有一手,但一細究,發現兩人還真是知識分子。
網上流傳兩人的影單,什麼伍迪·艾倫、賈樟柯、阿基·考裡斯馬基、黑澤明等等導演的電影都看。
GQ報導採訪時,仁科推薦的電影,資深影迷無疑了
他們在《樂夏》的舞臺上,用無畏的姿態對抗節目的娛樂,成了最搖滾的樂隊。
但,他們的音樂呢?
就像他們在樂夏舞臺上沒有字幕的表演,沒那麼多人了解。
他們在唱什麼?為什麼要唱?
一檔紀錄片,讓人知道他們歌中吟唱的失樂園。
不僅是五條人,還有其他民謠音樂人。
他們有的從城市回到農村種田;有的每年都回黃土高坡,就想再看看小時候的廟會;有的穿行在鋼鐵森林裡的小胡同收集童謠。
他們失落,吟唱,這是一群被故鄉「拋棄」的人——
踏歌行
五條人是從小縣城走出來的樂隊。
仁科出生在汕尾捷勝鎮,在小鎮上待到4年級。然後,家裡做生意失敗,連夜逃債,搬到海豐。
阿茂的老家是海豐陶河鎮,高考名落孫山,去廣州賣打口碟。
兩人在廣州一個賣碟,一個賣盜版書,組樂隊,玩音樂。
從小城鎮,到大城市,住在廣州最大的城中村。遇見的,看到的是小鎮青年,底層打工仔,於是,歌裡都是這些人。
他們在《老鼠影》裡唱:
「有隻老鼠影
離開伊個父母
離開了伊個家鄉
在伊成人之前
一直躲在臭水溝裡
罵爹罵娘
有個走鬼的少年
十六未到
就學會了車大炮
伊講伊有個阿舅
本來在衙門
後底全家搬到了馬爾地夫
有個手風琴手
因為牙疼
學會了唱歌
後來伊覺得獻給這個世界
最美好個禮物系唱歌
唔系牙疼」
歌裡離開家鄉的小青年,就像他們自己。仁科說,當初他們在廣州城中村,十幾個人住在一個房間,仁科自封「客廳廳長」。
有一天晚上,一隻老鼠從他胸口爬到嘴邊,他被嚇醒。仁科戲謔地說:
「然後那個老鼠的靈魂就跟我一起了」
他們歌裡唱的海豐在年節熱熱鬧鬧,有在臺前唱大戲害怕分不到紅薯糖水的;有成天坐在街口倒港紙的人;還有穿著拖鞋佬勢勢(很拽)的年輕人。
仁科說:
「海豐是個煩躁的少年,可能是我,當年我煩躁而且我是個少年」
多年以後他們再回去拍MV,海豐不再是那個煩躁的城市了。
阿茂帶著人去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那裡早已被拆得面目全非,自家的屋子、鄰居的屋子都沒了。現在那裡只有一戶人家。
小鎮上人都走了,房子都沒了。
阿茂說:
「我們有一個朋友,抄電錶的,他當時在最早的時候要去抄好幾天
現在你知道嗎?他去抄電錶,一兩個小時就搞定了」
仁科沒有說話,他們記憶裡的小鎮早已不是歌中唱的那樣。
海豐現在立了高樓,他們在三輪摩託車上看著施工的工地,師傅說,一棟樓住一個鄉的人都不止。
「很多地方,其實我現在去了也完全不熟悉
這好像對我來說,一個新的城市似的」
仁科又回到捷勝。在海邊,潮汐翻湧,一層一層地洗刷海岸,他雙手抱胸看著大海,面對這個陌生的故鄉。(這個姿勢在樂夏的舞臺上經常出現。)
現在的海豐還煩躁嗎?還少年嗎?
坐在海邊的仁科沒有說話。
但他們或許已經唱了出來:
「十年水流東啊
十年水流西
流晚幾年行得不啊?
