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臺灣女子洪素珠辱罵臺灣老榮民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視頻中，女子辱罵老人為「啃臺灣人的骨」的「中國難民」，引起公憤。一時間，「臺灣榮民」這類正在被歷史和時代遺忘的特殊人群，驟然受到兩岸的共同關注。
榮民，即「榮譽國民」，特指中華民國退伍軍人，一般指隨蔣介石政權遷臺的外省籍退伍軍人。
李師科搶銀行案
1982年4月，還是軍事戒嚴時期的臺灣，發生了一件異常轟動的案件：李師科搶銀行案。這也是臺灣第一起持槍搶劫銀行案，當時沒有人想得到，這件搶劫案的影響有多深遠，甚至改變了兩岸關係的進程與方向。
李師科被捕並很快被槍決
李師科本人為退伍老兵，1927年生，山東昌樂縣人，濟南解放後輾轉至青島，隨國民黨軍隊由海南島入臺。1959年因病退役，以修車及開計程車為生，逐漸萌發搶劫銀行的念頭。
1982年4月14日，李師科戴著假髮、白色鴨舌帽，蒙面闖入位於臺北的臺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洗劫。他手持槍械在銀行裡大喊，「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隨即搶走新臺幣531萬後逃逸。而早在兩年前，李師科射殺臺北市保安大隊警員，並搶走其身上的點三八左輪手槍，為之後的搶劫銀行所用。
23天後，一名酷似李師科的計程車司機王迎先被檢舉（因搶匪將運鈔袋丟棄在中正紀念堂大門側，剛好附近有一床遭丟棄的破棉被，被人認出是計程車司機王迎先家所有，王所開汽車又與搶匪車牌號碼相似），並遭到調查小組刑求，被迫承認犯案。5月7日，王迎先謊稱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過程中趁機跳橋，自殺明志。全臺譁然，臺灣當局不得不將承辦人員移送法辦。
王迎先死後不久，李師科寄了400萬到一名老友家中，被老友檢舉，並在租屋處被捕。「友人有個小孩念小學，很可愛。我想，我一定會被捕，乾脆把錢送給友人的女兒，讓她安心念到大學畢業。」被捕後的李師科曾對記者說。除此之外，李師科大概花了5萬元在女人身上，還買了一臺電視機、一隻電飯鍋與一隻電刮鬍刀。
在偵詢時，李師科表示是「因為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犯下此案。更承認殺害警察，是為了搶奪手槍來搶銀行，目的是為了養老；他不搶民眾，要搶公家單位，因為「民眾的錢比較少，公家機關的錢比較多」，且「政府虧欠太多，所以要搶銀行」。最終，李師科於1982年5月21日被判處死刑，5月26日清晨執行槍決。
臺北縣新店市，無天禪寺下方李師科塑像，攝於2013年4月21日
李師科這類老兵，國民黨口中的榮譽國民，半生戎馬，曾為國民黨犧牲了那麼多，卻被臺灣對大陸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困在這小島的社會最底層，一生默默無聞地逝去。他們不是社會關切的對象，只能在陰暗的角落裡獨自掙扎。
事件發生後，來臺老兵組織串連發聲，到處示威、抗議，要求國民黨開放探親。最終，1987年7月，蔣經國正式廢除戒嚴令，宣布「解嚴」。12月起開放一般民眾可赴大陸探親，兩岸開始了一波波的返鄉探親潮，也讓兩岸關係邁入了新的紀元。
李敖曾為此撰文《為老兵李師科喊話》
為老兵李師科喊話
土地銀行搶案說破案了，報紙滿版、電視滿檔、警察滿面堆笑、內政部長滿口胡言——竟要全國人民做警察耳目，處處一片叫好聲，一點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這名嫌犯——計程車司機李師科。一般認為他會去酒廊賭場，他卻不吃不喝不抽不賭；一般認為他是江洋大盜，他卻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認為他有犯罪習慣，他卻紀錄清白全無前科；一般認為他是年輕小夥子，他卻年過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認識李師科的人，對他都是一片讚揚之聲：「老實」，「誠懇、和善」，「客氣」，「義氣」，「豪爽」，「人緣不錯」，「生活很儉樸」，「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愛小孩子」，「在長巷弄裡，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個偽裝的好人，怎麼可能十幾年來一點破綻都沒有？」「好多的鄰居．都沒有人說李師科是個『壞人』！」
不但如此．李師科在鄰居辦喜事的時候．免費提供計程車隊；在乘客遺落物品時候，主動送到廣播電臺；在自己吃饅頭喝白水時候，花一千元為小朋友們買玩具；在綠燈戶見到那些可憐女人時候，加倍給她們賣肉錢！
而李師科自己，卻一二十年，長在陋巷之中，房間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顆對國家破碎的心。
中國農民的悽涼身世
李師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東昌樂人。他在家鄉念小學時候，日本侵略中國，他書也不念了，上山去打遊擊，那時他十幾歲，已用槍聲和行動，證明了他是愛國者。
李師科是中國農民，在抗戰勝利後，他想解甲歸田，重新回到家鄉和土地，但是，巨掌攔住了他，他要繼續愛國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參加戰鬥，在槍林彈雨中，他只被打敗，沒被打死；最後，他跟到臺灣。他眼看政府退後，自己卻不能退伍，因為，正如政工人員所說：「國家需要他！」
「國家需要他！「國家需要他！」在國家的需要下，李師科付出了他的二十歲，付出了他的三十歲，付出了他的四十歲，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與眼淚。為了防守臺灣，他不準退役而不斷服役，不準結婚也無力結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獲準自軍隊離開。
