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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元旦那天，有很多朋友說二零二零年總算到頭了，這一年太難，希望二零二一能好一點。我不合時宜地開玩笑說，可別著急，庚子年還沒過。
庚子年，庚子年。
去年年初，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便有許多人提到庚子年，大意是每逢庚子，就有大災大難。我對這說法一向是不以為然的。翻開歷史的長卷，按天幹地支搭配的，六十年一個輪迴的紀年法裡，哪一個搭配沒有遇到過天災人禍呢？畢竟，自從浩瀚宇宙中不起眼的星球上名為「人類」的靈長類動物學會用文字記錄自己的行動以來，風調雨順的日子向來屈指可數，而自相殘殺又偏偏是這個物種千萬年未曾改變過的本性。多長的歷史，便是多長的災難，庚子年難過，戊戌甲午便容易得緊麼？
當然，中國人對庚子這個年份確實是有著別樣的記憶。畢竟，在眼下尚未結束的這個瘟疫橫行、蝗災肆虐、山火與洪水交織，衝突與動蕩不斷的庚子年之前一百二十載，那一場有著「庚子拳亂」、「庚子國變」、「義和團運動」等諸多名字的事件中所發生的一切，長久而深遠的影響了中國、中國人兩個甲子。
公元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在《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英文版序言中，引用了同為美國人的著名漢學家芮瑪麗的一句話：「歷史上沒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對於中國那樣具有分水嶺般的決定性意義。」芮瑪麗的話或許有些誇張，畢竟此後還有1911、1949、1978，但1900年在中國歷史上重要性，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可是這被視為分水嶺的一年，在如今人教版的高中歷史電子課本上卻只佔據了半頁紙的內容——另外半頁讓給了兩幅配圖和第二年的辛丑條約——「甲午中日戰爭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日益高漲。由民間組織義和團發動的反帝愛國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到1900年春夏間在京津地區形成高潮。
1900年6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奧八國，藉口鎮壓義和團，聯合發動侵華戰爭。八國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在廊坊附近遭到義和團和清軍愛國官兵的頑強阻擊，被迫退回天津。天津的義和團和清軍愛國官兵也英勇打擊侵略者。八國聯軍增派兵力，7月佔領天津，隨後再次向北京進犯。8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司令部，就設在北京紫禁城內。慈禧太后當天清晨聞訊，攜光緒帝倉皇出逃。途中，她命令清軍嚴厲鎮壓義和團，並部署與侵略者『議和』。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搶掠，罪惡累累，罄竹難書！」
對中學的歷史教育，我一向頗有腹誹，對上面的內容尤其如此。因此，雖然從來無緣接受正規的歷史學教育，但仍想拾人牙慧，寫一寫義和團，寫一寫那個庚子年，那個在中國的歷史書上和中國人的心裡如刀刻斧鑿一般永遠抹不去痕跡的庚子年，那個混亂、瘋狂、迷茫、血腥、風雨如晦的庚子年。
一百二十載，以為紀念。
一、義和團——恐慌與憤怒
那些頭纏紅巾，手舉長矛，自以為刀槍不入，念著符咒衝向現代文明槍林彈雨的義和團師兄、師姐們，都早已作古了。當他們突然闖入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並攪得個天翻地覆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給這個國家帶來了什麼，也不知道在此後的百餘年裡，他們會受到那麼多的謾罵與歌頌，諷刺與讚揚，詆毀與神話，更不知道在後人眼裡，他們是英勇愛國的戰士，是愚昧殘忍的惡魔，有人說他們救了中國，有人說他們害了中國。
其實，毀也罷譽也罷，英雄也罷，罪人也罷，戴上紅頭巾之前，摘下紅頭巾之後，他們只是些赤貧的農夫，飢餓的流民，失業的船工，落草的土匪，只是普通的一群中國人。然而，那個年代的種種機緣，讓他們最終以「義和團」這個名字，永久的被記錄在史書中。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光緒年間的中國大地，災害頻仍。其中始於1875年的「丁戊奇荒」，持續數年之久，「此次大旱波及中國一半人口，估計災民達到2億人，因旱災致死1300萬人，是20世紀以前有記載的死亡人數最多的旱災」（《光緒朝（1875-1908）災荒研究》·張高臣）。清末女畫家左錫嘉在詩作《枯樹嘆》中描繪了這次大災的慘狀：「黃沙茫茫若華匿，枯樹無皮當道立。拏雲捉月奮爪牙，四起悲風鬼神泣……君不見，丁戊之間旱為虐，兩年不雨日燻灼。析骸易子嗟此邦，豈惜樹身遭剝落……火雲熾野草木枯，鄰裡親丁皆餓死……」
到了世紀之交，在義和團興起的華北平原，水災、蝗災、旱災等各類天災仍舊連年不斷。先是1898年黃河發了一次大水。這次大水造成壽張、濟南、東阿多處河堤決口，數百萬災民流離失所。山東大學歷史教授路遙在《論義和團的組織源流》中引用了民國時期的《茌平縣誌》，裡面對這次水災的有著如下描述：
「水之洶湧，高阜處亦深數尺，南北官道以東盡成澤國。廬室、財產，淹沒殆盡，人多巢居。又窘於陰雨連日時行，人民炊斷，衣襟俱溼，饑寒交迫，有數日不得一食者……其被災害之苦，實空前絕後。」
和這次洪水比起來，其後的一場大旱，對於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或許起到了更為直接的影響。
這次全國性的大旱始於1899年，到第二年夏季方才緩解。在華北，直隸全省受災33州縣，山東登、萊、沂、青4府，遭遇了極為嚴重的旱情，以至於無法春耕。對於這次大範圍旱災,《義和團雜記》記載曰「光緒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麥未種……直隸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種上。」（《光緒朝（1875-1908）災荒研究》·張高臣）
六十年後，山東省南宮縣梨園屯公社76歲的村民馬玉民在回憶起那段歷史時說：「光緒廿六年（1900年）是賤年，莊稼收成不好，七月初才下雨，後八月下霜，棒子長得真好，可是霜下早了，都打壞了，颳大風把穗粒刮沒了。當年，一斤河南高粱400 個制錢。窮人拿衣裳與小商販換糧食吃，吃糠吃草的很多，餓死不少人。要飯的人也很多，要飯還沒處要，只得吃棒子芯、柳樹葉。當時全村有二百來戶，要過飯的就百十家，村內要不到，就扶老攜幼到外村四處要飯。」（《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
這場乾旱除了帶來民不聊生、餓殍遍野之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實是有著爭議的。不乏有人覺得天災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在前面我們摘錄的高中教材中，更是一句也未提及。但我卻更贊成柯文的觀點，「正是這個因素（乾旱）造成了1900年春夏義和團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民眾對該運動的普遍支持」。（《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
