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從何處來」出自唐代詩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一詩的最後一句「笑問客從何處來」，「何處來」一詞表現出一種疑問或一種未知的困惑：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正是這些疑問引導著節目中的每位嘉賓踏上未知的旅程，去探尋自己家族歷史的秘密。
《客從何處來》第二季延續了第一季中名人嘉賓在節目組的幫助下追尋家族歷史的內容，將尋根之旅的結構進行到底。在探尋過程中，觀眾和嘉賓一起經歷著感慨、驚訝、悲傷、欣喜、困惑、頓悟等情感的變化。《客從何處來》的精彩之處在於：它不僅觸動了每位觀眾的情感，而且引發了觀眾對於歷史的追憶與反思。
早在《客從何處來》第一季播出後不久，對其節目形態的界定便爭論不已。有人認為它是一檔真人秀，也有人認為它是一檔偏重紀實風格的人文歷史類節目，更有人認為它既非真人秀也非紀錄片，而是兼容了兩種形態特色的混搭節目。《客從何處來》第二季的問世徹底坐實了這種混搭形態，讓紀錄片與真人秀的創新結合體現得愈發明確和清晰，構成了該片的一大藝術特色。
首先，從內容上說，《客從何處來》作為一檔人文歷史性節目，具有紀錄片的特質，即歷史的真實性和嚴肅性。紀錄片的核心要義是真實地記錄人們的社會生活，所以《客從何處來》在製作上必須保證拍攝素材的真實性、製作內容符合生活的邏輯性，這種真實性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節目內容的展開過程中，嘉賓進入歷史的方式真實可信——那個將要被講述的故事是由嘉賓心中隱秘而又固執的疑問啟動的。第二，真實地捕捉嘉賓的第一反應。在拍攝期間，嘉賓與攝製組的調查和掌握的素材均是背靠背進行、彼此不知曉的。攝影機客觀、真實地記錄了嘉賓面對家族歷史時的第一反應和各種神情。第三，節目對嘉賓所要揭示的家族秘密的追溯無不是依託檔案、史料和相關文獻資料的支撐，有據可查、有史可依，體現出對歷史的敬畏和尊重。
其次，從形式上說，《客從何處來》又不失真人秀的娛樂性和戲劇性。在遵循歷史本質的基礎上，節目組把工作重心放在拍攝前的案頭準備和拍攝階段的再發現與再創造上。第一，在拍攝前，攝製組成員便已經進行了長達數月的籌備工作，將與嘉賓家族歷史相關的資料進行了考據式的梳理歸納，並在其中設置出情節點。換言之，節目中看似邊走邊探尋的記錄其實背後是有類似劇本的情節設置的。攝製組會刻意安排迷局讓嘉賓親自去揭秘，節目走向及落幅是被規定好了的，但揭秘的過程是真實記錄的，嘉賓實則是在規定的情境中探尋真實事件、展現真實反應。第二，設置懸念和衝突。懸念能夠讓故事情節的發展引人入勝，吊足觀眾的胃口，是構成節目戲劇性的重要手法。
《客從何處來》從節目伊始的片頭設計上就非常注重懸念的營造。
「五個人決定冒險踏上未知的旅程，去探尋屬於自己的歷史。他們奔波萬裡，去認領尚未啟封的血脈遺產。心底的疑問將要面對，家族的疑團將被解開，誰會在遠處等你的到來，在歷史的倒影中看清自己呢？」不足百字的導語充滿了疑問和懸念。
總懸念之下又包含著一個個小懸念，且在每一次小懸念解密後又把觀眾的注意力和興趣點引向下一個懸念。
《客從何處來》的內核是紀錄片，外衣則套上了時下最為流行的真人秀元素，這種「紀錄片+真人秀」的混搭既避免了單純記錄的沉悶和冗長，又讓觀眾在欣賞精彩故事的同時了解了嘉賓的家族史乃至中國社會近百年來的變遷史，堪稱一種有價值的創新。當然，從整體上看，它的根本內容還是講述嘉賓的家族歷史，無論在演繹過程中製作團隊設計了多少懸念、進行了多少戲劇性的加工，都掩蓋不了家族「尋根」這一核心訴求。真人秀的表現手法是為探究家族史實這一內容服務的。