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間，我做預備軍官第八期排長，在野戰部隊中，見過成千上萬李師科型的人物。他們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異，但在風沙裡、在烈日裡、在惡臭的營房裡、在粗糲的夥食裡、在昏暗的燈光裡、在迷茫的回憶裡，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身世與悽涼。
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國農民，他們勤勞、樸實、忠厚、愚魯，他們愛鄉土、愛母親、愛老婆，愛小孩小狗、愛成長中的稻田與麥穗。但是，當政府不再能保護他們，他們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護那永遠保護不完的政府。他們有的是上街買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從床上拉起。從此就遠離了屬於自己的一切，自己屬於國家了！
自己屬於國家了
唐詩裡寫古代拉夫的情形，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悽慘，其實一千年後，還在中國變本加厲的重演著。據紅十字會會長的調查，在貴陽的一個壯丁收容所裡，就有這樣的慘象：
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裡來的」』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說：「怎會只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說：「先生，沒有人逃跑啊！老實說能逃跑到哪裡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連水都沒有的喝。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夥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挨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聽了這些話，我不禁為之悚然！當時那十七人中有幾個病了，有幾個仍患痢疾，我便找醫生給他們診治。照那情形看來，我相信他們的確沒有逃跑，像那荒涼的地方，不但沒有飯吃，喝的又是有傳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裡去呢！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栓在營裡，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那僥倖未死的一些壯丁在兵營裡受訓練，大多數東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穩。這是因為長途跋涉，累乏過度，飲食又粗劣而不潔，體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惡性瘧疾流行，因此，一般壯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極了！
押送壯丁的人，對於壯丁的死亡，似毫無同情心，可能因為看得太多，感覺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它們常因搶奪一條新鮮的人腿，而紅著眼睛厲聲低吼，發出極其恐怖的叫聲，令人毛骨驚然！有的地方，壯丁們被埋起來，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條腿或一隻腳在地面上，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屍太多，空氣裡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有一天晚上，貴州馬場坪一個小市鎮裡，屋簷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著不少病倒的壯丁。我用手電筒向他們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見其中的一個奄奄一息。我問他怎麼了？他的眼睛微微睜開，向電光注視片刻，只哼了一聲，便又閉上，大概從此就長眠了。
在雲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輸贏的數目很大，大堆的鈔票放在桌上，大家賭的興高採烈，根本不管那些已瀕於死亡的壯丁。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 辦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裡鬧什麼了？」
我沿途看見的，都是這些殘酷悲慘令人憤慨的事。辦兵役的人這樣缺乏同情心，可以說到處可見。
有一天我看見幾百個人，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他們在山上，我們的車子在山下馳過。他們正在集體小便，好像天下雨，從屋簷流下來的水一樣；他們連大便也是集體行動。到時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錯過這個機會，再要大便，是不許可的。
有好多話都是壯丁親口告訴我的。因為他們不防備我會報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營裡去，那些辦乓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當然，曲江壯丁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只會多不會少。」可惜我把估計的方法忘記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後餘生