自古以來，中國的農民起義總是與天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畢竟，若不是到了沒有飯吃，行將餓死的絕路上，農民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老實本分的。鄧雲特先生就認為：「農民窮乏與飢餓，既達極點，流移死亡的現象，繼續擴大，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普遍起義勢不可免……我國歷史上累次發生的農民起義，無論其範圍的大小，或時間的久暫，實無一不以荒年為背景，這實已成為歷史的公例。」（《中國救荒史》·鄧雲特）
如果說上面的結論多少有武斷之嫌，那當時之人以旁觀者角度所作的記錄卻是實實在在的佐證。例如美國傳教士明恩溥曾寫到「在春季，一些特殊原因足以導致老百姓造反。乾旱非常嚴重，受災範圍極廣。自1878年的大饑荒以來，華北的所有地區第一次沒有播種冬小麥……土地被曬得又幹又硬，根本無法種莊稼。在這種情況下，無所事事、躁動不安的人們隨時都可能造成危害。」（《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而山東臨清城關碧霞宮的王九信、石貴山在1960年回憶到：「光緒廿六年（1900年）大旱，一年沒有下雨，到秋天才下雨，八月廿一日下霜，玉米剛上漿，沒有成熟，因此鬧起糧荒。人民吃樹葉野草和棒子芯，糧價大漲，大米每斤由36文漲到64文錢，就開始搶糧。當時碧霞宮放飯，共12口大鍋，來吃飯的擠滿碧霞宮，人山人海，擠死很多人，人們被餓得無法，紛紛參加義和團。」（《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
而作為事件主角的義和團，其實也留下了一些證據。義和團曾有一段乩語，第一句便是許多人都耳熟能詳的「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這段乩語中還有一句「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而在一篇義和團的揭帖中，則寫到「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聖，忘卻人倫，怒惱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萬神兵，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義和團史料》）。這些乩語、揭帖，雖然不能證明旱災是義和團興起的直接原因，但至少也證明二者之間存在因果聯繫的可能。同時也能看出來，當時的民眾將災害的原因歸咎於了洋教。
在現代人看來，這樣的說法實屬迷信，但在十九世紀末，即便是走在人類科學與文明最前沿的西方人，仍然不乏將氣象變化與神聯繫起來的想法。面對同一場旱災，中國人認為「殺了洋鬼頭，猛雨往下流」，而西方的傳教士卻相信「上帝願意，他會普降甘霖來解救我們」。有著巨大鴻溝的東西方文化，在迷信，或者說信仰，這件事上倒真的是無問西東。然而，無論今人如何非議或不解，「但在1900年，在外國的侵逼步步加強、中外關係當中的危機越來越嚴重之際，人們指責洋人為造成旱災的罪魁禍首，是一點兒也不奇怪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畢竟，在西方傳教士把未皈依上帝的中國人視作異教徒的同時，中國人普通民眾也早已視洋教為惡魔了，
左手聖經，右手皮鞭
自從利瑪竇在萬曆年間帶著三稜鏡、自鳴鐘、地球儀和聖母像踏足中國，此後的三百多年裡，來自西方的傳教士殫精竭慮的想要讓這片古老的土地沐浴在上帝的恩澤之中。然而，這個國家的文明和傳統自有其堅韌的生命力，加之統治者對「以夷變夏」的警惕，自康熙年間開始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的禁教，因此，直到《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的籤訂，傳教才獲得了官方合法性。到1858年《天津條約》籤訂後，傳教士們更是憑藉著不平等條約以及炮艦和領事裁判權的保護，真正獲得了在全中國自由傳教的權力。
公允的說，傳教士們雖然是帶著宗教使命來到中國，但他們積極投身於慈善事業，興辦診所、醫院、孤兒院、育嬰堂，在饑荒、戰爭之時賑濟災民，這些善舉實實在在為許多百姓帶來了福祉，稱得上是澤被蒼生。同時，傳教士在還在中國開辦學校，介紹西方先進知識，自登州文會館始，西方教會建立了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等諸多在中國教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高等學府，他們不僅帶來了聖經和十字架，還帶來了現代科學與文明的種子，在中國了解並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中，傳教士和教會功不可沒。
如果傳教士在中國所做的都是如上一些善舉，那義和團實在是沒有仇教、反教的理由。王蒙的小說《青春萬歲》裡，那位自幼被天主教會收養的女孩呼瑪麗說「義和團是中國最大的一次教難，魔鬼們焚燒教堂，殺戮主的信徒。許多教徒因而致命。聖母派遣了自己的孩子懲治魔鬼，叫他們下地獄」，似乎也就無從反駁。
不能否認，義和團燒教堂、殺教民，排外情緒確實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但這種情緒的來源卻不是簡單一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以解釋的。事實上，仇教、排外，對於義和團來說，是現實矛盾長期積累後的一次爆發和宣洩，而這個矛盾便是持續了數十年的民教衝突和由此產生的教案。
在晚清幾十年間，民教衝突影響之大，範圍之廣，數量之多，今天的人並無多少直觀概念。按照聊城大學歷史教授趙樹好的統計，自1842年到1911年，全國共發生教案1998起。而按日本學者佐藤公彥的統計，由民教衝突引發的教案，「送交北京總理衙門的就有一千起以上，如算上截止在縣或地方一級判決或調停的，或是沒有到達這個程度的糾紛，恐怕有數千或一萬起以上。」（《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佐藤公彥）而這些數量龐大的教案，論其原因，大約可分作三類。
文化的衝突
傳統中國的大多數人，是生活在一個被儒釋道三教所浸淫，以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信仰，以宗族為紐帶所形成的鄉土社會中。這樣一個社會，與信仰耶穌、反對祭祖、強硬幹涉世俗生活的基督各教教義天然的格格不入。傳統的文化、信仰、習俗，是中國人生活方式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任何外來力量試圖以強力來改變這一切，必然會遇到劇烈的反抗。
利瑪竇顯然是明白這種傳統的強大，因此他選擇了脫下僧袍穿上儒服，潛心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經典，尊重中國人的禮儀與習俗，甚至允許教民違背教義尊孔祭祖。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帶著強烈文化優越感的傳教士已經習慣了以堅船利炮的強權為支撐，在上帝的光芒未曾照耀到的地方完成文化殖民。這一時代諸多來華傳教士，更像是中華文化的挑戰者和徵服者，他們的目的並非交流，而是徹底的取代。在被視作義和團運動發源地的梨園屯，當教會拆毀玉皇廟改建教堂之後，當地一個老婦將神像背回家中供奉，一直供奉了十八年之久。這種虔誠，居高臨下傳教士們是熟視無睹的，他們心裡住著一個尤裡烏斯·凱撒，想的全是「我來，我見，我徵服」。
