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可觸動的記憶之痛）
在我們生活中，總會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事件，它們本身可能極其平常，但是，當想像力賦予其光環的時候，就會變成特定個人的「記憶所系之處」，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不斷再賦予其新的意義，最終成為一個群體的象徵，甚至由此塑造了我們所認知的這個群體。
這就是皮耶爾·諾哈試圖書寫的法國史，這就是皮耶爾·諾哈發現的、人們如何塑造的法國。
1，環法自行車賽
梁文道老師在鳳凰衛視做過一個節目，介紹過這本《記憶所系之處》，其中喬治·維加黑洛（Georges Vigarello）專門談到過環法自行車賽（也可以參考《環法自行車賽—民族的激情》）。
環法自行車賽開始於1903年，機動車報（L'Auto）為了與當時法國最大的體育報紙自行車報（Le Vélo）競爭，開始主辦的一個自行車賽事，由此吸引讀者訂閱和廣告商支持，當時時間就長達19天，幾乎環繞了法國整個邊境線。下圖是2015年環法的線路，2014年已經部分在英國境內，今年從會在荷蘭的烏德勒支，第三段才返回法國，有4天的阿爾卑斯賽程（在險峻的阿爾普迪埃），3天庇里牛斯山區賽程，是屬於逆向環法的線路。
法國的國土呈一個漂亮的六邊形，這個符號特別有意義（回復67獲得談這個象徵的文章），被稱為天然的疆域，其中三邊都是大海，
兩面臨山是阿爾卑斯山脈和庇里牛斯山脈（通常都是最難的賽程）。
環法幾乎就是圍繞這個類似完美六芒的邊界騎行一整圈，繪製出一個擁抱全法國的圓環，把整個國家搬上了挑戰個人極限運動的舞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頌揚國土的再現形式，相當於參賽的自行車手都是以自己的肉體來量度自己的國土。法國被身體居住，領土以呼吸計量。這種冒險證實了邊界的正當性，兩個山脈就像是兩個「殘酷的怪獸」，對每個如同獵物的參賽者虎視眈眈，予人一種無法跨越的印象，法國在其中獲至某種全然的一致性，被安頓在高山與大海之中。
環法的這個形象，在現代被媒體化和圖像化之後更加被無限的拔高，環法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自我的挑戰，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儀式感十足的表演。連接不斷的賽事，每個賽區的民眾不同風格的慶典，滾滾而來的信息潮，不斷刷新的成績和記錄，在缺少上帝和精神超越的現代社會中，環法可以說是法國社會體現理想，甚至是神聖的最後一個領域。它已經從最初只是一本雜誌為了吸引廣告主的手段，最終演變成法國民眾共同認同，而且舉世公認的法國遺產之一。成為環法車手並成為法國精神的代表，與蘭斯·阿姆斯特朗、博納·伊諾（Bernard Hinault）、米格爾·安杜蘭（Miguel Indurain）、艾迪·莫克斯（Eddy Merckx）一樣，去創造傳奇，激勵了一代代的法國青年，
既充滿了人性又遙不可及，既與他人平等又不同凡響，因此一下子催生了一個巨大的可能實現的社會夢想。一一喬治·維加黑洛
（上圖：雅克·恩奎蒂爾Jacques Anquetil、埃迪·墨克斯、伯納德·黑諾特Bernard Hinault 輝煌三星）
在環法的最後一個賽段，香榭麗舍大街，是巴黎民眾的一個集體狂歡，也是一個神話故事的落幕，
代表著法國的奧林匹斯，新時代的英雄，在此時，在此地，在凱旋門的背景之中登頂。
2，思想同步與集體記憶
有趣的是，雖然環法已經是各國自行車手參與的比賽，比賽的賽程已經不局限在法國，一年一度的環法賽已經數年沒有法國車手奪冠，然而，環法仍然是一個用來記憶法國身份的集體記憶，存在於法國這個群體，甚至更廣泛的群體之中。
這不是其他的賽事，或是僅僅修建一個建築就可以完成的，
上圖是一個高仿的凱旋門，除此之外，武漢還修建了酷似國會大廈的廟山酒店、酷似米蘭大教堂的風情街、仿富士山櫻花裝飾了磨山，但這都不過是賽事、建築而已，在之上，都缺少作為群體身份的記憶。
不是個人的記憶，而是，與很多人一起共同的記憶，記憶所系之處（記憶的場所lieux de memoire），
一個「記憶所系之處」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the work of time）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一一皮耶爾·諾哈Pierre Nora
它從萌生、到成型、不斷被遺棄、被重拾、被再詮釋，開始僅僅是作為重複被感知，最終作為記憶被再次感知（赫頓），逐漸就成了這個共同記憶的群體的身份，而這個記憶所系之處，也由此將這個群體塑造成一個共同體，使群體中的個人獲得認同，並擁有同化其他群體的力量。