在我接觸過的和經年累月一起生活過的這些中國農民，他們當兵的前夜，都大同小異的歷經過「挨打」、「少而粗糲」的食物、「拉肚子」、』『集體大小便」、「奄奄一息」、「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等苦難，最看，他們劫後餘生，正式編人了部隊，又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戰場上飢餓與傷亡。在多年的「子彈沒眼，上天有眼」以後，他們再劫後餘生。固守在臺澎金馬，年復一年的升旗、點名、操練、換防。他們手下的充員士兵，在服役兩三年後，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們卻不準，他們無伍可退，無家可回，眼看著一批充員走了。一批充員又來，來去之間，又是兩三年過去了。幾次來去，一二十年就過去了。
當他們老了，當他們受傷難醫、有病難治了，國家開始放走他們，讓他們自由，由他們自力更生。但是，他們也知道他們跟社會脫節太久了，「以軍為家」太久了。太久的單調軍人生活，使他們除了放槍以外，什麼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會，他們滿懷欣喜，卻也為之情怯。我排裡的一位老兵，當他手提包袱，腳穿球鞋，淚流滿面的接受我們歡送的時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為國家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在我年輕時候把我抓來，不讓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動了，又要趕我走。我到哪兒去啊！」
到哪兒去？去做蹩腳工人，去做瞥腳工友，去做瞥腳門房，去做蹩腳守衛，去做蹩腳司機，能找到這些差使的，還是他們之中的幸運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邊做貧戶，去屏東河床搬石頭了。
他們老了，也需要親情。大陸上的家，對他們已恍如隔世。在臺灣成個家吧，那又談何容易！只好「買」個殘障女人、高年寡婦、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買」到了，那是靠他們多年累積的儲蓄和不可思議的財源。有一次我看一個老兵攤出他的儲蓄—— 一捆捆鈔票 ——在數，數完一捆，朝床上一丟，說：「這搞可買條大腿！」又數一捆，又一丟，說：「這捆可買只胳臂！」有朝一日，整個的老婆，就在這樣分解結合中湊成了。在他數錢的時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圍觀的老兵們，面露羨慕之色，那種對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屬於自己了
李師科是千千萬萬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時間在一九五九年，是因為病退下來的。退下來後，在兵工基地做工兩年；再申請到巴西做工，可是不準出境。於是，他奔波謀生，「日子過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開計程車的職業，「車子是向車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塊，有時跑了一天車，還不夠吃飯。」
不夠吃飯還不夠，還得應付警察找麻煩。李師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開「紅單」，要不斷的繳罰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國家權力的象證，他恨上這種兩腳會走的國家。
生活的困苦與對警察的怨恨，隨著他的年紀，情況越來越深了。他戎馬一生，到頭來一無所有，他既不能養兒防老，又不能獲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註定要堪憐的。現在的困苦，都沒有人理他；將來的死活，又有誰理他呢？現在尚有能力謀生，都桔據如此；將來更老了，又怎麼度餘年呢？這種沒有安全感，在他也是與日俱增。
要退伍不讓退，要出境不讓走，困苦、怨恨、沒有安全感，每一項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構成一個老兵的抗議，都構成一個公民的抗議，都構成一個人的抗議。沒有這種抗議，人還叫人麼？
在另一方面，李師科沒有家鄉，也沒有家庭。這種情況，是國家造成的。李師科的問題，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問題，他在大陸的家庭，已因戰亂而不能重建；他在臺灣的家庭，也因戰亂而不能新建。他的愛、他的感情，都沒有歸宿與寄託。他沒辦法「老吾老」，也沒辦法「幼吾幼」，最後「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愛小孩子。更愛以前房東的一個兩歲小女兒，他把自己的一無所有、自己的沒有安全感，都投射在這兩歲的小女兒身上，他希望這小女兒不要像他一生那樣困苦失敗、那樣飄零而沒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給這個小女兒美滿安全的一生。
道德問題
當他看到國家銀行千千萬萬的鈔票放給特權、成為呆帳的時候，當他看到他犧牲青春、犧牲自己與家庭來捍衛的國家竟這樣對待他的時候，當他看到這個國家如此缺乏公平與正義、公理與正道的時候，他湧起搶劫銀行的念頭，他終於在五十六歲的年紀，完成了這一任務。這樣高齡又沒有前科的銀行劫犯，在犯罪學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這種奇例，我們無法從犯罪學中的「體形學派」（typological school）來解釋，也無法從「精神病理學派」（psychiatric school）來解釋，甚至無法從蛋頭們的學理研究來解釋。這種奇例，只有從幾十年來，一個老兵，他的生與死，他的愛與恨，他的委曲與耿直，他的汗斑與淚痕來解釋。我們才能恍悟事實的真相。