「教會（主要是天主教修會） 在其勢力所能達到的地區, 以強硬而不妥協的姿態挑起了習俗之戰, 鋒芒直指中國傳統的凝聚了民族性的生活方式, 從而將普通民眾逼到了要麼屈服, 要麼決裂的境地。一大批教案中表現出來的文化習俗衝突, 既不是孤立的、可以和政治背景分開看待的中西文化的「衝撞」, 更不是所謂封建文化對西方先進文化的「抗阻」，從本質上講,這是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在中國鄉土文化層面上引起的激蕩, 是基督教的文化徵服突破了中國民間文化容納極限而促成的社會反彈。」（《晚清教案中的習俗衝突》·程歗 張鳴）
經濟的糾紛
我從不懷疑，那些遠渡重洋的傳教士中有許多人懷揣著虔誠的信仰和使命感，但我同樣不懷疑，宗教的光芒並不能照亮每一個人心中的黑暗。貪婪是人類的原罪，傳教士中也不乏其人。
自《中法北京條約》中約定「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並由擔任翻譯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私自在條約中增加「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款以來，這些上帝的使者們便開始了各顯神通。
其一是「還堂」。明末清初之際，天主教會已經遍布中國，傳教士們通過購買、接受賞賜、贈送，擁有了一些土地。1720年，即康熙五十九年，因為羅馬教廷禁止中國教民祭祖祭孔，又幹涉教民接受中國官員的管理，清廷只得禁止了天主教的傳教，並在三年後沒收了教會的土地、財產。《中法北京條約》中規定，「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教會據此開始大規模討要一百三十多年前被沒收土地，這便是所謂的「還堂」。還堂一事是否合情合理，倒還算得上雙方各執一詞，然而傳教士們卻顯然是將此當做了發財的好機會。輕者強行索要原址，也不管百餘年過去，原址早已易主並作它用，更有的已經耗費巨資重修、擴建，傳教士卻拒不接受協商，強行索取。若是原址已經無法歸還，便藉機敲詐，索取賠償。而甚者無憑無據，隨意訛詐。如在直隸深州大染莊，天主堂執事劉樸訥在既無地契亦無舊約，當地居民的供詞也證明此地並無舊堂的情況下，強行索要土地，而地方官吏不敢得罪，只能將土地判給教會。
還堂所掠奪的，不過只是一小部分，傳教士攫取財富的手段還有誘使信徒捐獻、強買強賣、盜買盜賣、趁災荒之時低價收購等等。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中，便有對傳教士強買強買土地的記載：
「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於1887年在山東濟南盜買了大片土地，據《美國對外關係文件》的記載稱：他『自稱是徵得出租人的家屬同意的，而該出租人當時卻正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於11月28日強行衝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佔領了那塊地方。後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幹涉，終於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佔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田貝於1889年11月19日呈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極可告慰的是，即當地政府巳允許該傳教士在距濟南三裡處撥給一塊有價值的土地。……據報告，那塊土地有七英裡之廣。我不願炫耀我的成就，但是我感到有理由可以說，我為美國人爭取土地的努力，已經獲得了顯著的成果。』」（《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顧長聲）
強買土地之外，有的傳教士還幹著高利貸的營生。《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中有如下一些記載：「馬莊天主堂有地數頃，分給教民耕種。天主堂放糧，春天青黃不接時放二鬥，割麥時收五鬥，借了十天也這樣。我家吃了二鬥糧，只過了20天就還五鬥麥了。天主堂放錢，十個月五分利。當時窮人只好受這種剝削，借教堂糧食吃的不少。」「咱窮，堂上看不起咱，根本不管咱的事。有困難到堂上哀矜，神甫連理都不理。就是借給一鬥半鬥的糧食，到收成的時候，就得加倍還，用細糧頂粗糧。」又有傳教士囤積居奇，如「秋收後糧價便宜，神甫就到集上去買糧圍起來，到青黃不接就賣出去。」
靠著種種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些傳教士在中國大發橫財，「19世紀末，耶穌會在人多地少的江南地區擁有地產達200多萬畝.；在四川省135個州縣擁有土地17386畝，房產865所另488間。僅在內蒙扒子捕隆一地，天主教會就擁有三個大傳教區和一個天主教城市，佔地1萬100餘頃；而北京的教會在西單附近的商業區，就有130多家店鋪出租營利。即使在偏遠的新疆綏來縣，天主堂也有50多間房舍、300畝水澆地、3畝菜地，獨佔澆水渠口，派專人負責出租土地，收租收稅」。其斂財牟利的熱情之高，以至於八國聯軍的主帥瓦德西對此都諷刺道：「此輩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之業務，無不兼營並進……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清末在華教會、傳教士的經濟活動及其影響述略》·任念文）
在我看來，部分傳教士、教會在中國大肆斂財的舉動，雖然與其身份不符，也敗壞了教會的形象，但其規模和手段對於本就飽受壓榨的中國貧苦百姓來說，尚且還在忍受範圍之內，決計不到揭竿而起的地步，更不可能掀起義和團這般滔天巨浪。經濟的糾紛的重要性，遠遠不如文化上的衝突，更不及接下來要說到的這一點。
在教的與異教徒
儘管存在文化的隔閡、習俗的差異，但憑著傳教士們的不懈努力，到光緒年間，中國的教民人數仍然取得了空前的增長。只是這種增長卻不能簡單的視作上帝的勝利。因為即便是粗略的分析一下這些信教的民眾，也可以發現，其中真正因為信仰上帝而入教的其實只佔很小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民眾之所以選擇入教，卻有著另外的原因。
對許多窮人來說，信教不過是為了幾吊錢、幾個窩頭。從《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中可以看到，在當時，傳教士用糧食、金錢作為誘餌吸引民眾入教，是一種普遍的手段。如慶雲公社城裡村老人吳稟均回憶：「那時城裡、任莊都有天主教堂。誰信教就給八吊銅錢，除了八吊錢沒有什麼好處。窮的富的都有信的，要八吊錢的都是窮的」。古城公社北關的賀修德也回憶「在天主教的有窮人，也有好戶。窮人都是為了吃大窩窩，去領點救濟」。
「奉教奉教，為了銅錢兩吊」，這是當時許多民眾內心真實想法的反映。作為一種招攬信徒的手段，傳教士們的經濟誘惑雖然有些上不得臺面，但也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扶貧濟困的作用，也算好事一件。除了幾吊銅錢幾個窩頭，教會對於民眾更有吸引力的則是能提供相當程度的庇護。