電視紀錄片通過畫面、聲音和剪輯三者的綜合運用來敘述故事、傳遞信息、彰顯情懷。在《客從何處來》中，這種視聽敘事模式主要通過以下三個特徵體現：
首先，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的完美融合。在兩季節目中，約11位嘉賓踏上未知旅程去尋找自己家族的歷史。儘管每個家族的故事發生的具體年代和時間各有不同，跨度幾十年甚至百餘年間，但節目中這些嘉賓的敘事時間往往集中在短短的一兩集片中。編導運用各種蒙太奇手法將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進行了完美融合，體現在各種老資料、老照片以及與嘉賓的故（祖籍）地重返當中。比如：撒貝寧找到爺爺留下的自傳，家族命運與故事由此生發開來；鈕承澤則通過唯一一張獲得家族人認可的老照片，尋找到外曾祖父孔繁錦的蛛絲馬跡……節目中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交相輝映打通了古今的時光隧道，使觀眾深刻地體會到家族祖輩與今人的血脈關聯。
其次，懸念設置與真相剖析的連貫一致。《客從何處來》在敘述每個家族故事的開頭都會設置一個懸念，節目由懸念開始到一步步走進真相的過程，無不散發著視聽敘事在演繹故事上的獨特魅力。易中天在去往嶽陽市營田鎮家族老宅的前一夜，收到了一份發給他的足有235人的死亡名單傳真，其中絕大多數人都姓易。對於這樁發生在70多年前的家族慘案，他雖早有耳聞，但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更為蹊蹺的是，為何自己家庭這一支能夠在滅頂之災中倖免？帶著對歷史的好奇與不解，易中天踏上了尋根之旅。隨著懸念解開、真相大白，節目的高潮也隨之出現。易中天不僅了解了長達六百多年的家族興衰史，曾祖父留給後代的著作，二爺爺作為清末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留學日本、將自己的未來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相聯，更認識到母親所讀幼師校歌「社會價值在沒我，沒我以利人，先利小孩」中所展示出來的高尚品格與博愛情懷。這些場景裡有溫情，也有悲情，令人感動，更令人深思。
再次是集旁觀者、觀察者與親歷者三位於一體，對歷史記憶進行再現。這三種不同視角對每位嘉賓的家族歷史做出了全方位的再現。旁觀者視角能夠從客觀的他者眼光審視歷史，這也是編導對事件做出的全知全能的敘述。在《客從何處來》中，諸多歷史專家的講述便代表了這一視角，因為在每個故事、每段歷史講述的背後都有一批由專家、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如鈕承澤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祖籍地等每個重要地點都有專家幫助做調查。如果沒有這些專家、學者的支持，鈕承澤是不可能在浩若煙海的史料中查到自己祖先蹤跡的。由於旁觀者視角的真實可信，幾乎每一集節目中都會藉助這些文檔、照片、家譜、信件、空間（地點）等記憶載體來傳遞情感、講述故事，提升了觀眾對節目的信任感。
以見證人身份還原記憶的親歷者視角，最直接的表達方式就是口述。如曾寶儀和四奶奶之間關於阿公那段隱秘歷史的談話、蕭敬騰與阿嬤生前好友的交流、鈕承澤叔叔對其講述父親的過往……這些都是從親歷者的視角對歷史進行還原，真實可信。
所謂觀察者視角，是指嘉賓通過對親歷者的採訪、查閱歷史文檔、參觀歷史舊地等方式，喚起生動、豐富的家族記憶。這種方式是最能體現「真人秀+紀錄片」的藝術特色的，是在不違背歷史真實性的前提下對歷史記憶進行的一定的藝術創造。