鬼還不知啊
舊年的番薯不比
今年的芋頭呀
親像國家的經濟
樓價四散飛
乒桌球乓啊 擺著圈
乒桌球乓啊 擺著圈
十年水流東啊
十年水流西
流晚幾年行得不啊?
鬼還不知啊
舊年的番薯不比
今年的芋頭呀
親像國家的經濟
樓價四散飛
梅州的鰱魚哦
汕尾的鱔魚
親像人死後
眼睛就瞌下去
人說我說夢話
親像講的是海豐話
我不知啊
我不知啊
啦啦啦啦
今天啦全球化啊
明日就自己過」
《踏歌行》裡的音樂人多少都有些固執,不合時宜。他們在時代潮流中的逆行,搜尋被時代拋棄的人和音樂,就像他們被拋棄的故鄉。
在城市化浪潮中,村莊、小鎮慢慢凋零,那片土地上誕生的記憶和歌謠也漸漸被遺忘。很多人走出去以後發現,城市裡沒有家,回望,故鄉已不在。
張尕慫的故鄉「死了」,他固執地想抓住故鄉的魂。
他在《無農村不城市》裡,大聲吶喊,聲音從黃土高坡縱橫的山谷間穿過,想讓所有人聽見:
「爸爸媽媽美滴很
老漢們美滴很
莊稼美滴很
大山美滴很
牲口們美滴很
美滴很
啊 ……」
對家,故鄉以及這片土地上生長的所有東西,他都懷有極強烈的感情。
現居住在大理的張尕慫,一家三口,生活自如。閒時帶著自己的三弦到陽臺,躺在椅子上,邊曬太陽邊彈琴。
但,每年過年一定回家。
妻子對他說:
「我就買初二的票,我跟我們媽已經說好了」
尕慫一聽,不彈了,疑問道:
「大年初二?」
老婆說:
「像去年還不是初二回去的」
尕慫反問:
「那你過年在這兒?」
對老婆來說,晚一天回家沒什麼問題,況且初二的票還便宜。
尕慫可不一樣:
「我可受不了在外面過年
必須得回老家過年」
在這方面,他格外固執,到認死理的地步。
為什麼一定得在家過年?
因為家鄉有社火小調。
社火,就是廟會。
過年時,大家都逛廟會,熱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六百人一起唱,這是烙在他腦子裡的聲音和情景。
出來這麼多年,他忘不了。
他的老家在甘肅一個小村莊,山頭村。
沒到家之前,他心心念念,和人說:
「山頭村是我的信仰
就是我15歲之前我在那個莊子過得非常開心
就是雖然吃不上飯,但是心裡敞亮」
車在公路上行駛,一眼望去都是黃土坡,上面蓋了一層白雪。
途中遇到一輛車,停在路邊。張尕慫上去打聽,才知道,前面的路走不了了,進不了山頭村了。
他爬上土坡,遙望大地,白茫茫一片。
即使路還能走,他的山頭村到底是回不去了。
10年前,村裡大旱,整個村子的人都搬走了。張家搬到靖遠的來窯村。
然而,他們原來的鄰居都不知道去了哪裡,大多數人再也沒見過。15歲之前,人聲鼎沸,熱熱鬧鬧的過年,再也沒有了。
這裡不是故鄉。
一年花一半的時間,張尕慫在甘肅,黃土高坡四處走,帶著自己的錄音設備。
他錄聽到的各種聲音,民間藝人的小調,腳踩在雪地的嘎吱聲,村裡人辦酒席的喧鬧,還有農家人喝酒猜拳。
一直走,一直找,總能找回小時候的聲音。
他到一個村子,遇見一個老鄉,問他:
「我來看下我們莊子,還有耍社火的嗎」
老鄉小聲回他一句:
「沒有」
尕慫說:
「年輕人都不耍了?」
老鄉一聽,聲音大了許多:
「年輕人都到外面去了」
然後崩出一句又好笑又現實的話:
「我現在是村子裡的年輕人」
尕慫一聽也樂了:
「你是村子裡的年輕人?」
趕緊伸出手,兩人相視大笑。
這位老鄉已經五六十歲了。
在黃土坡上四處搜尋聲音,他看見太多廢棄的村子,有的屋子牆塌了一半,另一面牆上貼著海報,是一個過時的流行歌星。