官府怕洋人，這在那個年代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認知。事實也是如此，傳教士的背後是各國公使，公使的背後是列強政府，對於清政府的各級地方官員而言，傳教士不僅僅是惹不起那麼簡單。「1861 年貴州教案，貴州提督田興恕被革職；1862 年衡陽教案，衡陽、湘潭兩知縣被摘頂；1868年揚州教案，揚州知府被撤職；1870 年天津教案，天津府縣被革職充軍；1895 年成都等處教案四川總督劉秉璋被革職，11 知縣受處分；1897年巨野教案，山東巡撫被革職。」（《晚清民夷衝突探析（1842-1900）》·楊俊傑）有了這麼多的教訓，大大小小的官員面對傳教士自然做不到不卑不亢，乃至於許多傳教士公然幹涉地方行政和司法，這便為教會庇護教民提供了可能，而在現實中他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這種庇護讓一些底層民眾可以通過入教，來擺脫官府、士紳、惡霸的壓迫和欺凌，因此也並非一無是處。但同時，它卻帶來了更大惡果。由於傳教士在招徠、吸納信徒的時候良莠不分，導致許多地痞、小偷、流氓、作奸犯科之人入了教，乃至於被官府通緝的白蓮教教徒，都可以入教而擺脫追拿。「教民數量不斷增加，部分原因是教會吸收了一些違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傳教工作在中國取得合法地位以來，這種情況比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會的保護傘所吸引，因為急於招收教徒的傳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約束的。在這種情況下，教民與土匪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
教會對教民的庇護，也到了不問是非對錯的地步。凡是教民與普通百姓之間的衝突，甚至於一些民事糾紛，傳教士們也會介入，通過向官府施壓維護教民的利益——無論這種利益的正當性。
狐假虎威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寓言，在現實中總有人將它發揮到極致。有了教會無原則的撐腰和袒護，一些教民開始橫行鄉裡，為非作歹。這樣的記敘，在《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中比比皆是。
「俺這裡的教民很厲害，一遇到事，他們就亮出牌子（十字架）。他們的根兒很硬，有外國人撐腰。光緒年間，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教民見了某個有法兒的（富裕人家），就說你前幾天借我的什麼什麼東西還不還哪（實際這人不一定借他們的東西）？這人如果不承認，他們就把這人捆起來，這人就得花錢，花些錢就沒事了。那時，我們村有 50 畝地以上的人家沒有不吃教民的虧的。」（威縣大寧公社潘村陳宗禹）
「在教的可以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旁人都得聽他的，讓他三分。同莊稼人有爭端，理由總在他們那一邊，神甫可以替在教的人出頭說理。在教的人又什麼芝麻大點事，都去找天主堂。」（單縣李半莊公社塵村塵勞汗）
「在天主教的也是窮人佔多數。入了教能欺壓人，仗著外國人給撐腰，坑騙訛詐。在我們村正東有我們家的一塊地，挨著城裡西關在教的地，你要不買他個帳，他就把你的莊稼都搶了。他們說：「你們的莊稼熟了，咱也得吃點。我去看莊稼時，老人總是告訴我：『別惹人家。』當時打官司咱也打不贏。」（楊莊公社謝莊韓明祿）
當時一些教民的囂張跋扈，還惹出好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個叫做張先烈的生意人在街上叫賣「賣洋油」，教民非要說他喊「抗洋樓」，逼得他擺席認錯，磕頭賠禮才了事。又有人牽驢拉磨，因為驢不願動，只是叫喚，那人邊打驢邊罵「你再叫！你再叫！」，有教民說他是指桑罵槐罵「你在教」，便將其毆打。
對於這些廣泛存在的民教間的矛盾，佐藤公彥評價到：「組成異習俗集團的教民與平民的糾紛頻頻發生，且屢屢打官司。然而，由於宣教士以條約中保護宣教活動的條款為盾牌向官員施加壓力、於預司法，維護了教民。另外，獲得宣教士保護權的德國也通過外交壓力回護了宣教士和教民。於是，他們成為享有治外法權的存在，公使館、教堂政治體系遂成為『帝國中的帝國』(lmperium in lmperio) 。而民眾則視宣教士為洋鬼，反教情緒日益高漲。」（《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佐藤公彥）
我認為，他的這段話是客觀和公正的。但是作為歷史學家的敘事，雖然相對理性而全面，但卻也充滿了疏離感。作為一個歷史學的門外漢，我在翻閱《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的時候，總是試圖從那些老農飽經風霜的回憶中，去理解去體會他們當年的遭遇和情感，並盡力去想像，如果我是他們，在那種情況下會做些什麼事情？然而每次這樣的想像，帶來的不過是矛盾與糾結。作為百餘年後多少受過些教育的人，我知道盲目的排外和暴力並不能解決當時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但若是代入一個光緒年間身處社會底層的中國人，卻又有著滿腔的怒火需要發洩。所幸的是，在一百二十年後的這個庚子年，我不需要被迫做這樣的選擇。然而無論如何，在那個年代，正是這一個個獨立事件的不斷發生，在民眾心間積累起越來越多的憤怒情緒，當一顆火星落在上面，而積壓數十年的憤怒變成了仇恨，成了那場燎原大火最好的助燃劑。
是土也
在幾乎所有的國內教科書中，義和團都被定義為一場「反帝愛國運動」。可是在近些年，這一定義卻不斷受到質疑。拋開那些情緒化和人云亦云的說辭，質疑義和團愛國性質的主要理由在於，許多人認為彼時的中國人，並不知國家為何物。如嚴復所言，「吾國之人，所以於政治之學，國家之義，自西人觀之，皆若不甚分曉者，止緣大一統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並無國家。」如陳獨秀，也是在庚子年後才意識到「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歷史與想像：晚清中國民族認同的建構》·甘會斌）。由此可見，即便是在那個年代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心中，國家的觀念尚且懵懂，更何況是義和團的一眾泥腿子？因此也難怪時任義大利駐華公使的薩戈瓦在給政府的報告中認為「儘管中國老百姓仇洋情緒日益高漲，中國人並無『愛國』的心態···中國人對歐洲人的「祖國」的概念一竅不通『沒有人願意為中國做出哪怕是一點犧牲，愛國心在中國並不存在』。」（《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相藍欣）
古代的中國的讀書人，講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更是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裡面的「國」，指的是王朝，是宗廟、是社稷，而無論政治上的王朝，還是文化上的天下，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沒有現代國家觀念，自然不懂何為愛國，因此說義和團並非一場愛國運動，而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忠君、勤王，乍一看確實有其道理。
然而，用現代觀念去解讀歷史，那是學術圈的事情。作為普通人，我們對歷史的評判有著普通人的邏輯。
