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從何處來》第二季劇照
鈕承澤的口音幾乎沒有臺灣腔,但也不是北京胡同式濃重的兒化音,而是一口字正腔圓的京腔,帶有些八旗子弟的餘韻。這樣的口音,我們經常會在由常楓或者趙雷演繹的那些、由外省移民第一代拍攝的臺灣老電影中聽到。
而據他自己講述,「我小時候的口音更加京腔,後來讀書為了融入大眾,才刻意學了些臺灣口音。」
近日,由央視製作播出的、探尋家族歷史的紀錄片《客從何處來》第二季播出,在節目中,鈕承澤又一次回到故鄉北京,算是代為從青年時代就離開這裡,最後落戶臺灣,並終其一生也沒有回到故土的父母尋找著祖先的痕跡。
當鈕承澤變回「鈕祜祿·承澤」
作者:溫天一 攝影:董潔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第732期
我的祖先是鈕祜祿氏,祖上出過六位皇后,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慈安太后。
鈕承澤隨著節目組來到北京一座隱匿在胡同深處、由四合院改建而成的高級酒店,在那裡,他被安排與外婆的弟弟——他的舅公進行會面。
這座位於交道口北兵馬司胡同的酒店,是鈕承澤曾外祖父曾經的家。嚮導為他一一指認:「這是你太公的房間,你外婆住在那裡……」鈕承澤覺得很新鮮,卻還有一些迷茫揮之不去。
在此之前,他雖然來過北京多次,從未有機會回到過祖先的舊居。
如果按照滿族的姓氏全稱,鈕承澤的名字應該是「鈕祜祿·承澤」,「我的祖先是鈕祜祿氏,祖上出過六位皇后,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慈安太后。」鈕承澤說。
而他母親的家族向上追溯則發源自安徽,但後來也落戶北京,「我太婆的父親當過恭親王的總管,而太公的舅舅據說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在袁去世的時候,也守在旁邊。」甚至在鈕承澤的家族內部,一直還暗暗流傳著關於袁世凱死因的秘密傳說。
「在我的心裡,有一座我自己的北京城。」鈕承澤說。
那是他根據史料、某張家族的老照片、小時候讀過的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還有外婆與父親絮絮叨叨地講述,並最終加入想像,自己拼貼而成的北京城。
1995年,鈕承澤第一次來到北京。那一年,他29歲。
「那時我在陝西拍電影,在陝北待了三個月,我的好朋友屈中恆正好也來大陸拍戲,工作結束後我們就在銀川回合,然後一起來到北京。」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在北京,屈中恆陪著鈕承澤一起,見到了大批鈕家的親戚。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住在破舊的筒子樓中,在那裡,鈕承澤邊喝著嗆到嗓子眼兒的北京二鍋頭,邊聽他們用柔和的京腔說著從前的故事。
▲ 《客從何處來》第二季劇照
對於第一次來到北京的感受,鈕承澤用「大惑得解」來形容。
「我和我弟弟的牙都很爛,但我媽簡直是齒如編貝,我爸的牙也還好。結果來了北京一看,基本上鈕家的人都是一口爛牙,讓人不得不感嘆基因的強大。」鈕承澤說。
還有一次讓鈕承澤印象極為深刻的是,在北京,堂哥陪他出門,計程車上,「我堂哥坐在副駕駛上,我坐在後排,我看到堂哥留著平頭的側影。」那一刻。鈕承澤心裡一動,因為他覺得自己在堂哥身上見到了父親—— 一個他從未有機會認識的、年輕時候的父親。
第二年,鈕承澤又趁著去天津拍戲的機會再次來到北京。
正值舊曆新年前夕,天氣很冷。某一天的黃昏,他去了景山公園,有霧,站在亭子上,向下望去,是一片蒼黃中的皇城風景;向上望去,看見的是破碎又斑駁的琉璃瓦屋簷,上面零零落落地長著野草,在冷風中搖曳。