總之，旁觀者、親歷者和觀察者三位一體，形成了一種類似全息全影的格局，能夠在有限的節目時間內對一個家族上百年的歷史做出全面、真實、可信的還原，牢牢抓住觀眾的好奇心和興趣點，顯示出視聽敘事獨特的表現力和說服力。
歐洲一些人類學家看待歷史文獻的態度和視角往往是：歷史必須是文本化的。對於過去的知識，必須通過展演的途徑，使人們強烈地感受到它的現實存在及其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在《客從何處來》中，嘉賓們的尋根之旅正是通過形象化的「文本」展演形式，將家族史清晰地展現在觀眾面前。這裡，作為「文本」的老物件、陳舊的歷史情景以及老人、往事與嘉賓的「意外」相遇，儘管都是攝製團隊和專家學者事前準備與設計的，但無不具有見證歷史真實的價值，甚至其本身就是史實的一部分。它們在等待著嘉賓們的尋根之旅，用歷史將這些「文本」復活。
以嘉賓的尋根歷程為線索，以第一人稱展開敘事，嘉賓們被置身於編導預設的規定情境中，並在設定的框架內被安排送往一站又一站尋根之地，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接待並答疑解惑，鏡頭所記錄的嘉賓的表情、動作、行為雖然自然隨意，但從整體上看，背後仍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將這些散落在歷史縫隙裡的零散「文本」串接起來，嘉賓只需在鏡頭前將這串屬於自己家族的珍珠項鍊認領即可。這種將歷史「文本」串聯起來的「珍珠鏈策略」是運用電視藝術手段認識和反映歷史運行規律的體現，也是接受美學在片中的運用。
在《客從何處來》中，由於歷史文本形態的不同，運用方式也不同。首先，對於拍攝前期收集到的諸多老物件，如各種館藏的資料、族譜、家書、照片、懷表、打字機、帽子、墓碑、遺址等，節目以此為依據，協助嘉賓在調查尋找的過程中推測、拼貼出相對完整、連貫的人生軌跡，還原出家族成員早年的悲壯歷史。所以當觀眾看到易中天收到一份200多名家族成員一夜之間全部離奇死亡的傳真時，當阿丘解開外公叛徒罪名的真正原因時，當蕭敬騰看到阿嬤生前留下的那些沒有賣完的帽子時，當撒貝寧在墓地裡找到曾祖父的墓碑時……那一個個真實的瞬間即便沒有一句解說詞，也足以讓觀眾揪心和感動。
其次，將某些歷史情景復原，展現出家族歷史中充滿精彩和情趣的瞬間。如易中天在講述曾祖父曾任收費官的歷史時，河道邊舊址上便掛起了復原的「助釐納餉」旗子；在北平幼稚師範學校尋找母親當年的足跡時，攝製組特意通過投影儀播放了當年的校歌和老照片，曲調悠揚的童聲清唱仿佛將觀眾帶回到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再次，將歷史「文本」（人或物件）與現實場景對接展現出動人情景。當蕭敬騰追尋家族故事後，站在當年祖輩們前往臺灣謀生所乘的小船船頭時，畫面從空中鳥瞰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大遠景鏡頭——小船、碧海、白襯衫，靜謐而美好。蕭敬騰感慨道：
一個幾乎沒有故事的平凡家庭，歷史書上不會有他們的名字，我錯過了他們，但幸運的是，我找回了這些支離破碎的痕跡，最普通的卻又努力生活過的痕跡，也可能，這就是屬於我的歷史。
在《客從何處來》節目中，編導在對各種「文本」材料的找尋和運用中，儘量降低「秀」的成分，恪守遵重史實和真實性的底線，同時重視對嘉賓尋根過程中心理變化和情感細節的把握，將散落在歷史各處的「文本」材料有機地串聯在一起，還原出嘉賓所在家族百餘年間衍變的歷史脈絡。以歷史線條串聯「文本」的「珍珠鏈策略」，使得《客從何處來》在接受美學上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