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以來，清政府對於割地一事是越來越駕輕就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真真是「舉以予人，如棄草芥」。如果說《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國人的恥辱感無以復加，那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和恐慌。與香港臺灣這等「化外之地」相比，膠州灣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心理上，給大清朝上上下下帶來的衝擊都是前者無法等量齊觀的。柯文認為「它開啟了列強在華加強帝國主義侵略活動的一個進程」，周錫瑞則稱它「引發了從根本上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系列事件。」（《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
誠然，「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這樣的概念，對於廣大的中國底層民眾來說過於遙遠和抽象了，但是長年與洋人相齟齬的民眾，面臨列強入侵時產生的恐懼卻是具體的。他們或許不懂什麼是愛國主義，可一種源自於傳統鄉土觀念的樸素情感，卻讓他們天生有著保衛家鄉的責任感。正如民國時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裡所言：「是土也，我衣於是，我食於是，我居於是，我祖宗之墳墓在焉，妻子之田園在焉，苟欲奪此土者，則是奪我生也，則犧牲其生命，與之宣戰。」而那些蒙昧的拳民們，雖然肚子裡的墨水不足以直抒胸臆，但心中又何嘗不是作此想？
連綿不絕的天災，日積月累的民教衝突，迫在眉睫的瓜分之禍，給庚子年身處華北平原的中國民眾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在這種壓力下，恐慌與憤怒的情緒在不斷的滋長、蔓延。如今的我們，即便對這些最終引起義和團運動的因素無法感同身受，但至少也不應該視而不見。又或者說，當我們回顧歷史，去反思去檢討義和團的暴力、盲目、狹隘、非理性的時候，也要盡力去想想，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行文至此，偶然在一本書中看到義和團之前，四川餘棟臣起義時的一張傳單，我前面囉囉嗦嗦寫了一萬來字，原來都在這張傳單的內容裡面了。
「海禁大開以來，泰西傳教通商，凡我廿一行省，率土俱雜外洋，積久競忘庇蔭，氣習遂至猖狂，不應欺凌鄉黨，不應侮弄祠堂，不應袒護教民，不應動搖邊疆。翦滅孔聖正教，竟爾敗壞五常……予實義憤所迫，委身以報君王。刻下山東被害，志人誰不心傷。今日興舉義兵，特將一紙宣揚。」
時人之想法，很好理解，也很難理解。
二、清廷——恐慌與搖擺
就在恐慌和憤怒驅動著各地民眾加入義和團練拳、排教之際，作為大清帝國實際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和她的朝廷，也同樣恐慌著。而他們的恐慌，卻並非來自這些躁動的泥腿子。畢竟大清自入主中原，便不斷的和各種農民起義打著交道，遠有李自成、張獻忠，後有白蓮教、太平軍、捻軍，因此，在慈禧太后眼裡，拳民鬧事不過是疥癬之疾，而她面前有著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心腹大患。
從甲午到庚子
曾在光緒朝擔任了十九年宮廷史官的惲毓鼎，在他的《崇陵傳信錄》中寫到：「甲午之喪師，戊戌之政變，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作為一個近距離觀察權力中樞的官方史家，惲毓鼎對朝局的洞察力是出色的，由甲午到庚子，這四件事情前後相承，確實是有著緊密的因果關係。
甲午戰爭一場慘敗，讓年輕而欲有所為的光緒皇帝既憂且憤，「上憤外難日追，國勢阽危，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崇陵傳信錄》·惲毓鼎）。於是有了可嘆又可惜的戊戌變法。從維新到政變，不過一百零三天，從希望到絕望，也不過一百零三天。六君子血灑菜市口，並未如譚嗣同所願，讓變法從流血而成。相反，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滿族王公從此逐漸把持朝政，清廷愈發走向保守、專制和排外，大清王朝也就失去了最後一次自救的機會。
而有心勵精圖治的光緒帝，從此成為了瀛臺的一具傀儡。「後之人稽光緒一朝事，所見者懿旨耳，上諭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崇陵傳信錄》·惲毓鼎）但慈禧太后顯然並不滿足於此。
在戊戌政變後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得知譚嗣同曾勸說袁世凱發動兵變包圍頤和園，她怒不可遏地對光緒帝道「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崇陵傳信錄》·惲毓鼎），又傳言慈禧曾道：「爾竟欲囚我頤和園，爾真禽獸不若矣。」（《慈禧傳信錄》·費行簡）。可見，慈禧認定譚嗣同意圖發動兵變是光緒帝所授意。這無疑讓她感到遭受了嚴重了背叛，從而動了廢黜皇帝的念頭。
然而，光緒皇帝卻不是那麼好被廢黜的。雖然慈禧太后不斷的試探，但似乎海內外都是釘子。在內，支持行廢立之事的不過載漪、徐桐、崇綺、剛毅等人，張之洞、李鴻章等手握地方實權的大臣對此並不贊成，甚至慈禧的心腹榮祿也持反對意見。在外，英日等國視慈禧為親俄派，一直以來對維新人士報以同情和支持，在政變之後，英國人接走了康有為，日本人救走了梁啓超，並在此後任由其在海外繼續宣傳維新、呼籲保皇。這更是給了慈禧一種英日等國支持光緒帝的感覺。
一面是內心對皇帝的憤怒以及載漪等人不斷的火上澆油，一面則是朝廷內外的反對，慈禧太后在兩難之間，將廢黜光緒的想法壓抑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農曆己亥年。在這一年的年底，不堪壓力的榮祿為慈禧出了一個主意——「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承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崇陵傳信錄》·惲毓鼎）。從宗室中找人立為大阿哥，以為皇儲，一子兩祧，再慢慢繼承大統。在榮祿看來，這是個既不立即廢黜光緒帝，又能滿足慈禧心願，一舉兩得的好主意。榮祿不愧是慈禧的心腹，這個主意立即得到了慈禧的首肯，於是，很快便選中了端郡王載漪的次子溥儁，將其立為大阿哥，作為光緒的皇子。這便是所謂的「己亥建儲」。
可惜慈禧和榮祿的如意算盤沒能打得響，原以為「徐承大統，則此舉為有名」，可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豈料這不得民心之舉，卻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立儲的上諭下達方才數日，便出了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章炳麟、蔡元培、黃炎培等一千二百餘名士紳致電總理衙門反對廢黜光緒帝一事。此事經上海《蘇報》報導，頓時輿論譁然。上千士紳階級上書非議朝政，有清一代聞所未聞，慈禧太后震怒之餘，卻又感到了恐慌。
恐慌來自於經元善電文的內容——「探聞各國有調兵幹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 奏請聖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憂勤，下以餌中外之反側。」