那是鈕承澤第一次意識到北京城的美。
很多年以後,鈕承澤做過一個夢,在夢裡,他變成了紫禁城的一隻鳥,「像電影航拍長鏡頭一樣,俯瞰著下面的庭院樓閣。」
五十多年來,關於被時光與海峽阻隔的故事,兩岸已經講述得太多太多,其中有于右任式「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的悲歌,也有餘光中式「當你的女友改名為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式苦澀的調侃。但雖然身為臺灣外省第二代,鈕承澤卻並不喜歡在電視中講述那些煽情的段落,他甚至不喜歡龍應臺那部著名的《大江大海1949》,因為「動人的是那些故事本身,而並不是煽情的文筆。」
很多時候,在錄製《客從何處來》時,鈕承澤會在鏡頭前刻意壓抑自己的情緒,但唯有一次,面對錄影機,鈕承澤略顯激動,他說,「請給我五分鐘的時間。」
沒有人知道在那五分鐘裡,他究竟思考了一些什麼,但五分鐘過後,鈕承澤的神態又重新變得坦然。
臺灣作家鍾理和有一部自傳體的小說,叫做《原鄉人》,「原鄉」是臺灣特有的詞彙,源自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人對於廣義上大陸的稱呼。而鈕承澤形容北京,會說,「北京就是我的原鄉。」
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在鈕承澤的生命中,有兩個人充當了父親的角色,一位是與他血脈相連的真正的父親,而另一位,是導演侯孝賢。
他的父親是職業軍人和畫家,但在鈕承澤的眼中,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年少離家加入軍隊,然後在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戰役之後,作為內戰中失敗的一方,從此困居海島,少年子弟就在外省的江湖漸漸老去,再也沒有等到「歸家洗客袍」的那天。而鈕家這一脈的榮光也仿佛隨著父親來到臺灣的那一刻起戛然而止,從此之後,更多地意味著破敗與衰落。
在少年時代,鈕承澤最不願意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你和你爸一模一樣。」因為父親的人生,是他所見過的「最悲慘的人生。」
背井離鄉,鬱郁不得志,命運似乎覺得這些元素還不夠悲劇,隨後又狠狠加上了更濃重的一筆。「那時我還在上小學,父親有一次在伏案畫畫時,突然發現手不由自主地顫抖,後來去醫院檢查,就確診了肌萎縮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病)。」鈕承澤回憶說。
父親的世界從此被疾病所禁錮,鈕承澤與他之間的關係也並不親厚,父親留給他的印象,就是他在深夜回家之時,看到的那個孤燈前落寞的背影,一手握著顫抖的毛筆,不停地在給大陸的親人寫著家書。
「我疼惜他,憐憫他,但並不尊敬他。」鈕承澤說。
▲ 《客從何處來》第二季劇照
除了現實生活,鈕承澤很早就擁有了另外一個存在於光影中的世界。他的外公張載宇交友甚廣,而喜歡京戲的外婆也與藝文界來往甚密,九歲時候、模樣清秀的鈕承澤,就已經踏入電影圈當小童星。
十五歲那年,因為電影《小畢的故事》試鏡,鈕承澤與侯孝賢「相遇」,從此,侯孝賢成為了鈕承澤人生中父權的投射與象徵。
「你知道嗎?我現在才敢用『相遇』這個詞。以前不敢的,因為他是那麼偉大,讓我仰望,我現在敢用『相遇』,是因為覺得,我也可以開始讓他感到榮耀。」鈕承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九歲開始演戲,敏感的鈕承澤見識到太多導演在片場頤指氣使的粗暴模樣,但侯孝賢,卻顯得頗為不同。