李師科在搶劫前對朋友說：「要搶也不要搶老百姓辛苦賺來的錢，如果是我就搶政府的錢」；在搶劫時對銀行職員說：「大家不要動——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這些表現，充足證明了他是道德性極高的。他顯然認為搶這種國家這種銀行的錢絕非不義之財。搶錢，是為了補償「他愛國家、國家不愛他」的代價；搶錢，是為了向貧富不均的社會抗議；搶錢，是為了給警察好看、給窮人出氣；搶錢，是為了給自己養老、給兩歲小女兒念大學！……他每一個搶錢的動機都是羅賓漢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漁殺家」蕭恩式的，從道德觀點看，李師科實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國民黨官方和國民黨輿論醜化他的道德，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師科的道德之高，實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記者問：你搶劫銀行的動機何在？
李師科答：我看不慣社會上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早就想搶銀行。
問：那天如果銀行警衛在場，你會下手搶劫嗎？
答：不一定，也許會把警衛打死。不過，我曾考慮到警衛薪水沒多少，他們的妻兒可憐，所以我問明警衛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見，李師科是恩怨分明的人。這種分明，在目前這種渾濁的社會裡，只有在道德極高的人身上，才能顯示出來，而老兵李師科，就是這樣動人的一位。
問題道德
更動人的是，李師科把搶到的錢五分之四——四百萬,都包在一起，送給那兩歲小女兒。據小女兒的母親回憶：
那天下午大概五點多，我先生不在，李師科拿了一包東西來說要寄放我家，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我家，而我們跟他多少還有點距離，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問他裡面是什麼東西，他只簡單地說了聲：「錢」，然後又說：「沒有什麼關係的，有事我負責！」我覺得更怪，再問他：「這個錢是要做什麼的？」他只是搖了搖頭，眼淚突然落下來，便什麼話也沒有說地走了。
當記者追問這位母親：李師科說他只打算留一百多萬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萬是留給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貼的，你知道嗎？這位母親「黯然無語，只是低著頭。」
合理的研判是：李師科知道這種行為又被小女兒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還是做了。告密的獎金是贓款的一半，小女兒的父母告了密，至少還可合法拿到兩百萬。兩百萬留給小女兒，那也差強人意了。
就這樣的，在小女兒父母告密以後，幾乎不可能破的搶案，等於由李師科自己給破了。——李師科求仁得仁，李師科盜亦有道，李師科甘願自我犧牲，李師科不惜從容一死。
美國文學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寫《化石森林》（Th Petraified Forest）寫那個窮苦文人斯魁爾（Alan Squrier），甘願請強盜殺死他，為了死後可領五千保險金，送給他心愛的女孩，幫她離開沙漠，去過好日子；法國文學家雨果（Vuctor Mrie Hugo）與《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寫那個砍樹枝的窮苦工人尚萬近（Jean Vlean），甘願坐長年大牢，為了養育他姐姐的七個小孩，而偷一個麵包，這些動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窮苦的人有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正義。
國民黨的下三濫報紙《民族晚報》，聯不知恥的以「重振社會公義精神」為社論，滿紙「人心大快，社會公義得到伸張。」「秘密證人制度的彈性運用，實際上也是公義精神的高度發揮。」這真是顛倒是非的謬論。因為真正的「社會公義」，是抑強扶弱，而不是欺負窮人；是衷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勵行俠仗義，而不是收買賣友求榮。
國民黨《中國時報》說告密者「以無比的道德勇氣，出面向警方舉發」，「道德勇氣，發揮淋漓盡致」，也是謬論。告密者「淋漓盡致」 的，可以是恐懼，可以是勇氣，但絕非道德。古往今來的道德裡，從來沒有把賣友求榮當道德的，國民黨把賣友求榮當道德，這種道德，是問題道德，是線民道德，是國民黨的道德，不是人類有史以來千千萬萬志士仁人所獻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國民黨《聯合報》也登出謬論，是臺灣大學心理系蛋頭教授寫的。寫李師科：
對偵訊人員說：國家虧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搶銀行。從這種種蛛絲馬跡看來，李師科反社會心態的對象，很明顯的是「公家機構」、「警察」、「銀行』……等等代表「國家」的象徵。