列強出兵幹預，這是慈禧在戊戌政變後最為擔心的事情。經元善的電文不僅直白地指出了這種可能性，而且用了「探聞」二字，又有許多士紳聯署，難免讓人真假莫辨。更讓慈禧心中難安的是，經元善並非第一個作如此說之人，此前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勸諫慈禧勿行廢立之事的電文中，也說「國家不幸，遭此大變。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諑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而陳夔龍的《夢蕉亭雜記》中記載李鴻章對廢黜光緒帝的看法「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其同樣表明了對列強幹涉的擔憂。而在民間，報紙上多有關於列強將出兵幹預的猜測乃至煞有介事的「新聞」，流亡海外的維新派、保皇黨更是四處宣傳呼籲各國扶助光緒復闢。
其實從日後看來，英日等國雖然對戊戌政變持反對態度，卻從來沒有過派兵幫助光緒皇帝復闢的計劃。對於列強來說，一個穩定的中國才是符合他們利益的，至於這個國家的主人是姓葉赫那拉還是愛新覺羅，並不那麼重要。雖然如此，但列強駐華公使們卻也並非一些安分守己之人，他們的一些行動在事實上加重了慈禧心中的疑慮和恐懼。
先是在政變發生後不久，北京馬家堡車站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中外民眾衝突。本來算不上什麼大事，但英國公使竇納樂、德國公使海靖等人卻趁機大生事端，以保護本國公民為藉口向清廷施壓，最終迫使清廷同意英、德、俄、法、美、意、日、奧組成的一支兩百餘人的小型八國聯軍入駐北京。中國的古代帝王們，講的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這支小型八國聯軍就駐紮在東交民巷，離紫禁城一步之遙，用現在網絡流行的語言來形容，正是「殺傷力不大，侮辱性極強」。
此後，竇納樂又向清廷提出要派外國醫生給光緒看病。光緒生病，這本來是慈禧重新訓政的一個託辭，也是為日後廢黜皇帝埋的一個伏筆。但各國的這些職業外交家們，也不知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反正看上去是把這件事情當真了。慈禧怎麼想的，我沒法揣測，也許是東交民巷那二百來人的隊伍讓她盛情難卻吧，總之她是答應了讓法國使館的醫生給光緒看病。法國醫生的診斷結果與御醫所說的大相逕庭，光緒沒啥大病，不影響他上朝理政，更沒到需要病退離休的地步。
經此二事，慈禧太后對於這些洋人的疑慮是越來越深。等到乙亥建儲之後，看到各國公使竟無一人入宮朝賀，她心中的不安和憤怒，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若無甲午之敗，維新變法或者可以緩緩圖之，如此未必便有戊戌政變。既無政變，那麼己亥建儲自然無從說起。無建儲之事，廢立之心，又何須擔心列強幹涉，皇帝復闢，以至日日夜夜不得安寢？從戊戌至庚子，慈禧太后一步步陷入恐慌的泥沼，她此後的幾乎所有重大決策，最終都只有一個目的——不能讓洋人出兵，不能讓皇帝復闢。
然而，歷史的走向有時是人力所無法左右的。當日之中國，就算甲午年沒有一場大敗，乙未年便敢保證沒有麼？積貧積弱的王朝，連選擇怎樣的死法，也是一種奢望。
剿匪還是撫民
己亥建儲的鬧劇上演之時，義和團已經鬧騰好一陣子了。義和團的源流眾說紛紜，至今學界尚無定論。其發起於何時何地，更是一筆糊塗帳。但若說義和團肇始於山東，泛濫於直隸，終結於北京，雖不嚴謹，但似無大錯。
若是從1898年的10月，趙三多領導的義和拳在蔣家莊起事算起，到己亥年年尾，已經有一年多。期間朱紅燈領導的神拳在森羅殿之戰中自稱「義和團」，是這個名字首次登上歷史舞臺。在這一時期內，雖然慈禧整日裡擔憂的是她的心腹大患，但清廷也並未對這些拳民放任自流，至少山東巡撫毓賢一直在試圖加以解決。
毓賢此人，清廉、忠心，但又保守、排外。他對拳民報以同情，對洋人則極端仇視。因此，他採取了曾國藩在1870年處理天津教案時的原則——「分清良莠」、「只問匪不匪，不問會不會」。對於領頭鬧事的，嚴加懲戒，而協從的民眾則加以驅離解散，即是「剿撫結合」。按理說，他的這種處置方式，既符合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道德要求，也是過去的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然而，義和團由始至終都不同於白蓮教、太平天國等運動，它從來沒有一個自上而下完整的組織結構，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綱領，因此各地都在鬧義和團，各個義和團組織都有「大師兄」，驅散了此處，則彼處又起。毓賢想要擒賊先擒王，偏偏卻無王可擒。因此，到己亥建儲之時，山東的義和團非但沒有撲滅，反而蔓延到了直隸。也正是因此，毓賢在日後被列強視為義和團運動的禍首，迫使清廷將其處死。毓賢臨刑之前曾自撰二輓聯，其中一幅寫的是「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老成謀國，切須早慰兩宮心」，也算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官僚，在那個中西交衝的時代最後的嗟嘆。
無論毓賢的死冤與不冤，他在山東巡撫任上所採取的措施確實是得到清廷首肯的，也就是說，清廷在此時對待義和團，正是延續此前曾國藩的策略。然而，這樣的處置無疑讓各國公使不滿意，面對愈演愈烈的「拳亂」，公使們不斷向清廷施加壓力，終於迫使清廷撤換毓賢，而替換毓賢的山東巡撫，是袁世凱。
在中國，人事問題往往意味著路線問題。如果把用袁世凱替換毓賢這件事視作清廷改變剿撫並重的策略，轉向以剿為主的信號，並不算是過分的聯想，尤其與袁世凱一同入魯的，還有七千名武衛右軍。至少在外國公使看來，袁世凱是恢復山東秩序的保障。「美國公使在致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 書中說道：『我很高興地向你報告：昨日武衛軍袁世凱將軍受命出任山東巡撫代理。他是個能幹、勇敢的人，與外國人交際甚廣。相信皇上賜予適當的諭旨後，則擾亂即可停止，秩序馬上就能恢復，我們希望如此。』」（《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及其運動》·佐藤公彥）。然而正如清廷在庚子年前後不斷的猶豫、反覆、茫然失措，袁世凱尚未在山東巡撫的位置上坐熱，便收到了清廷上諭，要求他「不可徒恃兵力，轉致民心惶惑」、「總以彈壓解散為第一要義」，總之就一句話，一如從前，剿撫並重。
清廷態度的改變，既有對拳民「一意剿擊，致令鋌而走險，激成大禍」的擔心，也有傳統士大夫階級「載舟覆舟」的憂慮。但在外國公使團的眼裡，這種改變是對列強的挑釁，是對拳民排外的縱容甚至鼓勵。3月中旬，此前被免職的山東巡撫毓賢又被啟用為山西巡撫，這更加重了公使團的憤怒。因此，在1900年1月至3月間，公使團三次向總理衙門提出照會，要求清廷對義和團嚴加鎮壓，而且照會中的措辭不無威脅之語。
事實上，慈禧和她的朝廷並非不想解決義和團的問題。隨著動亂的不斷升級，以及公使團一再施加壓力，官兵的鎮壓力度也在加大，清廷更是在3月向各地發出廷寄要求禁止義和團。這些舉措是有效的，到3月底，袁世凱已經基本平息了山東義和團的活動。但清廷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解決義和團問題的所有努力都不被公使們所承認？而公使團同樣不明白，為什麼清廷堅持認為全面鎮壓義和團是不必要之舉，為什麼一直拒絕頒發上諭禁止義和團？就在清廷和公使團互相不滿、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中，到4月份，直隸的義和團運動已經蔓延開了，而北京也已經出現了小股的義和團活動。