「我記得,那時候在片場,一群人,亂鬨鬨的,後來一個看起來有點痞的人走進來招呼我,讓我跟他出去拍照,我聽見其他人都叫他『孝賢,孝賢』。」
隨後,他被通知飾演劇中男主角畢楚嘉的少年時代。
從此,在漫長的歲月裡,侯孝賢成了鈕承澤心目中唯一的偶像。
「在片場,我戲裡吃剩下的芭樂,他拿起來就吃。」「有時候,他和我說話時,會勾一下我的腳,他自己都沒注意到。」
「我媽那時候還幫我起了一個藝名,因為她覺得鈕承澤太複雜,不好記,我媽想讓我叫做鈕泓。是侯孝賢又給改了回來,他說,鈕泓有什麼好?鈕承澤,『有存摺』,一定會有錢!」
今天,鈕承澤還能夠無比清晰起回憶起與侯孝賢相處的每一個細節,但就像這世間所有的兒子都與父親有一定程度的隔膜一樣,鈕承澤也不能夠理解全部的侯孝賢。
「《小畢的故事》之後,我又演了他的《風櫃來的人》,但最後看剪輯好的成片之後,我睡著了,因為我原來還以為,這會是又一部『小畢』,沒想到,侯導變了。」
而在《風櫃來的人》之後,侯孝賢拍了《東東的假期》,「那部電影裡沒有我,我很害怕,我想他是不是不喜歡我了。」但鈕承澤問不出口。
至今,面對侯孝賢,他依舊顯得沉默而害羞,就像每一個渴望獲得父親讚賞的兒子一樣;而侯孝賢,也像任何一個不苟言笑的父親,幾乎從不誇獎他,只是在他需要時,默默提供一些支持。
在鈕承澤十九歲那年,父親的病情徹底惡化,從此住在了醫院中,再也沒有離開。「他喪失了呼吸能力,我幫他做人工呼吸,上了救護車,看著他插管,醫生說他可能只剩兩個禮拜的生命。他從此再不能說話,也不能吃東西,但卻又意識清醒地活了二十年。」鈕承澤回憶。
那是鈕承澤人生中最悽涼的一段歲月,尤其在除夕夜,當別人熱鬧團圓的時候,他卻得在醫院面對著病床上的父親。
父親向他暗示,要麼讓他死,要麼讓他出院。
但這兩點,鈕承澤哪一點也做不到。
「我原來以為他是一個失敗者,但現在我覺得他很了不起。」鈕承澤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總結他參加《客從何處來》尋覓父親人生之旅後的感受。
「他年輕時也曾意氣風發,常常和家人討論國家大事,並最終為了理想離家去了遠方。」
說這句話的時候,鈕承澤站在他位於北京建國門附近工作室的窗前,有工作人員在他旁邊閒聊,說起兩個月前為紀念抗戰而閱兵的話題。
「那場戰爭,也是我爸爸打的啊。」望著窗外閃閃爍爍的夜景,他突然輕輕地說。
「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詩人北島曾經寫下過這樣的詩行。
如今說起侯孝賢,鈕承澤會把他形容為「他改變了我,如同父親」。而就像當年在片場中演繹侯孝賢電影中的角色一樣,鈕承澤如今也以「父親」或者「師長」的姿態,指導著阮經天或者趙又廷演戲,「我某一天和他們講一些話,然後赫然發現,在三十年前,老侯和我說過同樣的話。」
我喜歡教堂,但我不願做黑衣的僧侶。
鈕承澤說,「一位導演一輩子中肯定有一部是帶有使命性質、一定要拍出來的電影。」對於他來說,那部電影叫做《軍中樂園》。
一部以1949年之後的臺灣為背景,講述「軍中特約茶室」,事實上也就是國民黨為了解決大量獨身來臺的老兵們生理問題而成立的「軍中妓院」的故事。
「特約茶室」在臺灣的歷史上存在了四十年,雖然看上去,這似乎是一個充滿了肉體香豔之感的題材,但在鈕承澤的鏡頭下,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群人在經歷過大江大海之後偏居一隅的命運,頹敗又蒼涼。這些這輩子都無望回到家鄉,並且再也不可能打一場像樣戰役的外省軍人們,夢裡不知身是客,只能在「特約茶室」中尋找著某種帶有欺騙性質的、片刻又蝕骨的溫柔。
事實上,那並不是鈕承澤第一部關於臺灣老兵的電影,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他就與張世一起主演了《香蕉天堂》,也是一部透過大陸來臺老兵視角、講述臺灣外省移民艱辛生活的影片。