李師科的行為很明顯是錯了。「國家」本身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對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滿，都可能覺得國家對自己有所虧欠。按理說，一個人對政府或「國家」有所不滿，他應該循求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議，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這話說起來堂皇，但是蛋頭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師科這樣窮苦的人，這樣低層的小市民，他們有什麼「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議，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呢？他們能嗎？他們敢嗎？縱使做了，又有效嗎？正相反的，他們但求政府不再擾民就謝天謝地了！試看李師科這件案子，在沒破案前，多少計程車司機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沒有法院的傳票，把他們一個個私設公堂，灌水修理，他們啊他們，他們有什麼「合法的途徑」，拒絕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師科的「合法的途徑」，想來想去，還有什麼呢？
在法律上．李師科的途徑是不合法的。但我們別忘了，李師科絕非普通的殺人越貨的罪犯。李師科不是千千萬萬罪犯的縮影，而是千千萬萬老兵的化身。李師科如有錯誤，那不過是他對國家對不起他的一種回饋，國家對不起他，遠超過他對國家不起。他十幾歲就上山打遊擊，如今從愛國愛到寒心、愛到有罪，我們何不問問：「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何不問問：這種罪，真該李師科負擔的，究竟該有多少？究竟該佔幾成？
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千千
當李師科被捕，治安人員把他推出展示的時候，他被包圍在一個個彪形大漢裡，一副手銬銬住他，再一副手銬銬住他的右臂，一隻巨掌抓住手銬，右臂再被一隻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隻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隻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銬和巨掌，現顯出權威的膨脹，和個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聲裡，在慶功宴上，在獎金的分紅中，在內政部長的談話下，我們看不到一絲悲憫的氣氛，大家都在無情的對待這位老兵，像對待一隻過街的老鼠。這種現象，不是太沒心肝了嗎？
在大陸，李師科用子彈保護我們的國家；在臺灣，李師科用子彈保護我們的安全。當他老了，病了，孤苦無依，三餐不繼，他用子彈保護他自己，保護他老去的一點血本，保護他老去的一點愛，一點希望。他的方法是錯的，但他沒有更對的方法，他不會巧取呆帳，只會豪奪現款，用蒙面的豪奪，暴露他一點悲憤與抗議。他這種行為，難道還得不到被他保護多年的統治階級的憐憫嗎？但統治階級卻要把他「速審速決，明正典刑外，井應要求三家電視臺聯播行刑實況，以嚇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了。這種現象，不是也太沒心肝了嗎？
國民黨的宣傳媒體上，已經用新文藝的詞彙，做著這樣的預言：
李師科，在證據確鑿下，一顆子彈，代表著法律，正飛向他的心窩！
也許，子彈正如他們所說，「代表著法律」，但它絕不代表著正義。照正義法學家的看法，法律必須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離的法律，只會使人「目無法紀」！
李師科「目無法紀」，但他淡笑自若，乾脆而從容，他顯然毫不怕死。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人民不怕死的時侯，不論明正典刑多少個，也嚇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頭子鄭為元，聲言李師科是榮民的恥辱，鄭為元顯然錯了！去問問那些老兵看，他們就不會同意這種將軍的評論。李師科是他們的兄弟，他們一無所有、但還有著微弱的悲憤與抗議。李師科的打前站，使他們多少知道了他們兄弟的血沒有白流，使他們多少知道了他們也有聲音嘲諷了這無情的社會。李師科代表的，是千千萬萬被侮辱者的悲憤與抗議，李師科遭遇的，是千千萬萬被損害者的反射與回饋。他的音容，就是他們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們的熱情；他的流血，就是他們的犧牲。
恰像狄更斯（Dharles Dich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爾登（Sidney Caroth）臨刑前的說話，李師程做完了比他做過的更好的事，即將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師科不會死，因為千千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附李敖詩一首：
《老兵》
老兵永遠不死，
他是一個苦神。
他一生水來火去，
輪不到一抔土墳。
他無人代辦後事，
也無心回首前塵，
他輸光全部歷史，
也丟掉所有親人。
他沒有今天夜裡，
也沒有明天早晨，
更沒有勳章可掛，
只有著滿身彈痕。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作，五月八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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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周恩來解放後密會蔣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