4月中旬，俄羅斯公使格爾思告知總理衙門章京聯芳，稱如果清廷再不解決義和團，那麼列強將會進行武裝幹涉。表面上，清廷這個消息得知這一消息後再次屈服了，「格爾思的談話迫使清廷在宮方的《京報》發表裕祿要求禁拳的上奏，其中明確指出拳民是叛匪。這個做法雖然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五國公使堅待要發布禁拳『上諭』的要求，公使團在長達數月的外交僵局之後，還是感覺到鬆了一口氣，畢竟中方已開始做出讓步。」（《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相藍欣）。但實際上，這個消息，加上此時停泊在大沽口外進行示威的列強艦隊，幾乎是正式的證實了此前慈禧太后等人的猜測——列強有出兵幹涉的意圖。而慈禧相信，義和團只是一個藉口，列強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將她趕下臺。
5月初，御史鄭炳麟上奏，「請飭督撫因勢利導，化私為公，以資官練而弭後患」。將義和團招安並加以利用，此前如王培佑等人便曾提出過。這一次，慈禧太后表現出了有限度的興趣。如果要分析這種興趣的來源，除了招安本就是歷代王朝對付叛亂的常規手段，可能列強對義和團那看上去異乎尋常的重視也是原因之一。洋人既然那麼害怕義和團，也許其真的有什麼通天徹地的法術呢？不過，慈禧作為一個把持晚清朝政數十年，可以說是決定了大清國命數的政治強人，她有著必要的謹慎。因此，她並未對這一建議立刻作出決定，而是傳旨向各地督撫徵求意見。
雖然袁世凱等人極力反對，但五月中旬在淶水縣高洛村發生的一起事件卻讓反對的聲音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其實簡單，直隸淶水縣高洛村的民眾和教民因為民俗問題長期存在矛盾，眼見義和團風起，便請來拳民教訓教民。義和團應邀而來，燒毀了教會和教民的房屋，殺死了一些教民。隨後官軍前來鎮壓，結果練兵分統楊福同輕敵冒進，被義和團伏擊，落了個兵敗身死。這便是後人所稱的「淶水戕官事件」。
淶水戕官，對於當事的三方都造成了巨大影響。公使團在此事之後繼續其強力施壓的外交政策，並且在法國公使畢盛的主導下，真正意義上將派兵進京作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擺上了桌面，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將「可能」變作了「現實」；對各地的義和團來說，這場「勝利」大大鼓舞了人心，因而「出現了『匪勢因以日張，而降神附體、不畏槍炮之言又復日熾』、『順（天）直（隸）一帶拳場林立，幾於無處無之』的情形」。（《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佐藤公彥），此後，義和團聲勢愈烈，規模愈大，而且愈發的暴力和非理性；而受此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清廷。他們在不斷的剿與撫的搖擺之中，眼睜睜看著義和團這場大火變作燎原之勢，此時的慈禧太后其實已經沒有太多的選擇了。
5月27日，義和團佔領涿州。
最後的稻草
義和團佔領涿州之後，破壞了京津之間的鐵路、電桿。到此時，無論是在北京的各國公使還是清廷，都真正意識到了危險。公使團終於放下了分歧，一致同意向北京派兵以保護使館和各國公民。而慈禧下達嚴厲的上諭，要求各地鎮壓義和團，保護教堂、教民，試圖以此舉說服公使們放棄派兵的計劃。列強是否派兵入京，其實是癥結之所在。「儘管明確指出在造成這場危機的諸多因素中哪種因素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是不明智之舉，但還是有不少歷史學家認為，5月底召衛隊入京保護使館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
如果清廷和列強公使能在此時攜起手來，共同應付眼前的危機，理論上還有可能在最後關頭將事態平息。然而雙方本就是各懷鬼胎，何況慈禧身邊的載漪等人又一心想要藉助義和團撈取政治資本，因此在現實中，這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從來就沒有存在過。
5月31日，總理衙門無奈之下還是答應了各國派出少量部隊入京的要求。隨著這些外國士兵的入城，慈禧心裡的天平愈發的朝著招撫義和團那一邊傾斜。因此，在6月3日，她下達上諭給榮祿，又改變了嚴厲鎮壓義和團的政策，要求以彈壓解散為主。並稱拳民「雖屬良莠不齊，究系朝廷赤子」。而這距那條「拳匪中實系滋擾地方，甘心為亂者，即當合力捕拿，嚴行懲辦」的上諭，僅僅過了四天。
此後幾日，慈禧派出趙舒翹、何乃熒、剛毅等人前去察看義和團實情，剛毅的反饋是「其術可用」，而「舒翹見皆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實對。」（《崇陵傳信錄》·惲毓鼎）。
6月7日，在端郡王載漪等人的安排下，義和團連同大量的流民湧入北京城。6月10日，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率領500聯軍朝北京進發。6月16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主和派的官員受到慈禧、載漪的嚴厲駁斥。其中太常寺卿袁昶曾「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而慈禧太后卻道：「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崇陵傳信錄》·惲毓鼎）
這一段對話不同的人不同的解讀，在我看來，袁昶所言當然是對的，但慈禧也並非沒有道理。利用義和團對付列強，這自然是異想天開之舉，但處在慈禧的那個位置，她其實別無選擇。義和團大量入京，其勢已難以遏制，她身邊所依賴的以端郡王為首的一幹滿族王公大臣又是義和團堅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列強的聯軍已經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她不會忘記鹹豐皇帝倉皇逃亡時候的狼狽，現在當她作為帝國的主宰再次面對這一幕時，她有著無法克制的恐慌。既然，義和團這把火已經難以撲滅，那就讓它朝著洋人那邊燒去吧。
局勢已經無法逆轉，而最後一根稻草，卻多少有些戲劇性。
6月17日，再一次的御前會議。面對主戰主和兩派的爭執不下，慈禧太后宣讀了一份列強的照會。這份照會共有四條，第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注。第二，由列強代收各省錢糧。第三，代掌天下兵權。慈禧對眾大臣道：「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於是，「群臣鹹頓首曰：『臣等願效死力！』有泣下者。」（《崇陵傳信錄》·惲毓鼎）
四條照會，慈禧只念了三條。據惲毓鼎言，他退朝之後曾詢問榮祿，得知「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諷刺的是，這最後的一封稻草，卻是假的。列強從來沒有發出過這樣一封照會，從來沒有。至於它從何而來，何人所作，又如何到了慈禧手裡，史學家們作出了各種猜測，但這不重要了。甚至於有沒有這最後一根稻草，都不重要了。歷史的因果在清廷的恐慌與搖擺中早已寫好。
6月21日，頒上諭，和戰之以遂定。
三、洋人——恐慌與傲慢
相較於義和團與清廷，庚子年間的另一位主角——列強——的行事似乎更加容易解釋。當各處的拳民失去理智的約束，開始不加區別的攻擊教堂、傳教士、教民時，恐慌是本能的反應，個人的恐慌則逐漸的蔓延到整個群體，最終影響了決策者的判斷。而傲慢，則自鴉片戰爭以來普遍存在於外國人身上——包括傳教士、商人、外交使臣。動亂與衝突將這種傲慢放大，反過來，傲慢又進一步的催動了動亂與衝突。
