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據日本時事通信社7月26日報導，著有雜誌《思想之科學》的日本反戰人士、哲學家、評論家鶴見俊輔於20日下午10時56分因肺炎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某醫院病逝，享年93歲。上世紀 60 年代「文革」中出生的我對於日本人的了解，從兒時接受的《地道戰》《小兵張嘎》中的邪惡者形象，被切換到改革開放初期《姿三四郎》《血凝》裡所展露出來的柔中帶剛的國民形象。赴日留學之前，在淮海路偶遇交通管制中呼嘯而過的日本新任首相細川護熙訪問上海的龐大車隊，我數著有 44輛，冥冥之中感到中日關係充滿變數；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所長羅傳開送我一本他翻譯的日本民歌集，在他的鼓勵之下，我努力地用日語學唱了那首膾炙人口的《紅蜻蜓》；除了會用鋼琴彈奏《鐵臂阿童木》、《血凝》主題歌的旋律，知道遣隋使、遣唐使、大化改新、倭寇、南京大屠殺、小林多喜二、藤野先生、高倉健、山口百惠之外，對於日本文化一無所知。記得臨出發前，我買了一盤五輪真弓的盒帶，乘坐蘇州號郵輪駛離黃浦江東渡扶桑，在翻滾的海浪中聽著她的音樂開始了觸摸當代日本的旅程。
第一次接觸鶴見俊輔的作品是我在東京經濟大學留學期間看到的那本厚厚的《傳播學詞典》（與粉川哲夫合編，平凡社，1988 年，630 頁）。而第一次親耳聆聽鶴見俊輔的演講是在 2005 年 1 月 22 日我參加導師田村紀雄先生古稀慶賀會上。田村教授曾經擔任過《思想的科學》主編，也經常跟我聊起鶴見俊輔。滯留日本 11 年後於 2005 年 4 月回到上海，再回頭看日本的時候，還是感覺那麼陌生，便暗暗下決心來觸碰日本戰後的靈魂，我選擇了鶴見俊輔作為突破口。戰後各種思潮在他那裡交融、碰撞，因此他的思想是整個戰後日本思想發展軌跡的入口。沒想到就這麼一不小心闖進了日本戰後思想的核心地帶，這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時而如墜雲霧，時而望而卻步，可是我還是狂妄地嘗試著俯瞰。
以管窺之見，國內對於鶴見俊輔的研究僅局限於兩本著作。一本是王守華、鈴木正編的《戰後的日本哲學家》（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9 月），是被重點介紹的六位哲學家之一，「鶴見俊輔——戰後思想的日本型實用主義」（劉文柱譯），作者是日本學者吉田傑俊（1940—，法政大學名譽教授）。另一本是卞崇道主編的《戰後日本哲學思想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四章第一節「實用主義哲學」（撰寫者為李樹琦）以及第二節「分析哲學」的前半部分涉獵較多。另外，2007 年 11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孫歌研究員圍繞竹內好的思想哲學曾與鶴見俊輔展開過一場對談。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國內學者中還沒有誰去較為完整地研究鶴見俊輔。
日美學界將鶴見俊輔定格為評論家、言論家或思想家，很少場合稱他為哲學家。《西方思想史》的譯者美籍華人學者趙復三說過這樣一句話：「哲學是少數人的事情，而思想則面對的是普通大眾的行為。」思想可以接近真理，也可以是偏見。從鶴見俊輔的人生經歷來看，稱其為思想家是十分妥當的。對於日本戰後最負盛名的政治學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俊輔也有他犀利的評論，認為丸山真男的學術思想有兩個源流，一個是德國的觀念論，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流派；另一個是討厭黑格爾、馬克思的長谷川如是閒，英國的經驗論。
俊輔有著顯赫的家世，有著銜金鑰匙降生的「小流氓」經歷，有著與生俱來的審美與價值判斷，有著在美國移民收容所馬桶上寫完畢業論文的辛酸遭遇，有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乘坐「日美交換船」的傳奇故事，父輩之餘蔭，人脈之庇護，有著極為複雜的社會關係。他的思想始終與抽象的理性保持一定的距離，似乎永遠站在少數派一方，以審慎機敏的眼光去體察、洞悉社會問題諸相。
他的這套「庶民」思想哲學體系是完全建立在感性的生活基礎之上的。正因為他不是庶民出身，比之一般的庶民有著更強烈的庶民情結，他的言行是庶民所期待的，也就自然成了庶民的偶像。「這些方法的自覺合併構成了鶴見反啟蒙的民眾日常思想的源泉。」 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克爾凱郭爾的那種憂鬱、執拗和孤獨的氣質。
倘若不了解他的生活經歷，是很難進入他的思想內核的。我無法憑藉淺薄而笨拙的文字去解讀他，略顯輕鬆的符號化敘述也許更能滲入他思想的內核。也就是說，藉助他力——與讀者間接溝通的反思，來觸摸他的靈魂。自然界的競爭法則催生了人的比較思維，我們似乎只要談問題，進入學術領域，總也甩不掉比較思維。在我們的文字裡比較思維俯拾皆是，因為價值判斷與評價幾乎都是比較的結果。但在人文社科領域裡，比較研究最容易誤入歧途而不能自拔。理由是，極端有效的同一組人在同一時間的對比是不存在的；而同一組人不同時間的對比是極端無效的；不同組人同一時間的對比是穿著科學外衣的忽略個性差異與人的精神狀態的無意義的方法。筆者同樣無法衝破比較思維的藩籬，不過在極端有效與極端無效之間如何去把握平衡是值得去摸索和探討的。
