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蒙古國紀行：從烏蘭巴託到阿爾泰山》，三聯書店2018年1月，經公眾號「 三聯書店三聯書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授權轉載，有刪節。
2006年夏的蒙古國考察，是一次以中國學者為主、多國多學科人員共同參與的蒙古歷史考察之旅，歷時14天，行程2800公裡。考察隊在哈拉和林附近尋訪是此次科考的重點之一，公元8世紀突厥史上著名的闕特勤碑。之後來到突厥的毗伽可汗墓地，見證了長長一列的可汗墓殺人石。
梯卡的文物保護倉庫
今天9點，準時出發，前往毗伽可汗墓地。
大約經一小時車程，到達毗伽可汗墓所在的和碩柴達木。
寫有英、蒙雙語的標牌
毗伽（Bilge）可汗碑是雅德林採夫首先發現的，現在轉移至文物庫房。據說，在野外遭遇雷擊，碑身斷為三截。經過土耳其人修復，黏結成完整一塊，並配置了花崗巖的兩階碑座。
毗伽可汗碑被發現之初，就被冠以魯尼文，這其實是學者們妄圖將古老的突厥銘文與後來的日耳曼魯尼文之間建構一種普遍聯繫，前者是後者的淵源，雖然有可能兩者之間並無有效的關聯。用魯尼文來稱呼古突厥銘文卻是學界的一般認識。
文物倉庫中的毗伽可汗碑
《毗伽可汗碑》記載了東突厥帝國毗伽可汗本人的豐功偉績，碑文從東面開始敘述可汗繼位之後的情景。從突厥投降唐朝開始，歷數其種種罪惡：使突厥人民成為喪失國家的國家，失去可汗的可汗；高貴的男兒成為唐人的奴隸，清白的姑娘成人家婢女。官員們捨去了突厥傳統的官號，採用唐朝官銜，臣服唐朝皇帝。把一切交給了唐朝。
通過其父汗頡跌利施可汗幾十次的戰鬥，局面終於得以扭轉。從他八歲講起，殺敵無數，徵戰九姓烏古斯，打到粟特的領地鐵門關，連唐朝人也成了手下敗將。西面突厥文是有關毗伽可汗兒子登利可汗的內容。整個碑文則由毗伽可汗的侄子藥利特勤書寫。
比起魯尼文部分，北面漢文碑文保存得最差，隱約可見一些漢字，完全不能閱讀。近世中國人知道毗伽可汗碑，是在清末光緒年間。光緒十九年（1893）秋俄國駐北京公使喀西尼（ A. P. Cassini）將著名語言學家拉德洛夫拓制的和林三碑《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鶻毗伽可汗碑》拓片，送到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代為釋讀。當時，蒙元史專家沈曾植正在總理衙門譯署任職，作三碑跋文以復俄人。俄人將沈文翻譯刊布，屢為西方著作引述，即所謂總理衙門書。沈曾植獲得碑文拓片後，曾示與當時著名金石家葉昌熾、翁同龢等人，或與這些人有過討論。
根據以往對碑文的記載，漢文中有「起居舍人內供奉兼史館修撰臣李融奉」等字樣。字體是唐玄宗時代流行的隸書。
《毗伽可汗碑》魯尼文碑文和背面的上的漢字銘文
倉庫的周圍擺放著從毗伽可汗墓地運回的石獸、石羊及墓板，在孫正軍、胡鴻二位的幫助下，我們對這些遺物進行了詳盡的測量。
羅新急迫地給我們講述他們2004年參觀時的發現，簡言之，石板上雕刻的一鳥，與粟特墓葬發現的祆教祭司圖中的相似。經過仔細觀察，我說了看法，石板上雕刻的就是兩隻朱雀的形象，類似的形象在唐代壁畫、石刻上極為普通，並無特別之處，似乎與粟特人的祭司形象無涉。聽完這些，大家都「噢」了一聲，似乎有些失望。如果在毗伽可汗墓中發現了與祆教有關的內容那該多好呀，但我並不企盼這種可能。
石人像袖手而立，只有較誇張的眼、鼻、口，值得注意的是身上簡鹿刻畫，是典型的湯姆嘎。
毗伽可汗碑碑額上的鹿形圖案湯姆嘎
敖其爾催促大家離開，我不舍地最後走出倉庫大門，小主人已經拿鎖等待在旁邊了，看我拿起相機拍照，便靠在門口不動，望著相機。上鎖後，獨自回到草原小屋，看來這樣的參觀經常發生，她是有經驗的。
闕特勤墓地