張尕慫說:
「以後,我肯定是要重新把山頭村給建起來
我這一輩的,包括我的孩子,以後就在那裡生活」
《踏歌行》紀錄了七個民謠音樂人/樂隊的故事,像一組散文詩,故事性不強,有一股無法言說的惆悵。
重點不在音樂人,而在兩個動作——
出去,回來。
每個音樂人都走出去。
他們從自己的村莊,小鎮走出去,故鄉承載不了青年人的躁動,他們到城市,看見了更大的世界。
就像仁科,在小鎮的貝雕廠工作,日復一日,特別沒意思。
他走了,到廣州,擺地攤賣盜版書,和阿茂一起玩音樂。
小鎮的生活太無聊了,他沒想過追求大發展,只是想逃離這種無趣的生活。
但,這些人無一例外都回來了。
這種回歸併不完全指身體上的回歸,而是精神上的。
馬飛與樂隊的主唱是西安的民謠音樂人。
在北京待了5年,想回去就因為一碗饃。
他住在北三環,對面有一家泡饃館,可故鄉的吃食一到外地準變樣。
不正宗也得吃,太饞了。
有一天,他就在想,幹嘛非得吃這不正宗的泡饃,反正也沒啥事,就回西安看看。
第二天就回去了,吃了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饃,舒坦啊,每個毛孔都舒坦。
在西安待了兩周,他給北京的朋友打了一個電話:
「你幫我把房子退了,把我重要的東西給我寄過來」
他留下來了。
紀錄片裡的惆悵在於,在這個時代,只要是出去以後就再也無法回來。
廣西音樂人岜農,在廣州待了8年。
2015年回到家鄉南丹,在家裡種田唱歌。
一棟舊房,一個人,幾畝地,春種秋收。果真如他在《回家種田》的歌裡唱的一樣:
「貝儂貝儂回家咧
回家種田咧
貝儂貝儂回家咧
回家種地咧
別去追那輛火車擁擁擠擠的火車
回家咧回家咧
在那你只能變得很彎很扁長出刺來
回家咧回家咧」
在這首歌裡,他不斷重複「回家咧回家咧」,時代的列車追不上,只會讓人變形,那就回家吧。
有人問他一個人在山村寂寞嗎?
他說真正寂寞的那段時間是在城裡的時候。每次爬山,看到眼前一片高樓大廈,感覺不像自己以前認為的那麼繁華。
後來他說:
「可能我當時變得像鳥一樣
你這麼多房子對鳥是沒用的
鳥只喜歡看到樹林」
他回山村,感受吹來的山風,看著山頂變幻莫測的雲朵,對著窗外的樹林唱歌。
但,當他拿著吉他唱那首講述家鄉的歌時,背景一個煙囪不停地冒出白煙。
家鄉終究是變了,不再是他出去之前的家鄉。
《踏歌行》的主角們不是音樂人,是他們吟唱的土地,是他們一路走來吟唱的人。
這些土地和人,在新世代的浪潮中是被大浪淘掉的沙。
走出去的人,往前看一片茫然,往後看,不見來路。
丟掉故鄉的人,只能在歌中懷念自己記憶中的地方。
五條人在樂夏第一次亮相的時候,原本打算唱《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
這是一首用普通話唱的歌,更容易被還不熟悉他們的人接受。
仁科在臨上場的時候,決定要改歌,心裡還有些糾結。
他和樂隊的成員說,聽我第一個音彈的是什麼,我們就唱什麼。
舞臺上,樂隊成員們都已經準備好,看著仁科,聽他手風琴發出的第一個音。
音樂起,仁科唱道:
「道山靚仔」
他們還是唱出了鄉音,那是故鄉給予他們無法磨滅的烙印。
編輯:熊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