在庚子年以前，不知是出於現實的考慮還是一種巧合，幾乎所有的列強都更換了他們在華的外交官。一批與清廷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國通」奉調回國，而走馬上任的，有英國公使竇納樂、法國公使畢盛、德國公使克林德、義大利公使馬蒂諾、美國公使康格、俄羅斯公使格爾斯。竇納樂、畢盛、馬蒂諾等人更了解的是非洲，克林德此前則是德國駐墨西哥公使，這些人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幾乎完全不了解中國。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曾經這樣評價他的同胞竇納樂：「竇納樂的任命很值得關注，我輩之人多年來將中國人視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將被竇納樂擊敗，因為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於對付尼格羅人（非洲黑人）的經驗」。（《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相藍欣）
這些外交官在來中國以前不了解中國，在來中國以後也不打算了解中國，德國使館的中文翻譯柯達士的中文水平連克林德的前任海靖的夫人都加以嘲笑。而號稱精通中文的義大利使館翻譯維塔利，連與中國僕役都無法做到良好的溝通。在這樣的心態下，要求公使們尊重中國的禮儀和文化，那是天方夜譚。在和中國的外交對話中，列強公使並不將清廷的官員視作平等的對手，威脅、恫嚇才是他們更喜歡使用的手段。「義大利公使薩瓦戈在40 多年以後寫回憶錄時，對此類做法仍然津津樂道，他認為中國人並不把外交作為取得雙方都滿意的結果的一種程序，因此，西方外交上的手段和紳士般的禮節在華並不適用。反之，索性以野蠻人自居卻能收效。」（《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相藍欣）
隨著庚子之前李鴻章遠離了朝廷中樞，而中國人稱為「鬼子六」的恭親王奕訢也在1898年去世，總理衙門裡充斥著對外國、外交一竅不通之人。清廷與列強雙方，都失去了最擅長彼此間交流的人物。
公使們的傲慢與自大，讓他們在整個事件中從未站在中國，尤其是慈禧和清廷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因此，當戊戌政變發生之後，他們毫不在意慈禧太后的感受，從庇護維新派，到向使館派出衛隊，再到對己亥建儲的無視，一次又一次的刺激著慈禧神經，直至讓她徹底相信列強是自己掌握政權最大的敵人。
而正如竇納樂在1899 年2月間寫下的那段話：「以我的看法，整個中國問題其實十分筒單。只要給我一支部隊（當然不是中國軍隊），比如像1882 年在開羅駐紮的那支部隊，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內解決中國問題……治療中國這個病夫只有一個辦法，得用刀子，其他辦法都不能奏效。」（《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相藍欣），這些公使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相信，且僅相信武力的作用。外交是智者的遊戲，也是妥協的藝術，但是當雙方的實力過於懸殊之時，這些列強的外交家們顯然已經忘了這一點，或者他們沒忘，只是不在乎。沒有商量，沒有妥協，有的只是一昧的施壓。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有一個帶有通牒性質的照會，看到一次又一次的艦隊示威，看到一支又一支的聯軍朝著北京進發，最終看到一個悲劇性的收場。
關於列強和他們的公使，我上文多次提及的那本《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中有著詳盡的描寫，在此不再贅述。個人的看法是，回頭去看庚子年前後各方的表現，那些將責任完全歸咎於拳民和清廷的看法，是帶有偏見的。公使們的無知與傲慢，在相當程度上催化了事件的發生與失控。從著名的德國公使克林德在1900年6月，也就是義和團大規模進入北京之後舉動便可見一斑。
1900年6月13日，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湧入北京城，而西摩聯軍也已經從天津出發，但到此時為止，義和團很少騷擾在京的外國人，更談不上造成多少的威脅。當日中午，三個拳民路過東交民巷時，被德國公使克林德發現。因為拳民「在鞋底磨刀，怒目橫視」，克林德和衛兵抓住並毆打了其中一個小拳民。隨後克林德通知總理衙門，將在兩個小時將其處決，即使端郡王的弟弟載瀾前往交涉，克林德也拒絕放人。消息傳出之後，憤怒的拳民開始聚集，隨即引發了騷亂。拳民開始焚燒教堂並襲擊教民，而外國人則仗著還在路上的西摩聯軍所給予的勇氣，開始四處出擊襲擊拳民，實施早已制定好的「獵殺拳民計劃」。
在雙方本就愈發劍拔弩張之際，克林德的行動無疑是不明智的。而到了6月20日，在局勢更加緊張的時候，他拒絕聽從俄國公使格爾斯的勸說，執意前往總理衙門，卻在路上與清軍擦槍走火，中彈身亡。
克林德的被殺是一段公案。究竟是如歐洲各國所認為的，是清政府的蓄意所為，還是如總理衙門調查所稱，是克林德率先開槍挑釁，不同立場的人，總是選擇相信不同的說法。唯一可以肯定是，這位德國公使為他的魯莽和傲慢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中國，則為他的死亡付出了更多的代價。
多年以後，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西摩海軍上將終於放下了這種傲慢，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與中國打交道的歷史可以歸結力這樣一種情形，我們是用暴力手段在對方不願意的情況下強行進人中國的。我相信我們有很多人都很容易忘記這一點。其結杲是．我們不願意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設想，如果任何外國人也用同樣的幹段強行進入我國會怎樣反應。」（《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相藍欣）
可惜的是，這樣的反思，來得太遲了。
行文至此，覺得自己想要寫的東西已經差不多了。但沒有寫到的，卻還有太多太多。大沽口的炮聲、太原城的慘案、東南互保的努力，以及戰火中的北京城和辛丑年那一紙條約。可這樣一件大事，便是一本專著，也未必能夠面面俱到，又何況這簡簡單單一篇小文？作此文，一來如開篇所說，是為了紀念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個庚子，二來則是希望在此後在提及義和團，提及庚子事變之時，能有更多的人可以不再那麼武斷和極端，不再用簡單得近乎粗暴的幾句話便作出定義。能看到更多，想到更深，這是學歷史的作用，也是我不自量力的初衷。
轉眼便是辛丑年，萬分幸運的是，我們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同樣是面對罕見的天災和複雜的國際環境，這個庚子年裡大多數的中國人，沒有像我們的先輩那樣無知與愚昧。誠然，此時之中國，彼時之中國，仍有許多相似之處，仍存在尚待解決的痼疾，但無論如何苛責都應該承認的是，這一百二十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在進步。
百年榮辱兩庚子，
萬裡河山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