車開了十多分鐘，來到距離倉庫不到1公裡的闕特勤墓地，這時時鐘指向11點40分。墓地被一圈綠色的鐵柵欄圍起。入口處豎立著一塊不鏽鋼的牌子，牌子上端印有蒙古與土耳其國旗，用蒙、土、英三種文字介紹墓地的情況。具體地點，北緯 47°33′836″，東經 102°49′914″，海拔 189米，與倉庫的高程差不多。
《闕特勤碑》豎立在一塊不大的方形碑座上，碑座長 159釐米，寬112釐米，高度不詳，凸出地面約十幾釐米。石碑青石質，高327釐米，寬132釐米，左側厚46釐米，右側厚45釐米。碑的邊角切削過，形成倒角，倒角處也刻滿魯尼文。
碑的正面朝東，碑額與碑身一體雕鑿而成，碑額為兩螭龍相對，不過左側缺一角，為雷擊所致。闕特勤碑原本矗立於原野，宣統三年（1911）清朝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慮其無保護設施，便仿照中原習慣，建一碑亭保護，誰知曠野上的建築便成了雷擊的目標。石碑的西北角遭雷擊損壞，從被擊的部位判斷，雷電來自西北方向。如果毗伽可汗碑也是這樣面東而立，背面漢文所遭受的侵蝕就可以理解了，蒙古通常的主導風向是西北風，風蝕、雨淋、雷電擊損，斷為三截的毗伽可汗碑，在這樣的環境中保存了千年。
闕特勤墓地地面設施復原
闕特勤碑保存情況要好得多，碑額中央兩行六個楷書大字「故闕特勤之碑」，碑文用隸書，共有12行，滿行36字。碑文並沒有滿布碑石，甚至給後來者留下很大空間，碑文末有一行隸書小字「宣統三年（1911）庫倫使者三多觀並建亭護之」。文末年號楷書「大唐開元廿年歲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其中「七」字或已模糊不清。碑邊線刻蔓枝花紋。
漢文文字出自唐玄宗之手，其中的隸書，很可能也是唐玄宗親筆書寫，史書記載玄宗善隸書
闕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去世後，應毗伽可汗的請求，唐玄宗派出唐朝工匠建造墓地、祠堂，雕刻了闕特勤像，並親自撰寫碑文。《新唐書·突厥傳》記載了這件事：
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於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
《闕特勤碑》的魯尼文部分也有記錄：中國可汗給我派來自己的宮廷畫師。我囑咐他們迅速地建好專祠。我命令他們在裡外牆上飾以雕琢，豎立石碑。
闕特勤死後，毗伽可汗親自為他的弟弟撰寫了魯尼文的碑文。所以在碑文中才有「我囑咐他們」「我命令他們」的詞句。魯尼文的碑文寫滿了碑的左右及後面，在側面倒角處也寫有碑文。
突厥是一個崇尚英雄的民族，像闕特勤這樣的英雄，突厥人注意他所經歷的每次戰鬥，帶有文學色彩地詳盡描述一些細節：
他用箭射死一人，並追殺兩人。當他進擊時，折斷了拔野古兒白馬的大腿。闕特勤在那次戰役時三十歲。他騎英雄ŠlcÏ的白馬衝擊。他連續刺殺二人，我們殺死、徵服了葛邏祿。
碑文不厭其煩地描述突厥英雄在戰鬥中的英勇，甚至多次提到他所騎駿馬的顏色、名字。當然，英雄的勇敢是與生俱來的，並引以為豪。
闕特勤碑
唐玄宗御撰碑文並派大臣、工匠，在碑文中深情地寫道：
可汗，猶朕之子也。父子之義，既在敦崇，兄弟之親，得無邊類，俱為子愛，再感深情，是用故製作豐碑，發揮遐徼，使之千古之下，休光日新。
認為他們會「以親我有唐也」。可是，毗伽可汗的碑文對唐人友誼卻警惕地說：
雖然我們與唐朝建立了關係，他們慷慨地給了我們這麼多金、銀、糧食、絲綢，唐人的話語甜蜜，寶物華麗。他們用甜蜜的話語、華麗的寶物誘惑，使得遠處的人民靠近他們。
他們心懷惡意，不讓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為。