「惡棍」、「偽惡」、「庶民」這些詞語可能更為靠近鶴見俊輔，學問與生活的距離不應該這麼遠。「戰後思想家鶴見俊輔把對戰後的思想化活動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批判活動聯繫起來，可以說大體上以此為兩條基軸構成了自己的思想。簡單地說，鶴見在與作為一種普遍性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不斷的交叉中，確立了自己特殊的戰後思想。」 俊輔除了他本人與姐姐之外，一家人篤信基督，姐姐加入日本共產黨，他卻沒有踏進任何宗教的門檻，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因此不難理解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偏見」，在他眼裡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宗教，儘管他姐姐和子還有他姨媽一家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成了日本共產黨的中堅，他卻沒有受到任何幹擾，與日本共產黨保持距離，但他排斥「反共」。他認為馬克思本人的確是個偉大人物，比如說《資本論》中提出的「使用價值」問題，把它限定在交換價值裡，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使用價值因人而異，馬克思把它從普遍的議論中間剝離出來。因此，僅憑這一點完全可以證明馬克思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哲學家。鶴見俊輔 1957 年寫成《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論》，比之我國大陸學者陳力丹 1993 年出版的專著《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早了整整 36 年。而且，他對於毛澤東在組織傳播論的建樹予以挖掘並給予高度評價。
鶴見俊輔對於美國實用主義的研究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他是日本學界全面介紹皮爾士的第一人。美國對於日本戰後的處置，完全推進並利用了實用主義哲學工具。因此，美國哲學是日本戰後思想的原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以及《光明日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為改革開放運動做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馬克思主義不搞個人崇拜，不搞教條主義，辯證的唯物主義所說的真理是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毛澤東的《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無不強調真理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其實究其理論淵源，我們很難與美國實用主義早期理論撇清關係，這與皮爾士的「通過實驗的有效性來判斷真理的真偽」，可謂異曲同工。
戰後日本延續並湧現了諸多思潮，包括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軍國主義、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等，美國知識分子兜售給岡倉天心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分崩離析，日本希望能以「大東亞共同體」改頭換面來主導東亞事務，響應者寥寥，因為缺乏價值與文化的認同。「戰後」兩字其實在日本人口中並不能像我們中國人那樣輕鬆地說出來。日本戰後經歷了「美國佔領期」、「東京審判」和以締結日美安保條約為標誌的「對美依附期」，而且這種對美依附的日美同盟關係至今依然在延續。二戰結束快 70 年了，日本依舊掙扎在戰爭餘波中，無限期地延續著「戰後」格局，這種精神的焦慮與人格的背離使得戰後日本無法在國際社會上確立鮮明的國家形象。從技術層面來說，修改憲法不是不可能，但從世界政治博弈格局來說，日本顯然還不具備條件。
楊恆均在他的一篇博文裡做了如下闡述：「日本除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外，幾乎就剩下『武士道』，可在二戰時跳了幾下，就被原子彈廢了武功、差點打回原形；雖然日本成了經濟大國，政治與軍事上卻受制於人；雖然日本成了亞洲最先進的國家，樹立了民主的典範，可這民主制度和日本的文化與思想沒什麼關係，是美國人強加給它的……」
最近點擊率很高的人氣脫口秀《曉說·東瀛日本》系列，高曉松對日本做了比較全方位的剖析，談到目前日本有一股極右勢力在興風作浪，但它還真不是軍國主義，日本政府對待戰爭責任的問題採取模糊政策，也就是替天皇解圍，天皇信仰是日本社會的根基，美國為了對日本進行戰後民主化改造，保留天皇制可以使日本國民在思想行動上整齊劃一，大大節約管理成本。歷史事實也基本如此，然而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尤其以鶴見俊輔為代表的思想家，對於這種模糊政策是持反對意見的，天皇制可以保留，但作為當事人的裕仁天皇應退位謝罪。我只能說這股殘存在部分日本知識分子群體和廣大中下層日本民眾心靈深處的潛流，一旦獲得外部能量的激發，也將成為持久的和平推動力。
從鶴見俊輔在座談中時不時發出爽朗的哈哈笑聲裡，可以感受到這位滄桑老人難掩的悲天憫人。如果把鶴見俊輔的全部學問比作一個蘋果，那麼我能做到的，大概也就削了一點蘋果皮，聞到了蘋果的芳香，僅此而已。我還沒有勇氣去咬一口，知道自己還不配吃一口。因此，行文不免有荒腔走板之處，敬請讀者理解。鶴見俊輔的存在猶如富士山的積雪，是日本完整意義上的一道奢侈的風景。我嘗試著從他諸多談話錄中剝繭抽絲，編織一幅四維的個人運動史，相信他的生活哲學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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