「我總是覺得,那些很早就離開家鄉的人,他們在脫離家鄉的那一刻,內心有一個人格就再也不會長大了。」在鈕承澤的成長經歷中,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脾氣又臭又硬」的外省老先生,「他們總是在回憶,仿佛永遠停留在登船來到臺灣的那一天。他們堅持不學臺灣當地的語言,也不再娶親,一直就那樣生活下去。」藉助《軍中樂園》,鈕承澤說,「我想替他們和大家說點什麼。」
▲ 《軍中樂園》劇照
《軍中樂園》的誕生並不順利。這樣的題材並不討巧,不管在海峽哪一邊,都容易陷入尷尬且曖昧的境地。但鈕承澤依舊堅持完成了它,它希望電影能夠在大陸上映,最終未能成功,並且從票房角度看,收益遠遠比不上支出。
但從另一個角度,《軍中樂園》卻收穫了成功,它在兩岸所引發的關注度超越了鈕承澤之前的任何一部電影。而對於他本人來說,似乎也藉助著這部電影,填補了某些自少年時代就遺留下來、與家庭之間的遺憾。他的「電影父親」侯孝賢,更是為了給他提供某種支持,擔任了該片的剪輯一職。
在那部電影的結尾處,鈕承澤打上了字幕:獻給我的外公與父親,以及,漂蕩在命運之海的每一個你我。最後,又有一行字在銀幕上慢吞吞地出現:謝謝,侯孝賢。
在《軍中樂園》中,鈕承澤曾借著阮經天的口說出:「我終於知道我爺爺在想什麼了。」但事實上,也許至今,他都不能夠十分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父親當年究竟在想著些什麼。
小時候,鈕承澤喜歡玩一種「選路」的遊戲,在紙上畫出目的地和多重路徑,然後靠猜測來選擇路徑,「選這條你會通向哪,選另外一條你就會通向別處。」而至於目的地,「一切都是命運,都是安排。」
現在,鈕承澤喜歡用這句話來形容生命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只是我仍然不知道,這個地圖會把我帶到何方。」他說。
小時候,外婆教他念詩,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都是那麼耳熟能詳的句子,但真正放到歷史的大背景中,沒有人能夠意識到,這其中摻雜了多少人的眼淚與啼笑。
但歷史上的故事帶給他的也並非都是沉重,鈕承澤想起自己之前參觀故宮的事情,他開車進入了這座很久之前他的祖先曾經生活過的宮殿,進入的那一刻他很自豪,「我覺得我比他們都厲害,祖先們都是坐轎子,而我是開車的。」
而對於侯孝賢,他似乎也開始放下了作為後輩亦步亦趨的姿態,開始變得釋然,「你知道艾默生的一首詩嗎?『我喜歡教堂;我喜歡僧衣;我喜歡靈魂的先知;我心裡覺得僧寺中的通道就像悅耳的音樂,或是沉思的微笑;然而不論他的信仰能給他多大的啟迪,我不願意做那黑衣的僧侶。』就像在形容我和侯孝賢。」
鈕承澤(英文名:Doze Niu),臺灣導演、戲劇製作人、演員。國光藝術戲劇學校影劇科畢業,祖籍北京市。9歲開始接觸表演工作。自2000年開始導演工作。2002年8月,成立紅豆製作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該公司的負責人並拍攝多部電影。2007年12月以《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獲金馬獎的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2013年執導的電影《軍中樂園》入圍第65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全景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