魯尼文也是闕特勤的侄子藥利特勤寫的，據他說，書寫碑文及牆上的全部文字用了二十天的時間。唐朝工匠鐫刻了漢文、魯尼文的碑文，但是他們卻始終不明白突厥人對唐人憎惡，雖然突厥人是明白表露，並由唐人親自鐫刻於碑上。
《闕特勤碑》漢字碑文和魯尼文碑文
《闕特勤碑》深受晚清民國文人重視，日前，在讀一本書法書時，看到烏裡雅蘇臺參贊大臣志銳曾經給清宗室盛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及《闕特勤碑》拓制拓本的艱辛：
《闕特勤碑》距古和林尚五六百裡，地名哲裡夢。碑已傾覆於地，集蒙人扶起之，大費厥事，喜碑文尚少損壞。距烏裡雅蘇臺二千餘裡，派人足三閱月始歸來。惟天寒風勁，紙墨俱不合式，拓得數本，尚有不真者，檢較真者一本奉寄清齋，以供珍賞，可謂不負委任矣。
我們並不知道唐朝工匠在營建闕特勤墓時的參與程度，但從來人身份分析，主要是突厥稀缺的精於繪畫、雕刻的工匠。墓葬的整個布局可能是按照突厥人的傳統來安排。
闕特勤碑部分拓片，正面漢文、背面突厥文
闕特勤卒於731年2月27日，闕特勤碑於732年8月1日豎立，祠堂在733年底才竣工。1957年，捷克考古學家主持了蒙古—捷克聯合考古隊對闕特勤墓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雖然這項工作未能圓滿完成，但仍然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入口處到祠堂有一條道路，道路兩旁有石像。至發掘時，保存下來的石像共有四個，三男一女。往後是一座庭院建築，牆壁上有壁畫，臺基上共有十六根立柱，支撐著大殿。大殿內發現闕特勤和夫人坐像殘斷，顯然是唐人工匠的作品。祠堂的西側有一塊巨型花崗巖。現在這塊花崗巖石呈長方形，長220、217釐米，寬177、173釐米，中間凸起，有一空洞，直徑約有68釐米。這塊巨型石塊，可能是祭壇，原來應該是方形，後被破壞，殘塊壘放在旁邊。
整個墓地由建築群組成，闕特勤碑佔據墓地中央。墓地坐西向東，東邊入口處，最前面豎立著兩個雕刻粗糙的石人，接著向東有兩個石羊，再向東有兩排列石，每排有十餘塊。向後中央有一排列石，或許就是文獻中所謂的「殺人石」，據統計有169塊。過去日本學者林俊雄說原本有上千個以上，現在僅存這些。每個石塊之間約有3米，很明顯有出入，原有上千塊的推測可能有問題，是否被人搬動過，現在也無從查證。
……
突厥人嗜殺並以此為榮，最後的結果，是要在死後統計平生所殺敵人的數量，將殺敵人數用一種形式固定在墓葬前面。《周書·突厥傳》記錄突厥人風俗時專門提到這一點，「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北史·突厥傳》也說，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這種以殺人數量在墓前標誌的做法，使人們很容易地與突厥墓前縱列的石塊聯繫起來，石塊多少則依平生殺人數量。
突厥人殺戮的對象似乎有特定目標，地位愈高，產生的榮耀愈大，他們會津津樂道。突厥語中殺人石被稱作「Balbal」，敵營中的勇士被殺，才能被立作殺人石，殺死普通人並不能作殺人石。《毗伽可汗碑》稱：毗伽可汗「我斬其勇士當作殺人石」。並說「為紀念我父可汗，首先把邊茲（ baz）可汗立作殺人石（ balbal）」。黠戛可汗，唐朝的郭（ Qugh）將軍，都被毗伽可汗立為殺人石。殺人石並不只是自己的殺敵紀錄，也可將自己所殺之敵製造成殺人石，貢獻給特定對象。
殺一人立一石，毗伽可汗墓殺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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