長徵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回復72獲得文章《長徵與群體共同體的煉成》），在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相互結合的特殊情形下，在人群中的某些群體中會表現出孤立意志的方向性，進而構築某種共同體，當我們把長徵同恐懼、絕望、求生和意外的倖存這樣的生命現象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一定程度上可以復原它的形成和成長，這個現代史上最為壯觀的奇蹟。
通過這個過程，我們試圖觀察思想在社會中如何運行的事情，其運行不是社會安排的簡單調停，而是社會安排的建構。正如任何革命都是集體人心的改變，而穩固的群體則藉助某種媒介，保證命運共同體的感知，可以讓素未謀面的人產生共享的文化，當今發生的世事與過去感興趣的關聯出現，使得我們對群體產生想像。
這種群體意識的頂層設計並非不可能，許多思想家提倡一種新的「國教」，成功的領導人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內容灌輸到教育制度中，擴大公共的儀式，並批量生產出公共的紀念物。到了19世紀，浪漫主義對於紀念增加了巨大的熱情，並擴展到各種各樣的形式，包含硬幣、勳章、郵票、雕像、碑刻、紀念品。幾乎在同一時間，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都出現了，而且，幾乎不再局限為教育手段。
我把這些方法統稱為「思想同步」，它替代他人形成主觀經驗。
一個人的經歷是有限的，我們所獲知的大部分信息，無論是知識還是見識（回復68獲得參考文章），都並非源於現場的親歷，並非自我的主觀經驗，哪怕知道某種真相（或真理）可以間接獲得證明，但這種「獲知」還是隔了一層，藉助別人的眼睛。早期的個人經驗都是手口相傳，無論何種形式建立的一個通道，一端說話者通過這個通道將思想傳給另一端的接受者。而後，逐步形成外化的可以保存的文字，這又有理解的隔離。文字成為了一個通道，一端的書寫者通過這個通道將思想傳給另一端的閱讀者。生命通過基因（gene）保存信息，文化通過meme保存信息。要處理持續的變遷，記憶還是最有用的工具，它形成了完整的自我理解。現代的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自我形成的過程變得更具反射性和開放性（湯普森）。技術所做的所有努力，無非增加了思想同步的手段，為個人經驗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方式。
無論何時，我們生活的群體都能提供給我思想同步的方法，至少在某一時刻，我轉向他人，並採取了他人的思考方式，在另外一個時刻，他人轉向了我，將我的主體經驗同步到他的主體經驗之中，或者將他的某種不確定的、不完全的經驗呼喚出來。這種同步不是複製，它產生變異和個性。它就是那個基礎網絡的連接和交換，誕生群體的多樣性和差異。網絡（社會）本身必須適應這些條件，就像群體必須接受個體生命是有限這樣一個事實一樣。人們將自己封閉在一個有界限的群體（家庭、學校、宗教組織、國家）之中，儘管比起封閉在一個既定的生命周期中的必然性來說，這種必然性並非不可避免和無法改變，但它仍然與網絡所需要的統一性相對立。正如個體化是群體和個體的兩面（回復76獲得文章《百年孤獨》第一節個體化）一樣。群體往往要消除可能導致個體彼此分離和群體相互疏遠的記憶，是生命的有限和社會連貫性的對立，總之要適應社會均衡條件的變化，這也是群體在每一個時期都要用這種方式重整記憶的原因。
生命必須表現為差異性的個體，因為任何結構都會自重複，生命又必須存在群體，僅僅是複製無法產生變異和個性，一個破壞性的病毒就可以毀滅，個體差異和群體存在，也就是Stand Alone Complex是一種頑強抵抗各種毀滅性災難的防禦機制（回復70獲得文章《Stand Alone Complex》）。記憶存在於個體之中，獨一無二的記憶造就了獨一無二的人，在一個頭銜、一種美德、一種品性背後，社會即刻察覺到了擁有它們的那些個人，時光流逝、那些群體和個人置身其中，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了他們的印記。只要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歷史滲透進入這種記憶，就會被轉譯為一種教義、一種觀點、或者是一種符號，並獲得一種意義，成為社會觀念系統的一個要素。社會接納所有思想，即便是最古老的思想，假定他們仍然吸引這理解他們的現在的人們。然而，在每一個時代，在不同的群體之中，它們都被重構、被變形，彼此支撐、相互扶持，形成一個所有個體記憶的結果、總和、某種組織的網絡，這就是莫裡斯·哈布瓦赫所謂的集體記憶，而閃爍在那些微的個體身上的，
無非是那記憶的微光（Remembering the Light，Kevin Kern）。
（本節部分改寫自莫裡斯·哈布瓦赫《記憶的社會框架》，錯誤的請歸於我，偶爾正確的，請歸於哈布瓦赫）
3，結語
昨日的社會凝視著反射在過去之鏡中的自身影像，沉思默想，不能自拔，除非漸漸的，在同一面鏡子中映出了其他的影像。也許這些影像不太清楚，人們也不大熟悉，但是，他們卻為那個社會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一一莫裡斯·哈布瓦赫